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的思索穿越现实的硝烟与迷雾，直指回忆的境地。“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使我们摆脱所承继的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和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斯蒂芬·欧文语）。然而，在朱增泉的诗歌中，也许回忆模式的采用并非基于艺术“创造”的考虑，而只是诗人想象世界中情感流动的必然趋向。欲罢不能，因此，朱增泉诗歌中关于历史回忆的抒写才会如此的浑然天成。
《猫耳洞奇想系列》是朱增泉将诗思的触角伸向磅礴雄浑历史与宇宙的起点。正如有的评论家分析朱增泉诗歌创作时所说，他“在戎马倥偬之中，在潮湿漆黑的深夜里，他神游八极，像在阅读人类的血光照耀的大典，激溅起思想的火花铺成满天的霓虹”。他的心灵在“梦”里去探访“沙海染黄的古埃及”、“法老和金字塔之谜”，去追寻“普度众生”的释迦牟尼、“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手捧竹简”的孔夫子……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埋在“发黑的老土里”的“光荣和耻辱杂陈的编年史”（《前夜》），生命的轮回繁衍，生命之间的刀光剑影与握手言欢的轮回交替，共同构成这部编年史的沉重底色。但是战争与和平，难道真的就是组成人类历史缺一不可的二元因素吗？就像宇宙中“方”与“圆”的紧密相连但是却矛盾重重的组合？“人之初，是胎盘中的一个圆／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降生到地上，都从慈爱母亲的胸脯／那温柔的太阳和月亮里／吸吮生命、思维和灵感／却忘了吸吮太阳和月亮昭示的／圆的哲理，圆的思想”，“人的绝顶聪明／竟是从圆的头颅里/滋生出了方的思想”。“方”是人类强加给宇宙的自我意志，人类在“方”中扮演着掠夺者与被掠夺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角色，于是战争开始了，“哦——战争／你是被切掉一半的圆吗？／像挂在天上的一张弓／那阳光在降伏暴雨瞬间幻成的／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吗？／那彩虹，是大雷雨的后一半吗？／那彩虹，是大晴天的前一半吗？”（《猫耳洞奇想》系列之三《月亮·钢盔·头颅·枪管》）战争，在朱增泉的笔下散发出浓烈的诗性与哲性色彩，它既能给人类带来摧残和毁灭，也能够给人类带来炼狱重生的企盼与可能，它摧毁和平与希望的同时又催生希望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互为排斥，却又在人类悠远深邃的历史长河中互为扶持，这是永恒的宇宙悖论还是人类无法化解的生存悲剧？
朱增泉的心在历史长河里痛苦的思索，“沉重历史是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国风》系列之三《星空》）。在朱增泉的诗歌中，历史不是破绽百出、窘态毕露的待剖析之物，他无意逼问历史叙事中的文本想象；历史也不是在边缘缝隙之处设置曲折诡异的迷宫，他无意于在历史的枝端末节作精雕细琢。
朱增泉惯常于屏息凝视大历史的悠久深远，并常常在这种屏息凝视中寄寓着对于人类和民族生存困境的当下和未来的追思。他将思索的目光回投到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地球是一只泪眼”，地球母亲“常常抽肩哭泣”难道不应该使所有人类子孙自躬反省吗？——“谁都在说：爱国／有时为此你争我吵／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开交”，“但是尚未学会那句更重要的话／爱地球”。这既是朱增泉在历史长河的钩沉中关于人类生命永恒意义的思索，也是关于人类命运走向的警预，它不仅出于诗人的感知和体悟，更是出于将军的良知与责任。
如果说浓重的历史体悟拉伸了朱增泉诗歌的纵深度，那么想象主体在横向空间中的流动穿梭则撑起朱增泉诗歌横向跨越的艺术支架。横向与纵向的交叉汇合，支撑构筑了朱增泉军旅诗歌庞大的艺术空间。在这个庞大的艺术空间中，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战争与和平、个体与宇宙、域外与域内等，这一系列宏大的主题，磅礴雄浑地交织在一起，引领着读者从有限的物理时空进入到无限的心理时空，从而引发出恒久的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
