1.不言放弃只是暂别
毕淑敏
我小学毕业时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录取率是四百分之一。在三十多年前，能够从小专修外语，是很难得的机会。学校的规条是：你的一生已经被党安排好了，毕业后直升北京外国语大学，将来成为新中国的红色外交官。
于是外语成了所有科目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初中阶段，数学就成了“副科”。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练习到半夜说梦话，都是用的外语，你才是一个好学生。
我很喜欢数学，但是在这种偏科的教育下，觉得自己不合时宜，只有把真实爱好隐藏起来。假如不出意外，我们这些从小专修外语的孩子，一定会被培养成标准的外语人才。这不是基于我们的爱好和才能的因素，而是社会这个巨大的砝码，一举决定了我们的职业选择。
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生完全中断了学业，除了用外语背诵《毛主席语录》，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几乎不学习任何科学知识。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当时有条特殊的规定，凡借看一本书，还书时必须交一篇大批判稿，否则就不能再借书。苛刻的条件没有阻止大家读书的热情，几个女生一窝蜂地跑到图书馆，每人借回一本书，互相传着看，为了取得借书资格，我只好违心写上一篇批判稿。记得我当时读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是批判稿就写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的错误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段落，详见第××页……然后我就挑一段托尔斯泰的语句抄上。翻过一页再写，见第××页，下面又是一段原文摘录。我抄写得还特别工整。由于当时如饥似渴地阅读，又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至今书中许多段落记忆犹新。我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图书馆老师的信任，不断地借书——读书——还书。其他同学懒得写批判文章，陆陆续续地也不再去图书馆借书了，可他们又想知道书中的内容，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让毕淑敏每天晚上给大家讲小说里的故事吧。”这样，就像长篇小说连播似的，我每天给大家讲上一两个小时世界名著，坚持了很长的时间。比如我很详尽地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有个同学(她现在美国)前几年告诉我，听了我讲的故事之后，她再不想看原著了，因为印象太深了。回想起来，同学们的这个主意，还真让我受益匪浅，因为要天天看书，还要认真读懂；不仅要记牢，而且要把故事完完整整地复述出来。到了1968年，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数以千万的青年人，打起背包，到偏远的乡下去了。在滚滚的下乡洪流中，有一部分未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对自己的儿女下乡很不甘心，提出军队的孩子可否当兵？表面的口号是——在军队里也可以接受再教育，其背后掩藏的动机是——军队中有技术兵种，子女比纯粹当农民可能会有较多的发展机会。可能是出于稳定军队官员的目的，高层决策机构同意了“内部征兵”的决定。一时间，军队干部的子女纷纷穿上军装。这就是在1969—1972年间，席卷中国大陆的“内部征兵潮”。不管年龄大小，从十二岁到二十几岁，只要父母的官职到达了某级职务，一律被征入；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只要没有严重的残疾，伪造体检证明后也可以被征入；也不再控制军队的性别比例，许多女孩子拥入军队。这可以说是对“全员下乡”的一种挑战，使得在当时那种单一的职业选择导向下，有了另外的一些可能性萌生。但这种选择，是以家庭背景、父母的阶层特征为先决前提的。如果你是出身工人阶层，除了在对外征兵的激烈角逐中偶然被选中外，进入军队的机会十分渺茫。特别是平民女性，在征兵中，机遇几乎是零。
我就在这时参军。
到了军队以后，经过短暂的新兵训练，就开始分配了。军队的女兵可供选择的职业很少，一是卫生员，也就是医务工作者。一是话务员，以后有机会做通信技师。就我个人的志向来说，我很想成为一名技师，但据我所知，能分配去当技师的可能性大约为百分之三。
我至今非常清楚地记得，临近分配名单公布时，女兵们的心情如火如荼。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愿意当卫生员，便很害怕仅有的那几个当话务员的名额落到自己头上。但我充满着另外一种担心：我不喜欢学医务，却很可能被迫穿上白色的护士服。
在这种恐惧与矛盾当中，没有任何一名握有分配权的领导，询问过我们个人的意愿。在他们眼中，个人的爱好和素质是毫无意义的。当人的职业选择被社会异化为一种没有生命的物体时，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分配名单公布了。我被分配当卫生员，紧靠着我的铺位的另一位女孩子，被分配当话务员。她当时就哭了，因为她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医生，理想在这一瞬破灭。
