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靖眼睛望着窗外，眼泪一滴一滴滑落脸颊，滴落在空空的酒杯里。芳婷递过手帕纸，她接过去，仔细地展开，捂在面颊上，低声呜咽。她穿着一件紧身的无袖T恤，我看见她的肩膀上也有青色的伤痕。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我的心也沉入了浓浓黑暗中。我不知道那个她一直盼望的从国外回来的老公怎样对待她，这些天里她忍受着怎样的痛苦。
过了好久，王靖才停止了啜泣，她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一口，又长长地吐出来，在缭绕的袅袅上升的烟雾中，那张曾经美艳的脸显得异常凄楚。她说，他什么都知道了，我们在准备离婚。
王靖的老公是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男子，面容白净，身材修长，文质彬彬。我曾在王靖家的相册中见到过他的照片。他毫无疑问地受过高等教育，又从事着让很多人羡慕的工作，然而，他却是那种像寒冰一样阴冷，像蛇蝎一样阴毒的男子。他的心思你永远也猜不透，而偏偏这种人又特别工于心计，让你不寒而栗。他心胸狭窄，他睚眦必报，他歇斯底里，他自命清高，你永远也无法用正常人的心理来揣度他，你永远也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他偏执，他狭隘，他自私，他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他的心中只有他自己，他也只会爱他自己。在王靖家的相册中，我见到了他，他的眼镜片后的目光深不可测，却又散发着一种阴骘的冷光，他的泛着白光的脸庞像蜡像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却又让人深深恐惧。尽管他很瘦弱，几乎他弱不禁风，几乎他手无缚鸡之力，但那种恐惧是来自骨子里的，他从骨子里向外散发着冰冷。就像那种蜷缩成一团的毛茸茸的昆虫，就像那些慌慌张张爬行的多足动物，它们很弱小，你一脚踩下去就会让它们粉身碎骨，但是，你还是害怕它们，害怕它们的丑陋，害怕它们的体色，害怕它们四处飞溅的有毒的汁液。
王靖的老公叫林文革，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那年，当百万红卫兵穿着绿军装，戴着红像章，背着黄挎包，挎包上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浩浩荡荡地挤上难以承载重负而几乎要瘫痪的列车去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时，王靖的老公在福建长汀——那个当初诞生了一只红军队伍，播下过革命火种的地方呱呱坠地。那里恶虐的环境和贫穷的生活强烈地刺激了他，使他变得坚韧而顽固，使他变得愤世嫉俗，使他变得心硬如铁。
王靖不知道是谁告诉了林文革关于她和张锋的一切，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总是唯恐天下太平。林文革回到家的第二天就接到了一个莫名的电话，是从公用电话厅打来的，告诉了他王靖所发生的一切。林文革委托一个朋友去派出所查询，果然找到了王靖的笔录。他暴跳如雷。他认为一个男人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妻子的出轨，妻子的出轨是对丈夫最大的羞辱，尤其是，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小区，人们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他觉得他从小区走过，走过人们的视线中，那些讥讽的眼光在一件件地剥脱着他的衣服，让他的自尊在小区的水泥路面摔落成无数碎片，一个知识分子的高贵而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尊。
于是，他开始了对王靖变态的折磨。
他剥光了妻子的衣服，捆绑了妻子的双手，然后让妻子舔吮着他肮脏的生殖器；他把房间里能够找到的所有条状物蛮横地塞进妻子的阴道里，使劲地鼓捣搅拌；他把妻子的阴毛一把把地揪下来，扔下阳台；他把臭袜子塞进妻子的嘴巴里，使劲地拧着妻子的乳头，不让她发出喊声……他是一只变态的恶魔，他每天都在折磨妻子中寻找快乐。
可怜的王靖，她不敢叫喊，她也羞于叫喊，她认为自己有罪，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可是，谁又能替这些留守女人着想，在漫长的迢遥无际的等待中，她们每天都忍受着性欲的折磨，她们用意志极力扑灭心中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谁又在暗夜听到了她们压抑的呼号，听到了她们痛苦的呻吟？
留守女人，是天下最可怜最可悲的一群女人，她们在煎熬中挣扎，在煎熬中等待，然而，等待到的却是不可预测的结果。
还有更坏的结局在等着她。
那些天里，她神思恍惚，她没有食欲，即使强行吃点饭菜，也会呕吐。她走路时脚步发飘，一天天消瘦下去，肚腹瘪得像一张白纸，腰间的肋骨也能够摸到。
一天，她去超市买菜，她已经好久没有来到超市了，超市人流如织，那种热闹和忙碌让她感到恍若隔世，她羡慕每一个人，他们看起来都神色从容神情自若，他们生活得很如意。来来往往和她擦肩而过的人们，有谁会了解她心中沉重如山的悲哀。她想到了死亡。她想，如果从超市走出去，走在车流汹涌的大街上，如果从侧面飞驰而来一辆汽车撞上了她的腰身，她就会像一只美丽的蝴蝶，轻飘飘地飞上天国。她不会挣扎，她愿意去那里，那里阳光普照纯净透明。那里不会再有沉重的让她透不过气来的痛苦。
她胡乱地买了一些菜，提着塑料袋走向电梯，看到运行的电梯，她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她一个趔趄，突然晕倒在了电梯旁。她只听见四周一片惊呼，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超市保安七手八脚地把她送到了医院里，抽血化验。尖锐的针头刺入了她的手指，她才醒来了。心中掠过钝重的疼痛……
