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上我常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认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必是一个希望人们是有理性的人。但是，如今理性已经受了许多严厉的攻击，以致难以弄清楚人们说到它指的是什么，或者，即使弄清了它的意思，也不知道它是否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某种东西。理性的定义包含两个方面，即理论的和实践的。什么是一个合乎理性的意见？什么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行为？实用主义强调意见的非理性，心理分析学派强调的是行为的非理性。受这两派学说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人们向往的理性，使得人们的意见和行为在它面前趋于一致。由此引起的结果似乎是，如果你和我各持己见，用不着诉诸争辩，也用不着去找一个公正的局外人裁决，惟一可做的就是按照我们的财力和武力强弱，用词藻，用广告或用战争等手段来决一胜负。我相信这样一种看法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最终将危及文明。因此，我将竭力表明理性这一理想丝毫没有受那些危及它的意见所影响，它仍然保留着它所具有的指导思想和人生的全部意义。
在阐述理性之前，我想仅把它定义为在达到一种信仰时所考虑一切有关证据的习惯，当不能获得确定性时，一个有理性的人特别注意的是那种具有最大或必然性的意见，而将其他具有较小或偶然性的意见存于心中作为假设，以待今后获得新的证据来证明它们是可以的。当然，这就假定我们在多数场合下可以凭借一种客观的方法去确定事实和可能性。这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有许多人认为，智力的惟一功用是促使个体欲望和需要得到满足。柏列伯士教科书委员会在他们编写的“心理学大纲”中说：“在所有事物中间，智力是一种偏私的工具，它的功用足保障那些有利于个人或氏族的行动得以实施，那些利益较少的行动得以禁止。”
但是，就是这些作者在同一个国家里、同一本书中也陈述了下列的话：“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区别，后者的依据仅仅是愿望和传说；而前者却是根据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这似乎同前面我们所引证的有关智力的说法不一致。的确如此，除非他们说这句话的含意是向人们暗示说，他们采取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并不是由于智力。然而无论如何，由于他们承认“对客观现实的科学分析”是可能的，因此他们就必然承认具有客观意义的合乎理性的意见是可能的。
那些鼓吹反理性主义观点的作者，例如实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观点就不那么容易被识破。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像客观事实这样的事物，我们的意见如要证实是真实的，就必须与之相一致。对于他们来说，意见只是生存竞争中的武器，那些能帮助人们生存下去的意见就被称为“真实的”。这个观点在公元六世纪时就流行于日本，当时佛教也刚刚传入。那时日本朝廷由于怀疑这种新宗教的真理性，于是就命令一位大臣先信仰它以进行试验。如果这位大臣确实比其他人更幸福走运，那么这种宗教就会被推行全国。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采用的对于一切宗教争论的方法。然而，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一个人宣布说改信犹太人的信仰，虽然看来犹太人的信仰要比任何其他人的信仰能更快地使人繁荣幸福。
虽然实用主义者关于“真实”的定义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以不同的标准去对待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就任审判官的实用主义者，在审理谋杀案件时，也将会像别人一样注重证据的正确性，而如果他采取他所信奉的标准，那他就应该考虑在全国人民中哪种人的绞杀对他最有利。按照他的定义。这个人就是犯谋杀罪的人，因为相信他有罪，这较为有利，因而也就更“真实”。我担心像这样实实在在的实用主义有时真的会出现，我就听到过在美国和俄国发生过这类“虚构”的事情。不过在这些情况中，通常总要尽可能地努力掩饰问题的真相，如果掩盖不住，将发生丑闻。这表明即使警察也相信在审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客观真理。正是这种客观真理，就一定还在宗教领域被人们所探求。只有当人们放弃了在直截了当的意义上证明宗教是真实的这种希望时，他们才着手努力在某种新奇的意义上证明宗教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反理性主义，也就是不相信客观事实的观点，几乎总是由于想确立某种没有证据的事物的想法，或否认某种已有很好证据的事物的想法而引起的，但是遇见具体实际问题时，例如资本投资或雇用仆人，人们对客观事实的信念总要出现。如果事实的定义是对我们的信念的真实性所做的普遍检验，那它就应该在一切方面都可用来进行检验，凡不能进行检验的地方，就只能导致不可知论。
上述讨论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当然是不完全的。事实的客观性问题，由于哲学家们设置的障碍，变得难以回答，对此我曾在别的地方力图以更彻底、更完全的方法进行讨论。现在，我将假定事实是存在的，有些事实是能被人们认识的，而对于某些别的事实，我们能根据已被人们认识的事实，获得某种程度的或然性。至于理性的理论部分就在于，要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证据上，而不是建立在愿望、成见或传说之上。按照这个论题，一个有理性的人就如同一个审判官或一个科学家。
