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毛泽东在讲“怕教授”问题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以一种诙谐的语气表扬陈伯达，认为陈伯达的工作使“怕教授”的情况有了转变。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一封信”，是指陈伯达写给毛泽东的关于创办《红旗》杂志的信。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当场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
同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会议同时决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利用自己的毛泽东首席政治秘书之便，请毛泽东为《红旗》题写刊头，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陈伯达的要求，毛泽东大力支持，一共题写了二十多个刊头供陈伯达选用，还说明“如不能用，再试写”。最终陈伯达选用了大家熟知的《红旗》上的“红旗”那两个字。
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著名的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就是在这一日的《红旗》创刊号上发表的。此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样，成为毛泽东重要文章或社论的刊发和传播阵地。
从《红旗》杂志创刊这个事情上，或者说至少在《红旗》杂志创刊这个问题上，从毛泽东谈到陈伯达的诙谐语气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首席政治秘书是相当满意的，两人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
此后，陈伯达的政治地位继续蹿升，到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次经过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共11人，毛泽东为主席，林彪为副主席。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兼中宣部顾问的陈伯达，因为配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功，竟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跃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跨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康生、李富春、陈云等人，从中共八大报告时的第21位跃居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人才济济的中共高级干部队伍中，能够跃升至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的高位，必有别人所不能有的“过人”之处。
四、“他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据师哲回忆，陈伯达成为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当时延安的许多高级干部的关系都不是很好，但陈伯达“笔杆子还可以”，“他只顾自己写文章，还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资料”。同时，陈伯达利用自己的毛泽东秘书这一特殊身份，经常阅读专供党的高级干部阅读的“限制范围”的内部资料，并经常违反“书报简讯社”不准将内部资料带出阅读的规定，将没有看完的书报带出室外阅读。师哲在回忆中虽然对陈伯达诸多贬抑，但也承认“陈伯达的书本知识确实丰富，需要时，信手拈来”。“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他的第一个妻子因为和他无法生活，到延安不久就和他离婚了。陈伯达发表《评〈中国之命运〉》后，一个抗大女学生仰慕他的大名，接受了他的追求，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实在无法忍受，很快跑掉了。之后，在延安陈伯达还有一次婚姻，时间更短，也是女方实在不能忍受他的生活方式，跑掉了。另据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回忆：延安时期的陈伯达，“生活朴素，不讲衣着，甚至到了埋汰的程度；待人热情，说话和气，但不擅谈，讲福建话，不好懂；聪明好学，受人尊敬”。
陈伯达“除了读书就是写文章”的单调生活，是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生活方式，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勤快和才能，使得他在当时延安众多的“秀才”之中，能够遇有机会，脱颖而出。
1943年3月30日，共产国际解散后，根据蒋介石的授意，由汉奸陶希圣代笔而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全书十余万字，共分八章：（一）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二）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三）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四)由北伐到抗战；（五）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六)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七）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八）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该书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而内政在于实行“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党即国民党。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而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统一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之下。书中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党中宣部把它列为“必读之课本”，通令国统区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都要阅读。故此，国统区各地纷纷印制，有的版本署名蒋委员长著，有的署名蒋中正著，《中国之命运》迅速传播开来。
毛泽东在延安看到这本书后，立即部署反击。毛泽东笑着对身边的几个秀才，包括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写文章呢！”上述秀才立即动手写反击文章。陈伯达一口气写了三天三夜，写成了一篇《评蒋介石先生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写完后立即交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原稿上添写了许多讽刺挖苦和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陈伯达的名字。据师哲回忆，毛泽东之所以署上陈伯达的名字，是表示对蒋介石的轻蔑。毛泽东曾得意地说：“让陈伯达把他评了”。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毛泽东改好后，交给陈伯达，并让陈伯达转给周恩来过目。随即，中央还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这篇文稿，会议决定题目改为“评《中国之命运》”。1943年7月21日，署名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当天，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发出《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对于陈伯达同志之《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外，应即印成小册子，使党政军民干部人手一本（陕甘宁边区已印17000本），并公开发放。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均定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应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华中局应在上海密印密发。其他各根据地应散发到沦陷区人民中去，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趁此机会做一次对党内党外的广大宣传。同日，毛泽东还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董必武，要求把《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评〈中国之命运〉》一发表，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给蒋介石以致命一击。蒋介石赶紧发了一个内部通令，严禁读这个小册子。陈伯达由此一夜成名。当时，延安的另外一些“秀才”也写了一些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如范文澜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艾思奇写了《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齐燕铭写了《驳蒋介石的文化观》等，但其影响与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无法相比。后来重印《评〈中国之命运〉》时，上述三篇文章一并收入《评〈中国之命运〉》书中，但封面只署陈伯达一个人，为“陈伯达等著”。