事隔三十多年之后，那女孩已成为一名优秀的载波工程师，但我们畅谈往事的时候，她说，我还是刻骨铭心地想当医生。只是这辈子再没有希望了。我的梦想也在一刹那化为泡影，只得极不情愿地走进充满了药水气味的病房。我后来问过掌管分配大权的领导，根据什么来分配？领导说，根据概率。我们面对着名单，勾勾画画，轮着谁是谁，很简单，很快。设想当年分配的时候，如果我和我的邻居女孩，在名单上占据的顺序调换一下，那么我就可以如愿以偿地当上话务员，她也不必等到下辈子才能一圆自己的医生梦。那个社会被赋予职业生杀予夺大权的领导，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借着偶然性这把利剑，他把很多女孩子一生的选择改写了。
阿里，平均高度五千米以上，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区，面积有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多江苏省那么大，而人口只有三万人，地广人稀，高寒缺氧。从北京这个文明繁华的都市，一下子来到中国最荒凉、最偏远、杳无人烟的地方，反差太大了。放眼望去，只见无穷无尽的高山，千年不化的寒冰。生活十分艰苦，一年四季，穿着一身无法更换的棉衣。行军拉练时，女孩子一天要走一百二十里山路。这在平原人都难吃消，何况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还要负重，扛着枪、卫生箱、饭锅、米袋、棉靴……对我来说，真是大考验。终年难以吃上一口青菜，更没有零食，仅有的脱水菜，泡开后像一碗烂泥，难以下咽。我的许多战友，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雪线之上。
在广袤无垠的高原上，十一年艰苦生活的锻炼，使我懂得做人的责任，领悟到真理与庄严、崇高与伟大、勇敢与坚强的内涵。人生有许多事件，是难以选择和把握的，但有一点，人可以决定——那就是自己对人生的态度。积极地、向上地、友善地、努力地、乐观地、充满信心地去对待生活，这是雪山和高原给我的礼物。我虽然不喜欢医务工作，但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努力工作，好好学习。在无可选择的形势下，我开始很刻苦地学习医务知识，经过系统的医学训练，我从卫生员成为一名军医。
后来在军队发生的一件事，给了我很大的刺激。我原以为只要自己对工作认真勤勉，医术高超，热心为病人服务，我就会在专业上有很好的发展。不想一次在为司令员治病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赞扬我的医术不错，一方面长叹道，可惜你是一名女兵。
我很惊讶，忙问他男女有什么不同？司令员回答道：军队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武装集团，你作为女性，无论做得怎样好，也很难承认你。那一瞬，我非常失望。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我的性别在当今的社会里，是我的羞辱。社会已经把我们固定在较低的层次上了，无论你怎样努力，它都像玻璃天花板一样，悬在头顶，阻隔着你的发展。
在军队服役十一年以后，我转业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医务部门做领导，并担任内科主治医生。我开始在医学以外的领域寻求发展。
我决定要找一个男女同工同酬的行当。不愿在付出了同样的努力之后，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年轻的时候，我受社会的制约，无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当我步入中年以后，有了相对的空间之时，我要尊重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寻求新的天地。
客观上，转业回来后所在的医务单位，由于周围大医院林立，业务量不足，使我成为一名优秀医生的理想变得渺茫。既然生命的能量找不到宣泄的缺口，另外的选择也就呼之欲出了。
冷静分析之后，我发觉自己再也不可能当工程师了。这时的我，已经对医学有了很好的接纳。因为这个行业很能给人以安全感和自我成就感。但我少年时对文学的爱好始终伴随着我，加之在西藏服役的那段传奇经历和与北京现代都市的巨大反差，使我很想把那段经历写出来，传达给更多的人。
在当年外语学校的选拔考试中，老师曾说我有很好的语言天赋。我不知这个说法是否有足够的道理，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我对语言方面的能力很自信，并保持着这方面的爱好，进而广泛涉猎了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有关的中文课程，最后取得了电大中文专业的文凭。这使我的知识结构从单一的医学模式变得比较适宜文学创作。
基础较为坚实之后，我开始小说写作。那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已不年轻。但我的心理状况不错，并且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所受过的医学教育和实践，使我有一些可以迁徙到写作中的经验。比如多年来养成的临床细致观察病人的体验，就使我对自己笔下人物的音容笑貌，有很好的把握。另外医生的冷静和客观，包括悲悯人生的博爱襟怀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立场，都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很正面的指引。