王靖住口不说了，她伏在桌子上，压抑着哭声，瘦小的肩膀不住抖动着。芳婷伸手抚摸着她干涩的头发，她的眼角也闪烁着泪花。我招手叫来侍者，侍者又添加了一瓶红酒，那种深红颜色的酒多像血液，让人心中平添一种悲凉。
我说，事到如今，只有离婚一条路了。你也不要太过悲伤。
王靖抬起身来，擦干了眼泪。我看见她的脸颊已经像刀削一样消瘦。她呜咽地说，能离婚是最好的结局，可是，我现在生不如死，我已经被宣告了死亡。
那天，在医院里，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她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手捧着化验单，她如遭电击，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怎么会是阳性，怎么会是艾滋病。就在一个月前，她参加了义务献血，那时候，她一切完好。
医生用异样的目光望着她，安排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然后回到化验室拿起了电话。她如遭电击，痴呆呆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她为什么会沾染上艾滋病毒。后来，趁医生不注意，她偷偷地从医院溜出。
她还心存侥幸，她想，医生会不会检验出现差错。
回到家中，她没有声张。林文革出去了，他们彼此的行踪都不会告诉对方。她开始翻检林文革的物品，从衣橱里悬挂的一件西装口袋里，她找到了一瓶药品，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她仔细地阅读着，才发现那是治疗艾滋病的药。
她清楚地知道，艾滋病并没有可以治愈的药品，最好的药品也只能延缓症状。被检测出爱滋病毒，就等于宣告了死亡。
黄昏时，林文革回来了。她愤怒地质问他。他毫不掩饰地说，他就是有艾滋病，是半年前在美国被感染的，他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给他的。在那个做爱就像喝水一样随便而开放的国度里，他有多个性伴侣。
他说，他要报复所有人。
我们从酒吧出来已经是午夜，大街上一片沉寂，一棵棵高大的榕树像山峦一样无言地起伏，而远处高楼上亮着灯光的房间又像是点燃篝火的洞穴，不时有汽车引擎声低沉响起，像午夜狼群的号叫。我们置身在红尘万丈的南方都市，却仿佛置身在远古的史前世界里，一切都恍若隔世。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它每个月都有一次像圆盘一样饱满，又有一次像扁舟一样弯曲，几千万年，几亿年都是这样。月亮还是那个亘古不变的月亮，而月光下的人，变换了多少次多少代。生命如此短促又如此脆弱，如此凄凉又如此痛苦，我心中掠过一声叹息。
王靖故作轻松地向我摆摆手，我看到月光下她的笑容异常凄楚异常忧伤，那在长发后若隐若现的一张脸，曾经美丽惊艳，曾经意气风发，而往日的自信和妩媚今天再没有留下一丝踪迹。她转身走了，夜风吹动着她单薄的身体，她像纸人一样一路走得趔趔趄趄，走得轻浮而飘忽，仿佛风中之旗。
我满怀着沉重的忧伤，眼泪差点掉落下来。我紧走几步赶上了她，我问，你要去哪里？
她凄凉地笑了，透过树丛的月光斑斑点点地洒落在她的脸上，使得那张脸变得恐怖而诡异。她说，我还能去哪里？那个家我是再也不想回了。今晚我就在大街上走到天亮。
我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我说，我陪你走。
她突然像触电一样躲开了我，她连连后退着说，别碰我，别碰我，我不能害你。
我摇摇头说，傻瓜，你以为艾滋病真的就那么可怕吗？我接触过太多的艾滋病人。也许除过高耀杰和桂希恩，再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艾滋病，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艾滋病人。
高耀杰和桂希恩是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他们曾多次出入艾滋病高发地带，用自己博大的爱心给予了艾滋病人生存的希望和信心。
在普通人群还不知道艾滋病这个“世纪杀手”是怎样一种病症时，我就开始了独自在中国这块曾经很纯洁的土地上进行关于艾滋病的采访和报道。那是上世纪的末期。
那时，只有少数内部刊物报道说，河南出现了一种奇观的病，病人不断发热消瘦，一个村庄每年总要死亡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医疗专家束手无策。
我是在做医生的舅舅家中看到那份记载这种“奇怪病症”的文章的，职业的敏感让我做出了此后想来是今生最大胆的，而当时还浑然不觉的选择。我按照文章中提供的地址，乘坐着一节散发着汗臭和脚臭的硬座车厢，从陕西来到了河南，又一路颠簸到了那个“奇怪病症”高发的村庄。事情比那篇文章记载的还要严重，不仅仅这个村庄，周围村庄家家都有病人，瘟疫弥漫在村庄上空，瘟疫笼罩下的村庄不闻鸡犬声。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纪杀手”会如何让人们谈之色变，我在村民家中，和他们一起吃饭，夜晚也和他们睡在一张床上，撕开一包烟，我们一人一根；打开一瓶酒，也一人来一口。我和那些患有艾滋病的村民们朝夕相处了好多天，他们才告诉我说，自从他们卖血后，才感觉身体不对劲，没有力气，急速消瘦。而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人卖血，卖血成为了他们的经济产业，成为了他们致富的手段。