新中国成立以前，除《评〈中国之命运〉》之外，陈伯达还撰写发表了另外三篇影响巨大的政治著作，即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1948年出版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共分七章，即出卖“百日维新”、窃取革命果实、讨袁战役的失败、御用国会的兴亡、从总统到皇帝、从宝座上跌下来、“袁世凯”的复活。陈伯达撰写此书，也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为的。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在建国问题上，蒋介石企图一党独大，实行国民党独裁统治。陈伯达此书借袁世凯影射蒋介石，尤其最后一章“袁世凯”的复活，直斥蒋介石为当代“袁世凯”。此书一出，各地纷纷印制发行，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有数十种版本之多。国民党当然明白此书的“春秋”之意，立即查禁此书。同时，在1946年，国民党出版发行《伟大的蒋主席》一书，配发给公职人员，为蒋介石歌功颂德。1947年5月，国民党再次查禁《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继续向公职人员配发《伟大的蒋主席》。上海《文汇报》以“《袁世凯》要查禁，《蒋主席》必须读”为题，把两条消息合在一起编发，成为令国民党政府甚为尴尬、新闻界引为笑谈的著名报道。
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写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正式出版前曾经从1946年11月13日起在《解放日报》连载，连载之后立即以单行本出版。陈伯达写这本书当然也是为了配合反蒋斗争的政治需要。为了写这本书，他的几个助手夜以继日地忙了三个多月，为他搜集了大量资料。
从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历史来看，官僚资本问题日益严重是显而易见的，抗战时期孔、宋两大家族“官商不分”、大发国难财也是国人皆知的“秘密”，并且受到国民党内部和民主党派的抨击，蒋介石对他们也是不满的（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虎就是准备收拾孔、宋的）。至于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虽然屁股上未必干净，但与孔、宋却又不同。陈伯达在书中把蒋、陈和孔、宋并在一起，合称“四大家族”，通过大量的数据，将国内外所有与蒋宋孔陈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入他们名下，指控四大家族以“官商”形式，独占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地产、新闻出版事业等各方面财产。当时抗战结束经年，国力远未恢复，而蒋介石发起的内战已经数月，再次使中国陷入战乱之中，百姓民不聊生，民族工业生存艰难。本来已经怨声载道，陈伯达此书火上浇油，指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公共权力，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损国家肥自己，将国家资财大量纳入自己囊中，总数达两百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一下子打到了蒋介石的要害，完全否定了蒋介石集团统治中国的合法性。
这本书印行后在国统区广为传散，并且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此后多年，各种版本纷纷涌现。有人说此书成为瓦解蒋介石统治集团合法性的一枚超级原子弹，或许有些高估，但说是成为毛泽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打垮蒋介石的一颗重磅文宣炮弹，一点也不为过。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写于1947年下半年，1947年底完稿，1948年4月初版印行，此后一版再版，广为传播。
《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共分六章，即“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从假革命到反革命”、“代替北洋军阀而起的封建买办新王朝”、“抗战失败主义和继续与人民为敌”、“穷凶极恶，日暮途穷”、“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小朝廷的全部统治机构”。每部分又分成若干章节。
书中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说起，一直讲到书稿截止前，先给蒋介石定性为帝国主义的大走狗、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接着把蒋介石与慈禧太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汪精卫等封建军阀和卖国贼并列，历数各个历史时期蒋介石反革命反人民的滔天罪恶，包括大革命初投机革命、中山舰事件、1927年血腥屠杀革命志士、建立法西斯反动统治、围剿红军打内战、不抵抗主义出卖国家、抗战失败主义亡国论、热衷于东方慕尼黑、不抗日搞摩擦、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签订卖国条约出卖国家利益等，说明蒋介石一步一步沦为人民公敌，最后说明蒋介石已经陷入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中，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消灭蒋介石，打碎蒋家小朝廷。
此书一出，各地大规模印制散发。仅在山东解放区，在1948年内，就先后两次印制此书，总计35000册。在国统区，地下党秘印秘发，国民党禁而不止，成为各界人士地下“读物”。
此书出版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此书文辞犀利，如刀枪匕首，实际上是讨伐蒋介石的动员令。
此书影响之大超出国内。1949年底，陈伯达随同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当着毛泽东等众人的面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说完，斯大林拿起酒杯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重大错误，或者说成为人民的罪人，那是事实。但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为打败蒋介石，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起到了言论号角、舆论宣传的作用，也是事实。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陈伯达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五、中共重要文件的起草者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等人为中共历史上重要文献的诞生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陈伯达和胡乔木等就参与了中共一些重大文献的起草工作。其中，中共七大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大部分是陈伯达起草，后经毛泽东改定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陆定一审阅定稿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陈伯达也曾参与整理工作，书中引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一段，即为陈伯达所加。新中国成立前夕，陈伯达还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