朱增泉诗歌对于横向空间的关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历史的整体体悟里勾连中外，这种方式在朱增泉的诗歌中俯首可拾，例如《奇想》、《前夜》和《与叶夫图申科对话》等；另一种方式是朱增泉对于现世域外事件的直接关注与抒写，这类诗歌在朱增泉的诗歌体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朱增泉是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诗人，将军所独有的视阈，使他的诗歌常常能够超越地域的界限而去打量和关注中国之外但是却可能关乎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例如巴尔干战争牵动和震撼着诗人渴望和平的心灵，“哦！和平哟，和平／和平是挂在墙上的／那把音色辉煌的／古老提琴……”（《巴尔干的枪声》）；例如诗人冷静而清醒地去看待军事大国的裁军会议，“用计谋去进攻，去削人之兵／手段最最高明”（《裁军会议》）。
三、充满热度的写作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是一种充满热度的写作。充满热度的写作，即拒绝在迷惘和虚妄之中纠缠着各式各样的修辞，拒绝将诗歌沦为当下性生存场景无意义的冰冷拼凑。
充满热度的写作是朱增泉诗歌在恢宏阔大、纵横捭阖的整体风格之下汩汩流淌的深沉底蕴，它贯注着诗人对人类生命疼痛的沉重关怀。因为它的存在，朱增泉诗歌的恢宏阔大和纵横捭阖才不会沦为凌空蹈虚和矫揉造作；因为它的存在，朱增泉诗歌在引领精神高标上升的同时，又总是能够朝向生命中最温暖和最柔软之处出发。刚硬阔大和温暖湿润，精神向度无限向上延伸和生命向度的无限向内扩展充盈在朱增泉的诗歌之中，构成了一种奇妙的组合，它为朱增泉军旅诗歌赢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充盈着深沉的“惦念之情”。惦念之情是“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他将会感到他人心还如自己心，他人心还在自己心里”；惦念之情是“我心”与“他心”的双向流动，是温暖、柔软和平实的情愫。
作为一名将军，朱增泉的惦念之情首先辐射为对军人生命深沉炽热的尊重、热爱和关怀。他往往以一颗真诚朴素之心触摸现实和存在、感受有质感的军人生活和军人生命，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冬季格外思念天下的士兵。“冬季是思绪冻成冰凌的季节／冬季是思绪狂卷起风暴的季节”，冬季是阳光与风暴在大地之上对比最为强烈的季节，正如军人的生命对战争与和平感知的强烈错位，“人类在战争与和平的魔圈中回旋／士兵们，靠使命感和失落感／感知风云，调节心情”。战争将最直接的后果塞进士兵们的行囊之中，士兵们承担起生命的支离破碎和血肉横飞，在挨过了无数死亡之夜后，他们终于迎来了“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然而“阴湿的战壕，却在他们内心／继续延伸，甚至／比战场上掘得更深”，“死去的士兵，在活着的士兵心里／继续活着；活着的士兵／在死去的士兵亡灵陪伴下／去重找人生”，可是这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仅仅因为士兵们“却在本国，在家里，在梦里／时时听到凄厉回声”，更是因为“士兵是最容易受人崇敬的人”，同时士兵也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军人生命的辉煌与哀伤错综交织，构成了朱增泉诗歌惦念之情内蕴的丰富存在。如果说士兵在战争中承载了太多关于荣耀与悲壮的生命体验，那么对于军人的亲人而言，担负的则是如山般沉重的牵挂和悲痛。朱增泉惦念的目光同样投射到了这个易被人忽视的人群。朱增泉早期的诗作之一——《苏军撤过阿姆河》，其中有一节《桥头立着一群母亲》．描写了母亲们立在桥头等待儿子们从战场上归来（或者已经牺牲永远不再归来）的凄凉情景：“阿姆河桥头，立着一群母亲，／冬季尚未结束，她们在寒风中等候。／车队从桥那边隆隆驶来，／母亲们抖动着大桥／震碎了阿姆河上的冰层，／河水在冰缝间嘤嘤地哭泣”。等来儿子的母亲捧着儿子的脸“看，吻，吻了又看，看了又吻”，没有等到儿子的母亲则“欲哭无声”。“这一天，在阿姆河桥头，／复活了许多母亲，死去了许多母亲”，“因为战争无论开始还是结束，／永远是母亲们和儿子们的事情”，没有呼天抢地的痛哭，但是军人母亲隐忍中无言的悲哀和苦痛更令人欷歔作叹。
