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遗留的所有制度里，再也没有像今天的家庭那样混乱和出轨的了。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爱，本应成为幸福的最大源泉，但事实上，今天的家庭关系十之八九倒成了人们苦恼的根源，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因是因为某一方不快乐而造成的。这种家庭关系不能给予人们基本的满足，也是整个时代不快乐的深刻原因。如果成人想与自己的孩子维持一种快乐的关系，或给予他们一种幸福的生活，他就得对为人父母的问题深思一番，然后明智地付诸行动。
家庭问题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在此，只论述一个问题，对幸福的追求。即：改善必须发生在个人的天地里，而并不造成社会结构的改变。
造成现今家庭不幸福的原因是极为繁复的，有心理的、经济的、社会的，也有宗教的、政治的。以社会上的富裕阶层来说，使女人感到做母亲是件比从前沉重得多的负担，其原因有二：一是单身女子能够独立谋生；二是家庭仆佣服务衰退败落。
从前，女人是因为无法过单身生活才出嫁的，那时单身女子不得不待在家里，在经济上先依靠父亲，随后再依靠某个并不乐意的兄弟。因为她没有工作，在屋外也没有自由可以享受。她既无机会又无意愿去做性的探险，她深信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可恶的。要是她不顾一切防御，为某一诡计多端的花花公子所诱惑而失去贞操的话，那么她的处境就更为可怜了。小说《威克菲牧师传》异常真切地描绘了这一情景——
能掩饰她罪孽
能藏匿其羞耻而不为人所知
能使其情夫忏悔
而使他心中哀痛的方示——惟有一死！
在类似的情况下，现代的独身女人却认为没有死的必要。如果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便不难过上舒适的生活，因此无需看父母的脸色行事。既然父母对女儿没有经济权力，他们也便不从道德上斥责女儿。
去指责一个不愿意被指责的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目前职业阶层中的未婚年轻女子，只要其聪明和姿色不逊于人，在不想要孩子之前，她尽可以享受惬意的生活。不过一旦生儿育女的欲望占了上风，她就非得结婚不可，而且必然会失去工作，她的生活也就不会像她已习惯的那样舒适了，因为其丈夫的收入很可能还不如她原先挣的多，况且那收入还得维持一个家庭，而不像她从前那样，只需要养活自己一个人。作为尝过独立生活甜头的人，她发觉为了必需支出的每一分钱而得向另一个人索要，实在有伤自尊心。
可能正是出于此类原因，这种女人才裹足不前，不敢冒然做起母亲来。
当一个女子不顾一切而当起了母亲，那么她会遇上前几代女人不曾碰到过的新的可怕的问题，即难以找到称心合意的家庭仆佣。于是她不得不将自己拴在屋子里，亲自去做那些与其能力和所受的训练全然不相称的琐碎无聊的活儿，如果她不亲自动手，也会因为呵责那些偷懒的仆佣而坏了情绪。至于照料孩子，如果她花精力去工解这方面的事，她便觉得把孩子交给保姆是在冒天大的危险，甚至像清洁与卫生这些最简单的事也不能如自己所愿，除非她有钱雇佣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保姆。为如此众多的鸡毛蒜皮之事所累，而没有过早地丧失其魅力和聪明的话，就实在是幸运的了。
由于忙于亲自操持家务，这样的女人变得让丈夫厌烦，让孩子憎恶。当丈夫下班回来，她的不停唠叨让人腻烦。至于她和孩子的关系，必然会为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而向孩子们索要过分的回报。同时因关心零星杂事而形成的习惯，使她遇事大惊小怪，心胸狭窄。
为家操荣，结果反而失去了一家之爱；要是她不问家务，而保持着欢乐和柔媚，他们或许倒会爱着她。这是她不得不承受的不公正损害。
这些烦恼主要属于经济方面的，另一几乎同样令人烦恼的事也属于这一性质，我是指因大城市的人口密集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在中世纪，城镇与今天的乡村一样开阔，现在孩子们还唱着那首童谣：
保罗塔尖站着一棵树
好多的苹果挂得高
伦敦城里的小娃娃
拿着长棍跑来就敲
敲下苹果翻篱笆
奔奔跳跳跑到伦敦桥
圣保罗教堂的尖顶已荡然无存，它和伦敦桥之间的篱墙也不知消失于哪个朝代。伦敦城里的小娃娃们能享受到童谣里的乐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了。不过大多数人还住在乡下，这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城镇并不庞大，出城容易，城里带花园的住宅也不鲜见。
而现在，英国的城市居民远远多于乡村居民。在美国，这一情形还不严重，但城市人口在迅猛增长。像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占地辽阔，出城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些居住在城里的人只得满足于一套房子，当然那是不带一寸泥地的。收入平平的人也只能满足于得到极有限的狭小空间，倘若有孩子，日子就更不好过，没有房间给他们玩，供他们嬉闹。因此，职业界的人渐渐都住到近郊去了。对孩子来说，这无疑是好事，却给大人的生活平添了不少辛苦，且大大削弱了他在家里的作用。
从前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主人决定要做什么，奴隶就做什么，而且主人总是喜欢他们的奴隶，因为奴隶给予他们幸福。奴隶们可能憎恨其主人，不过这并不像民主理论所推测的那样普遍。但即便他们恨主人，主人对此也一无所知。