有些人认为，心理分析学派曾表明我们的信仰不可能是有理性的，因为许多人所怀的信念是稀奇古怪的，而且近乎是精神错乱的根源。我对心理分析学派抱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我相信它有很大用处。但在一般人的心中对主要引起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研究兴趣的目的已经淡忘。他们的方法最初是一种治疗的方法，是一种医治歇斯底里和各种精神错乱的方法。上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分析被证明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治疗战争神经病的方法。里弗斯的“本能和无意识”对恐怖不能直接痛快地得到发泄而产生的病症作了细致的分析，当然，这些影响中大部分是非理智的，其中包括各种瘫痪症和各种明显属于躯体失调的症状。现在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些症状，但正是这种智力上的混乱引起了这个问题。心理分析学者发现，患精神错乱的人的许多幻觉都是由于本能障碍引起的，因此能以纯粹心理上的方法来治疗，这就是使患者回忆起过去被抑制的记忆。这种治疗方法和产生这种治疗方法的见解都是预先假定患者原有一种精神正常的状况，但患者已经不是这种状况，现在就是要使他意识到这一切有关的事实，包括那些他极想忘掉的事实。这正好同那种不肯探索和思考、默认无理性的人相反，因为这些人只知道心理分析学说揭示了非理性信仰的盛行，却忘记或不知道它的目的是运用一种明显是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去减弱它。一种极类似的方法也能治疗那些没被人们看做是精神错乱的非理性状况，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一个没有他们那种幻觉的医生的治疗。然而，那些总统、国务委员和知名人士都很难接受这种治疗，所以他们的病状无可医治。
至此我们只讨论了理性的理论方面。现在我们应考虑一下理性的实践方面，相比之下这更难讨论。有关实践问题的意见分歧，不外乎由下列两方面造成的：第一，是由于争论者之间的欲望上的差别造成的；第二，是由于对用来实现他们欲望的手段的评价上的差别造成的。第二方面的差别本来是属于理论方面的，但其产生的结果却是属于实践方面的。例如，有些权威人士认为，我们国家的第一防线应当是兵舰，而另外一些权威人士则认为应当是飞机，按说这里并不存在目标上的分歧，而仅仅是手段上的差异。因此，这种争论能以纯粹科学的方法来处理，因为引起分歧的不同意见只是有关现在或未来的事实问题。这类问题可以应用理性的理论方面来解决，尽管事实上也包含着实际问题，
但是，在许多表面上可以归入理论方面的问题中，有一种在实践中至关重要的复杂情况。一个想以某种方式进行活动的人，他要首先说服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活动可以达到他的目的。即使他认为没有理由使自己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他没有这种愿望的话。他便会以十分特殊的方式去判断有关事实问题和或然性问题，而这种方式对于想法相反的人来说是不会运用的。例如那些有志于政治的人总会说服自己相信他们的政党领导人绝不会像对立政党政治家那样犯奸诈的欺骗罪。那些乐于管理的人认为，人们像一群羊一样被管是好事；那些爱抽烟的人会说，烟草能镇静神经；那些爱喝酒的人会说，酒能激发智慧。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偏见会使人难免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判断。即使是一篇有关酒对神经系统作用的有价值的科学论文，一般说来也会因为作者本人是否是一个戒酒主义者的内在因素而受到影响。无论作者本人是不是戒酒主义者，他总会以一种能证明自己做法是正确的倾向去看待事实。在政治和宗教事务中，这种考虑更为重要，大多数人认为，在形成自己政治见解时，是为公共福利的欲望所激励，然而事实上十有九人的政治见解可以通过他的生活方式显示出来。由此使得有人主张，并且更多的人在实际上相信，在这一类的问题中，不可能存在客观的方法，除了具有对立倾向的阶级之间的输赢之争外没有别的方法。
然而，正是在这类问题中，心理分析是特别有用的，因为它能帮助人们察觉到从未意识到的偏颇，给人们提供一种像别人看待我们一样地看待自己的专门方法，并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观察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不公正。这种方法如果同科学观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得到普及，它能帮助人们比现在更合乎理性地对待有关事实的信念，以及有关任何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的信念。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意见分歧，那么其他方面的分歧一定能够得到和解协调。
实践方面的理性可以定义为时刻铭记我们所有相关的欲望，而不只是某种在某一时刻表现的最强烈的欲望。像上述理性一样，因为它也是一个程度问题。完全的理性无疑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只要我们继续把某些人划归精神病人，那么很明显，我们就会认为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有理性。我相信今日世界上一切实实在在的进步，包括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由于理性的增长。在我看来，宣传那种利他主义的道德没有什么用，因为它只能对那些早已具有利他主义欲望的人产生魅力。而加强理性宣传与此不同，因为理性大体上能帮助我们实现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无论这些欲望是怎样的。一个人的理性增长同他的智力活跃程度和对他欲望的支配情况成正比。我相信，以我们的智力来支配我们的活动，这终极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有它能使我们的社会生活继续下去，因为科学的进步在不断更新我们自由处置的相互残杀的工具。教育、报纸、政治和宗教，一句话，今天世界上一切有力的工具都在非理性的一边，它们掌握在那些阿谀“平民国王”以便把他引人迷途的人手中。对此的补救方法绝不在于任何英雄创举，而在于我们对同胞和对整个世界抱有比较公正和平衡的见解。为了消除我们今天世界正在遭受的种种苦难，我们只有依靠正在广为传播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