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父亲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特有的认真与执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使命大于回报、困难多于手段的社会工作中。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缠身的他，几乎支配不了自己的时间，难以创作自己的作品。渐渐地，他远离了书案，淡出了文坛。当时，省作协没有自己的刊物，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十多年前曾有过的养鸡经验，使他萌生了“喂只文学的鸡、下点儿文学的蛋”的创业冲动。于是，父亲说服他的企业家朋友，拿出了“喂鸡的米”，搭起了“养鸡的窝”。父亲靠朋友给的十万元钱，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充满激情、放飞希望地创办了省作协机关刊物《热风》。可是父亲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不谙管理经营之道，在激烈的书刊市场竞争中，他付出太多热情和辛苦的《热风》，就像当时商业大潮泛起的无数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市场跟他这个主编开了一个玩笑，无力支撑下去的《热风》只好改版了。父亲这次商海弄潮拾获的，不止是一个教训，还是一次难得的市场竞争的体验。听父亲说，当他在刊物经营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位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十分正确地要他注意深入生活，他大叫：“哎呀，‘生活’已经把我‘深入’得受不了啦！”
1996年，父亲从省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休，担任了省作协名誉主席。在退休后的日子里，父亲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执着率真的探索精神，追求完美的年轻心态，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近年来，他相继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1999年)、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2001年)、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2002年)、长篇传记文学《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2004年)等，在题材、形式、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和突破。其中，《飘逝的岁月》收入了父亲访问美国、奥地利、墨西哥等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而集中创作的一批散文作品。他三十年记者生涯练就的看家本领，在这些散文中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发挥。在纪实中流露出对中外文化的反思，在叙述中表现了他特有的幽默感，读起来异域风俗、民族特色和文化气息都十分浓郁，像是醇厚甘洌的陈年老酒，又像馨香沁人的雨前新茶。以中原文化为背景，描述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史，折射中国近百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并与其他二十二部长篇小说一起，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与《远去的驿站》一样，是一个关于我们家族成员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它在《报告文学》杂志上一经刊出，此期杂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在父亲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也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父亲是一个思想深邃、敏感细腻、个性鲜明的作家，因此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就连一些青少年读者，对父亲作品的艺术风格都十分熟悉。1999年一位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语文试卷的作文开头这样写道：“我羡慕李清照的婉约清丽，辛弃疾的豪放雄奇；我崇尚曹雪芹的博大精深，鲁迅的沉郁典雅；我喜欢赵树理的朴素自然，张一弓的淋漓尽致”(见《高考话题作文的特点及训练策略》，作者：厉复东、郭广福)。还有一个考生以《我的作家梦》为题的高考作文，依次列举出了各个领域里的代表人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李清照、辛弃疾、曹雪芹，鲁迅、赵树理、张一弓、钱钟书、茅盾；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刘德华、刘晓庆、乔丹、李宁；还有杜勃罗留波夫(见《高考作文创新启示录》，作者：乙平)。童言无忌，孩子的话是率真的。姑且不论这两位同学把父亲与如此多的文学巨匠、科学家、企业家、文体明星并列起来是否恰当，但起码他们熟悉父亲的作品，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父亲的语言风格。
更让我惊异的是，佛门圣地九华山佛学院教务长、甘露寺住持、杭州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刚晓法师，大概从父亲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佛学精神和悲悯情怀，在讲解深奥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时，竟以父亲与其他文学名家为例，引证其中的玄机。刚晓法师在对信徒讲到“文身”时说：“文身，即文章。它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算文身。更甚者如老子的《道德经》、马克思的《资本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著作，是世界上不同领域的高峰，也可称文身。”他认为：“名、句、文都是从音声、语言上而立的假法。身是聚积的意思。这名身、句身、文身只是色尘上的差别而已。你若执着于它，看经书使得你知道的越多，文字障碍越大。你若善于运用，它是文字般若。”(见《〈大乘百法明门论〉口述记》，作者：刚晓法师)我虽然不懂佛教，但是看到佛教界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如此了解，并据以讲经说法，的确使我大为震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
