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则的观念必须决定意志，即使没有顾及由此法则所期望的效果，其观念也必须决定意志，决定无限制地善，什么样的法则能是这样的呢？因为我已从意志的服从于任何法则中剥夺了意志身上的每一个冲动，所以除“意志的活动对于法则一般的普遍的符合”外，便一无所有了。而单只是这“意志的活动对于法则一般的普遍的符合”才足以作为原则而服务于意志。这就是说，我不能不这样去实行，即，依“我也能意愿我的标准成为普遍法则”这个样式去实行。如果义务不是要成为无效的妄想与空幻的观念，只是这“对于法则一般的单纯的符合”，而不预定那可应用于一定的特殊行动上的任何特殊法则，才足以作为意志的原则而服务于意志，而且必须这样服务于意志。人们的通常理性，在它的实践判断中，完全与此相合，并且总是有此处所提示的原则在心中。
例如，假若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我在困难中，我可以存心不遵守诺言而作一个假诺言吗？在这里，我很容易分辨这问题所有的两个表面意思：（一）“去作一假的诺言”这是否是精确的，（二）“去作一假的诺言”这是否是正当的。前一层的表面意思，无疑地，或可时常是精确的。但实在说来，我很清楚地看出“去借这种矫饰（或权宜之计）以使我自己脱离眼前的困难”这实不足取，我必须好好考虑：从这说谎中，此后是否不会闯出比我现在所要解脱的不便较为更大的不便，而因为用尽了一切我所设想的狡计，这后果仍不能很容易地被预见，但信用一旦丧失，对于我很可能有比我现在所想去避免的损害更大的损害出现，所以也必须考虑到：“在此去依照一个普遍的标准而行，并且去使‘除守约外不许诺任何事’成为习惯”，这是否不算精确。但是我又即时明白：这样一个标准只是基于后果的恐惧。现在，从义务而来的真诚与那从有损害的后果的恐惧而来的真诚，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形中，行动的概念本身就已蕴涵一个为我而言的法则；在后一种情形中，我却必须先注意到别处，去看看有“什么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结果可以与这行动相结合。因为“违背义务的原则”这无疑是邪恶；但是“不信实于我的审慎的标准”却可时常对我十分有利，虽然坚守这标准更为安全。但是，对于“撒谎的诺言是否与义务相一致”这问题，要想去发现解答，最简捷而无误的办法便是问自己：“我这标准对我自己及他人可当作普遍法则而成立”，这真会使我心安吗？“每一个人当他处于困难之境，他不能有别法脱离此难境时，便可作一欺骗的许诺”，我真能对自己说这话吗？这样自问一下，当下即会知道：固然我能愿意撒谎，但我决不能意愿：撒谎必应成为一个普遍的法则。因为，假若用这样一种法则，最后必将无许诺可言，因为在我未来的行动中，对那些不相信“我”这辩饰的人们，去辩饰我的意向，必然完全无效，如果他们也很轻率地这样做，那他们也必然是以我之矛攻我之盾。因此，我的标准，一旦被当成普遍法则时，必然会毁坏它自己。
这样说来，要想我的意志可以是道德地善的，我并不需要有任何深入的渗透以便去察辨“我所必须去做的是什么”。由于在这世界行程方面的无阅历，不能对世界行程中的一切偶然作准备，所以我只问我自己：你也能意愿“你的标准必应成为普遍法则”吗？如不能，这标准就必须被拒绝，而它的被拒绝不是因为“由它而来，而可以增加到我自己身上，或增加到别人身上”的一种不利，是因为它不能当作原则而进入可能的普遍立法中，而对这样的立法，理性从我身上强索尊敬（意即理性硬要我或迫使我予以直接的尊敬）。我还没能辨明这种尊敬究竟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但至少我理解这一点，即：它是对于这样一种价值，即“比爱好所推奖的东西的一切价值高过很多”这样的一种价值的推崇（尊崇），而且我也理解：这从对于实践法则的纯粹尊敬而来的行动的必然性，便是那构成义务者，对于这种义务，每一其他动力都必须退让一席，因为它是“其自身即是善”的意志条件，而这样一种意志的价值是在每一种东西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