一旦民主理论被广为接受，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一贯顺服的奴隶不再顺服了，一贯深信其权利的主人变得优柔寡断了。摩擦于是发生，并给双方都造成了不幸。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攻击民主，因为动乱在任一重大的过渡时期都是免不了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在过渡时期，便对损害人们幸福的事实视若无睹，是毫无用处的。
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一个特例。父母再也吃不准，自己是否有权利反对孩子们；孩子们也不再感到他们应该尊敬父母。服从的美德原先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变得陈腐了。精神分析使受过教育的父母惶然不安，惟恐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孩子。他们亲吻孩子，可能造成恋母情结；不亲吻，可能引起孩子的妒火，他们命令孩子去做事情，可能产生犯罪感；听之任之，孩于义会梁上不为父母欢迎的习惯。比如他们看见婴儿在吮吸大拇指，便想出无数骇人的解释，但又惊慌失措，不知该怎样去阻止他。
一向威风凛凛的父母，现在变得畏惧软弱，焦虑不安，充满着疑惑。古老而又单纯的欢乐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因为单身女子的自由，女子要做母亲，得比从前作出更多的牺牲。在这些情形下，谨小慎微的母亲对孩子要求太少，而冒然唐突的母亲则要求太多。前者抑制着自然的情爱而变得羞羞答答；后者想在孩子身上为那些忍痛割弃的欢乐寻得补偿。前者，使孩子的情爱得不到满足；后者，其情爱则受到过度刺激。
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最完美的家庭，因而得不到纯朴而又自然的幸福。
如此这些烦恼，致使生育率的下降，已不足为怪。全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幅度，已表明不久人口将开始萎缩，而且在富裕阶层中，已经超越了这一下降幅度。不仅一个国家如此，实际上所有最文明的国家莫不如此。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斯德哥尔摩职业妇女的生育数，只占全部人口生育数的三分之一；而美国惠斯莱大学的四千毕业生，在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三年间生育的孩子总数约为三千，而实际上，应有八千孩子的诞生，且无一个夭殇，还能有效阻止这种萎缩。
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异的特征，就是男女吸收这种文明的程度，与其生育率成反比。最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少，最不文明的人生育孩子最多，两者之间还有一系列等级。如今，在西方国家，最聪明的那些人正在渐渐死去。过不了几年，全部的西方民族将会减少，而由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的移民来补充。而一旦移民接受了所在国的文明时，他们亦将相应地缩减生育数。显而易见，具有这一特征的文明是不稳固的，除非这一文明能在数量上增加繁殖，不然它早晚要灭亡，让位给另一种文明，在后一种文明里，父母的行动保存了足够的力量，以阻止人口的减退。
在每个西方国家，官方的道学家们都竭力规劝。一方面，他们说每对夫妻都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尽责地生育孩子，无需顾及这孩子日后是否健康和幸福。另一方面，身为男性的教士们侈谈母性圣洁的欢乐，伪称一个尽是贫困病孩的大家庭是什么幸福之源。政府再来游说一一番，说什么相当数量的炮灰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要是没有足够的人留着给毁减，所有这些精致奇特的武器又能派什么用场？奇怪的是，做父母的即使承认这些论据能用于旁人，可一旦要用到自己身上时便装聋作哑了。
教士和爱国主义者的心理学走了歪门邪道。教士只有在用地狱之火来威吓人们时才会获得成功，可眼下只有少数人相信这种威吓。任何威吓，如果不达到这个程度，那么它们决不可能左右人们的行为。至于政府，其言喻实在太凶狠残酷了。人们兴许会赞同由别人去当炮灰，但决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也留作此用。因此，政府能采用的惟一对策，是尽力使穷人处于愚昧之中，但这种努力，据统计，除了西方国家最落后的地区外，毫无作用。
即使真有什么公共责任存在，也少有男女会出于这种责任感而生儿育女。他们生孩子，或者是相信孩子会增添他们的乐趣，或者是对如何避免孩子的出生全然不知。后一种情形至今仍很普遍，然而却在慢慢地减退。政府也好，教会也罢，不管它们如何，都阻止不了萎缩的继续。
因此，白人若要存活下去，除非使他仍相信，做父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
当一个人只考虑人类天性，而不顾及现今的情形时，他一定会清楚地看到，做父母能从心理上给人以最大的而且最持久的幸福。当然，这对女人来说更为真切，但对男人来说，这种真切，也远超于绝大多数现代人士所推测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