父亲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越激动，语言表达就越流畅、越生动、越犀利，因此形成了他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同时，在生活中，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也在无意识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十多年前，父亲和母亲平静地分手，至今两位老人都没有再组成新的家庭。每逢年节或家里遇到大事、喜事，他们都要在儿孙们的簇拥下，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商量事情，共享缺失的天伦之乐，彼此都很友好、很开心。对父母亲生养了我们姐弟四人的那段三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父亲曾经说过：“这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个扣子扣在了第二个扣眼上，这不是扣子和扣眼的过错，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父亲还说：“缘分可遇而不可求，我从来不会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宁愿去享受这种孤独，它能使我心无旁骛地写作、思考……”无论怎样，父母亲都适应了自己的新生活，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着长辈的责任，维系着彼此的亲情。父亲好像是快乐地享受着孤独，当亲友通电话时问他：“你在忙什么呀？”父亲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秘书呀！”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保姆。”有时却说：“哎呀，现在不是通话的时候，我正给张一弓下面条，开水滚锅了呀！”
做了外公的父亲，在两个外孙女面前，从来就没有像对待我们姐弟四人那样的威严。每当外孙女来到他的“领地”，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动嬉戏，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可以把外公的耳朵拉到自己的嘴边，说一说只有他们爷孙才知道的“秘密”。父亲可以放下手中的活儿，一只手抱起一个给她们讲故事；他还要找出在旅行途中为外孙女准备的各色各样的小礼物，不偏不倚地装到两个袋子里，免得她们吵架；他可以认真地与两个“小大人”交谈，耐心地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并从“恕不外借”的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籍送给她俩。外孙女同时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拿出了一笔“助学金”，这与我们小时候相比，真是太奢侈了。也正是在与外孙女一起开心地耍闹时，才能看到父亲绽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父亲快七十岁了。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仍然关注着中外赛场的各项体育比赛，逐一数说我国体育健儿在二十八届奥运会上拿到的三十二枚金牌，如数家珍；仍然爱吃很有嚼劲儿的河南手擀面，更有嚼劲儿因而更能解馋的是更硬一些的山西刀削面；仍然保持着夜间创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仍然常常把自己关在堆满书刊报章的房间里，面对闪烁的屏幕，敲击无怨的键盘，倾听心灵的对话，驾驭奔涌的思绪，孤独地守望着那片富饶、蓬勃的精神家园。“作为一棵错过开花结果季节的老树，我只想把秋天以后的时光重新安排……”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为他祝福！
3.孤独的跋涉者
刘学林
张一弓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任副秘书长，也可以说，是张一弓极力举荐我到作家协会的。当时是1993年春季，此前我在《莽原》任二编室主任。一弓长我十二岁，是老师，是兄长，更是朋友。
张一弓1935年生于开封，其父张长弓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抗日战争爆发，童年的张一弓与父亲随河南大学逃避战乱，迁徙到南阳、洛阳山区，直至陕西，曾与当时已成名的诗人苏金伞为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开封高中写作比赛中，十六岁的张一弓获第一名，学校介绍其到《河南大众报》工作，被称作“记者娃娃”。1956年，张一弓入党，同年《河南大众报》并入《河南日报》，张一弓也随之到《河南日报》工作。1959年，《牡丹》杂志发表了张一弓的短篇小说《母亲》，谁知一篇小说竟给张一弓带来了一场政治灾难，被省委定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论”的大毒草，受到《河南日报》的点名批判，还有报刊批判其“为右派母亲的母爱唱赞歌”，因为此前张一弓的母亲已被划成“右派”。当时张一弓患“肺空洞”疾病，在肺结核医院口鼻喷血不止，病情危急，其记者部主任到医院和张一弓谈话：“还没有给你戴帽子嘛，经不起考验嘛……”张一弓忍受不了漫长的思想工作，在肉体和精神的疼痛中竟然说出一句让主任惊得一跳的话：“你给我一根烟抽吧！”不久出现了饿死人的“信阳事件”，才中止了这场批判，让张一弓侥幸逃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关进“牛棚”，遭受批斗，之后又成了省委书记刘建勋、纪登奎所赏识的“秀才”而被任命为《河南日报》社副总编、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又垂直跌落，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下放到登封县卢店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
我认为，这一次政界的跌落对于成就张一弓为著名作家至关重要。其一，是使张一弓亲身参加了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其主要标志的历史变革，亲身经历了我国农村“大锅饭”的解体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再加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三十年记者生涯的积累，使他体内岩浆般的文学才华得以喷发。其二，是张一弓顽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毅力。我总觉得张一弓是一个打不垮的人，就像拳台上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每次被打倒都能在读秒中顽强地爬起来，揩一揩血迹，重新投入战斗。
被隔离审查期间张一弓就自学英语。审查来审查去没有审查出任何问题，刚一解除审查，张一弓就写出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该作寄至《收获》，《收获》拟定发在1979年年末的６期，然而河南有关部门却不同意发表（当时发表作品还要调查作者情况）。《收获》编辑把作品送到《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主席巴金手中，巴老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果断拍板，《收获》于1980年１期发出。正是这篇作品发表后，张一弓被迅速下放农村。张一弓就是张一弓，年逾不惑的张一弓顶住压力，出手不凡，一批反映农村变革的优秀中短篇爆响文坛。
初识张一弓是1984年。
那时候张一弓还住在省委二区，青年作家郑彦英也住在省委二区，我就是在郑彦英家里第一次见到张一弓的。当时张一弓已经是轰动文坛的著名作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三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论界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称李铜钟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学校时就读张一弓的作品，并和同学议论，觉得其作品现实主义手法又不乏浪漫主义气韵，风格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情节跌宕，人物耸拔，极富思想力度、道德力度和艺术力度。也听说过一些张一弓大起大落的经历，想象张一弓一定是一条汉子，一见果不其然。张一弓长得不能说非常高大，但身材魁梧，肩宽腰细（现在腰粗了），有一种英雄气质和武林侠风。有一段日子，张一弓、郑彦英、齐岸青、邢军纪、曾平、我等七八个文友经常聚会，形成一个未名沙龙的文学沙龙，曾被戏称为“小作协”。张一弓是我们的老大哥，豪爽慷慨得很，到饭店，进舞厅，从不让我们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