对于军人以及亲人生命深切的惦念之情，这是朱增泉军旅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母题。难能可贵的是，朱增泉将这种惦念之情又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范畴之内，主要表现为对于民族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沉忧患。
忧患之情是朱增泉军旅诗歌惦念之情的深化，如果说后者是脉脉含情，那么前者则是温软中沉重的疼痛。尽管目前人类已经进入相对和平的年代，但是种族纷争、局部战争、核大战的威胁，始终就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掉下来，将人类和地球砸得粉身碎骨。人类在脆弱的承诺和互为人质中艰难地前行着，朱增泉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提醒人们在花团锦簇中不要忘却来时的道路曾经有一份沉重的震颤：“二次大战的废墟尚存，战亡者的白骨尚存／集中营的生还人，心灵伤痕已不可能抚平／战争恶魔又在时时向我们逼近／科索沃战争在远方，却有五枚精确制导炸弹／突然钻进中国人心中爆炸”（《享受和平》）；“每当我看见／在地上蹒跚的鸽子／遥望天空，却不见祥云”，“哦！善良的人们哟／抛撒面包屑和麦粒喂养鸽子／可以喂饱自己善良的愿望／却永远喂不饱／昂起炮口要吃人的战争”（《和平鸽》）。他警示人们，地球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忧烦：“地球是漂在水里吗／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全都是汪洋大海？／哦——地球满腹忧烦／她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泪眼／何时能哭干，这么多／苦涩的／海水？”（《地球是一只泪眼》）。他以将军的气魄和风度俯瞰众生，不动声色却又万事了然于胸，用自己的方式执著地顾惜和守护着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精神，“人生不可没有仰望／如同每一条江河都向往海洋”（《仰望雪峰》）；“生命必须满载／灵魂之舵／才便于操稳”（《生命高原》）。
面对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我们似乎要重新生成早已经陌生很久的心理承受之重，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言说庞大意义的诗歌对象。朱增泉以他质朴的写作方式给予我们关于意义的启示至少是两个方面的。首先，真正的诗歌应该超越术语玩弄的游戏，应该摆脱自我欣赏的媚俗状态，应该从消极诗歌价值和人类精神的扁平面中走出来，应该仰望星空，应该在有热度的个体歌唱中揭示宇宙、历史、理念、生存、死亡和生命等一系列命题的意义。其次，与“诗歌何为”问题相关的是“诗人何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渴望进入生命并激扬生命，应该不以任何时髦词语作为脂粉沦为潮流的附庸。也许，朱增泉的诗行可以为作为意义揭示者的诗人做一个诠释注脚：“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向世界发射希冀、忧虑和爱憎／纸笔狼藉，不是撤退迹象／我活着，这书桌就不该是一座荒坟”（《书桌》）。
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将军诗人，朱增泉以坚实的一字一行，在中国当代军旅诗坛垒筑起一个属于他的高地，虽然偶尔也有些诗句经不起逐字逐句的品读和推敲，但是他的奉献力及其诗歌的穿透力与波及力，已经远远不局限于军旅诗界。他以将军的气度在精神文化苍白的时代引发了对于一系列宏大意义，诸如生命、历史、未来、信仰、民族和宇宙等的追问，而这种追问注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
（此文系洪芳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军旅诗歌论》中的一章，论文单行本已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