第一篇小说顺利发表，我大受鼓舞，感觉自己可以在这个新的领域探索下去。从那以后，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发展生涯，迄今已十几年，共发表了两百万字作品。常常有人问我，你最后为什么弃医从文？我总是要做一个小小的纠正，我不是放弃了医学，只是暂时的告别。因为我尊重医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又知道自己不是多面手，难得能同时做好两件事。世界上有些人能一边做好本职工作，一面勤奋地写作，我很敬佩他们，很惭愧自己做不到。医学和文学都是需要全身心投入的事业，我无法兼顾。假如同时来做，只怕捉襟见肘。特别因为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事业，是和人最宝贵的生命打交道，如果出了差池，人命关天。文学的创作，经常会进入浮想联翩忘乎所以的情境，倘若写得兴起，到了夜里三点，还不忍罢笔。勉强睡去，早上八点就要正常接诊病人，我以为是对他人的最宝贵的生命不够负责任的表现。在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二年的医学生涯以后，我是把责任看得重于泰山。在爱护自己生命的同时，深切地关怀他人的生命，已成为我为人的根本信条之一。于是，我在一个深夜，作出了暂时告别医学的决定。那一刻，我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今生今世我还会不会再穿上白衣。因为我现在对这个世界有话要说，所以我会写作。当我的话说完的时候，我就要明智地闭起自己的嘴巴。到那时候，假如我的头脑依然清晰，手指依然敏捷，口齿依然清晰，记忆依然牢靠，我想，我也许会重操旧业。即使最先进的仪器使用方法已无法掌握了，但在小巷的社区服务站里，做个医小伤小病的门诊大夫，估计还可胜任。其实，带给我们身体最大病痛的，也许并不是最后那致命的一击，往往是细水长流的折磨。能态度和蔼细致入微地帮助人缓解痛苦，实在是让自己快乐也让他人幸福的善事，我会很乐意那样度过不再写作的日子。
我近年来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学位，每日横穿北京城，背着书包，成了辛苦的小二郎，挂刀封笔。每日灯下，写的不再是小说和散文，只是一篇篇的作业和论文。常有朋友问，你早已有了一个硕士学位，这是何苦来的？我总答，辛苦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开心。这个世界上，有三门主要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医学、文学、心理学，蒙命运垂青，我一一涉足。虽是浅尝辄止，但融汇在一起，相互比照，十分有趣。人在我的心中，高大而卑微，勇敢而羞怯，善良而凶残，威猛而懦弱……人是复杂的梦幻与铁血的真实的完美嵌合体。研究人描述人使人更完善美好，是我很惬意的工作。
2.蜜蜂、清泉、利剑和星星——毕淑敏印象
童庆炳
好久没有写散文。这一回要写的是从雪山走来的原来的学生、现在的著名作家、文坛当红“花旦”毕淑敏。开了几个头，都觉得有点像写小说似的，矫情，不满意。还是从头说起，平实道出，也许更能写出毕淑敏在我心中的点滴印象。那是1988年的事情。我当时在北师大研究生院任职。我们与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合作办了一个研究生班。我给这个班开了一门叫“创作美学”的课程。学生比较年轻，他们中有些已经成名，写作又正在兴头上。开夜车，熬夜，起不了床，他们常旷课。来听课的“常委”大概只有十几个人。毕淑敏就是“常委”之一。有一次我了解到，她不在院内宿舍住，是走读生。一面在单位拿着听诊器当主任医生，一面却拿着书本当女学生。她家和单位在南城宋家庄附近，每天都要从南向东穿越大半个北京古城，到几乎是坐落在北京最东头的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听课。风霜雨雪，从不中断。特别是冬天，北京城似乎还在睡梦中，她就冒着寒冷的风雪，穿着臃肿的羽绒服去挤公共汽车，尽管挤公共汽车也许对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是观察人的好机会（像她后来所写的一篇散文所讲那样），但是我作为挤公共汽车的过来人是深知其中的艰辛的。每当我看见她那红扑扑的脸在教室落座后，都令我这个当教师的感到由衷的欣慰。她那时似乎是怯生生地挤进文学这道高高的门槛，还不能十分肯定自己是不是属于文学的世界，所以十分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毕淑敏，一只勤劳的蜜蜂。
我的课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生的注意，原因之一是每次上课我都要结合我的论点分析一部学生的已发表的作品。这样就不断有学生送他们的已发表的作品或已出版的书给我。毕淑敏送给我的是她的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我接过她的作品，并没有过高的期待。有一天，我翻开她的小说，竟然把我吸引住了。我被那里面所写的人物的精神所感动，而最让我吃惊的是她所写的竟然是“文革”时期一支队伍在昆仑山“拉练”的故事。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在讲“文学创作的原型”问题时，分析了她的《昆仑殇》，我的艺术感觉告诉我，毕淑敏写的是一个现代题材，但她小说的精神是“返回人类精神的故园”，她笔下的故事与我们民族古老传说“夸父追日”、“愚公移山”有着血脉的联系。她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夸父追日”、“愚公移山”的故事的“置换”。我现在查到了讲稿，我当时用格雷马斯的方阵图比较了“愚公移山”与她的《昆仑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