我还在几户村民家中见到了当地县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文件大力鼓励农民卖血，认为卖血会让他们快速致富，会甩掉贫穷的帽子。每个村庄的墙壁上都写有“想过好生活，就得多卖血”的标语。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匪夷所思，但是当时确实是这样。几年后事实才证实了，就是因为卖血，才让这些可怜的农民走入死地。一个肮脏的沾染了爱滋病毒的针头，刺入了一个个农民的血管里，把死亡播种在他们本来很强壮的身体里。
然而当地政府发现了这个“神秘杀手”后，极力掩盖，不让农民对外说他们在卖血，他们封锁消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民一批批倒下，无动于衷。
几年后，我在那个被评为“最有影响媒体”的《新周报》里，认识了几个同事，才知道当时还有他们也在秘密采访，只是他们所采访的和我不是同一个村庄。我们是最早进入艾滋病高发区的一批记者。我们试图揭开事情的真相，但是我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弹压，遭到封杀，遭到地方政府的驱逐和关押。
在《新周报》里，我还听到了一个故事。当艾滋病已经泛滥成灾，高耀杰和桂希恩们一次次上书中央时，高层终于受到震动。时任国务委员的“中国铁娘子”吴仪来到河南调研。在宾馆里，吴仪和当时的河南省卫生厅的官员们闭上房门谈话，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而河南的省级高官们排着队在房门外等候，一个个诚惶诚恐汗如雨下，他们弯腰站立惊惧万分。吴仪出门后，连他们正眼也不瞧，径自离去。几天后，河南引发了官场地震，一大批高官被免职。此后，中国艾滋政策走向透明。
就在采访河南爱滋村的一年后，我又来到了陕西商洛的艾滋村采访。我掌握了关于艾滋病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是那些资料只能束之高阁，它们不见天日。
我一次次地和艾滋病人打交道，一次次地在死亡的悬崖边徘徊，但是我依然很健康很强壮。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曾经把这些归结于自己的运气。直到以后看到了桂希恩的一篇文章，我才知道，艾滋病并不像人们传言的那么可怕。它的传染只有三种途径：母乳、性交、血液。正常的交往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我常常在想，动物滥交为什么不会感染艾滋，而人类滥交为什么就会传染艾滋？也许这是上帝对人类不守道德规范的惩罚，人类注定了只能一夫一妻，只能忠诚于自己的配偶。
就在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前几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说，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有80万。而据内部人士透露，其实已经达到了近千万。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那天夜晚，我和王靖沿着大街一直走着，我们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大街上偶尔会有几个下夜班的行色匆匆的行人，还有那些刚从歌厅归来的大呼小叫满身酒气的红男绿女。我说，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携带者不一样。艾滋病携带者可以生活更长的时间，你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自暴自弃痛苦不堪，你应该是携带者，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靖说，我不知道此后我该怎么办？我想死了。
我说，这个世界上艾滋病携带者很多很多，他们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要拥有自己的生活。生活不会马上结束，明天还是要继续。你得好好活着。
王靖说，我已经没法再生活下去了。
我搬过她的肩膀，我看着她的眼睛说，有的艾滋病携带者可以生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属于潜伏期，他们和常人毫无二致。你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是父母给的。
王靖流着眼泪点点头。
我说，非洲有一个国家叫津巴布韦，一个很贫穷的国家，那个国家里三分之一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然而，他们不都是很快乐地生活着。在灾难面前，我们要学会正视，而不是逃避。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走到了天亮，我们说了好多好多，还说了自己的梦想，自己的童年。我们肩并肩，像一对很甜蜜的情侣。感觉中我们的心贴得很近很近，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
我没有想到那天夜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此后，王靖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也没有想到，我只是随口说起那个艾滋病高发的国家津巴布韦，而王靖以后竟然去了那里。
东百商厦成为了我2005年夏季最喜爱的地方，我几乎每周都要去那里，像一个游客而不像一个顾客，我信步走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散漫的目光浏览着两边琳琅满目珠光宝气的商品，那里的每个营业员都像那些商品一样光彩夺目，让人目醉神离。传说中，那里集中了全福州最美丽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