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有很多未成形的想法，必须花些时间重新整理。但是有些想法必须在它们消失前就先定案。在我看了佛格森在《加州管理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后，某些想法就变得更明确。当我开始比较这些具有罗式测验、投射测验和非结构性测验特征的团体时，我发现非结构式的心理分析和这些有某种关连。此外也与道家的消极主义和无为思想有关——放任万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
这也让我想起罗嘉斯所提出的非指导性咨商，我现在可以了解它所造成的结果，以上的相关性使我更了解学习团体。我可以把他们与我所知的理论性和知识结合在一起，我想建议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非结构性的力量已经展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
现在我有另一个想法：我重新回想魏泰迈强调非结构性思考的主张，在恭里夫实验和艾殊实验中也支持这种主张。这产生了另一个相关。
我比较了心理分析所采用的自由联想与罗氏测验中非结构性墨点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当世界变得有结构性、有组织、有秩序，人们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结构。布兰迪斯心理研究所采用道教思想与消极主义式教学，我在其中学习到，缺乏结构和消极主义会激发人类深藏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但是我也发现，缺乏结构的组织曾暴露出个人的弱点——例如缺少才华。简而言之，非结构性环境对人有好处也有坏处。
我开始了解到，在我们这种教学环境下失败的人，也许在传统的研究所会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停地上课，不断地考试、累积分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强调权威的环境中。他们等着别人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不必主动去争取。之后我才恍然明白，其实我们研究所的环境对那些失败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在二十五岁——而非等到四十五岁时——就清楚知道自己对心理学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也不适合成为一名怀抱热诚的知识分子。
这类的事似乎也会发生在无组织性的团体之中。如果一直有人告诉你做什么，生活对你来说也许会变得容易许多，但是你会因此无法发觉自己的弱点，更无法看出自己的优点。在我关于心理治疗的文章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抽离塑造行为的外部因素后，人们的行为将会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果要观察那些内部心理因素，就必须消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结构。这就是罗氏测验的目的，这也是我在爱罗湖所观察到的实况（注释：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学爱罗湖会议中心，拜访当地的学习团体）。我自己曾写道：
这是通往心灵世界和心灵知识的大门。通过对内心的体验而达到（而不是只靠演说或阅读），经过他人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协助我们以一种较为有序的方式，体验内心变化。这种转向内心探索、意识内部经验的过程，只有在非结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
我们举一个较普通的例子，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某些妇女的身上，例如说嫁给非常大男人的丈夫。过去四十年，她是一个“好太太”，非常尽责地做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每天为家事奔波，抚育小孩，照顾丈夫突然发生不幸的意外，她丈夫死了，或者她和她丈夫离婚，或者她主动离开丈夫；不论如何，对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来讲，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而她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展现出意料之外的才华。例如我认识一个妇女在她接近五十岁时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而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任何想提笔画画的冲动。这就好比一旦你点燃打火机或是灵感被触动，原来躲在暗处的潜能就会蹦出来。对许多寡妇以及离婚妇女来说，在经历过去的震惊以及恐惧以后，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束缚的轻松感觉。发现自己被绑住了多年，不断地自我放弃、自我牺牲，总是以丈夫、小孩、家庭为优先，完全忽略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想像非结构性组织是如何地运作。组织就像个盖子、抑制器。如果你让一个人一直不停的工作，他就不会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灵魂和潜能也没有机会激发出来。
我现在想要讲的是，我对这个团体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满惊讶和震撼。这些人凭着内心的直觉，自由自在地大谈阔论。通常在经过一到两年的治疗后，我才能与病患有如此随意的交谈。这对我的冲击很大，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对团体互动的态度，以及过去认为不断地交谈是无效率的想法。过去我们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分析，认为性格的改变必须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我在想法上的重要转变。
另一项转变在于，人际关系与社会团体关系是影响心灵、社会和人际行为的重要因素。一个人必须经过对当下情境的认知而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质倾向或是原始历程倾向，而非通过对个人基因或成长历程的探究而得知。过去心理分析师认为个人内心的意念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团体的表现让我们明白，社会上人与人的互动才是影响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即使已经找到自己的认同感，不过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馈，更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动者或支配者、温柔的或有敌意的人。
这就是我所说的发现真正的自我。总结来说，现行的社会情况对行为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心灵相形之下就变得不太重要；至于个人的成长历程，已在不知不觉中存在于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团队学员并没有探察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态度，一样能有好的结果。
至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解释。最好的方式是，开始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再进行个人的治疗，一段时间后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用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怀疑，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无法经由个人心理治疗完成。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发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的防卫心态。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回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只是知道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表象，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这种做法当然存在着危险，就像苏利文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很容易避免，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符合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三个人通常有两个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的方法，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另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经常发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友善与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像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不过你却给人一种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认识你”。
莱温提到，美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可以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忙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基本上我同意这个观点。人们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分担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即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例如说，就其他两个我所知道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存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知心的朋友，虽然这是我一直渴望拥有的。当然，有很多方式和渠道可以建立这样的友谊，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但是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般的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二十到十五美元的钟点费，为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放胆宣泄自己的情绪，随意地与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如果从整体文化的角度而言，这种自我揭露的原则，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有义肢的事实后，在我们表露肢体残障或未婚的恐惧后，感觉就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例如“这是值得做的好事”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
这又让我想起鲁德夫所主张的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之一就是诚实地对待每一个人。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妈那里所学到的。很明显，他觉得做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的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有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因为他总是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如果你真正爱一人，就必须指正对方，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可能。
当然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批评人家。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回应。不过，我想最好要改变这样的想法。有趣的是，如果人们能够善意地批评别人、指正别人，爱的感受会在双方的心中滋长。也就是说，被你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最后他却因此而受益，对你感激万分。例如，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言无讳的纠正我，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觉得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意见而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上帝，天啊，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他们觉得我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吗？后来我告诉他们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和我辩论，我心里觉得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以上关于亲密训练的讨论，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使整个理论更完整。若以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不同。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再将其整合。
关于开明管理的学习团体，我必须说明1938年到1939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以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成长，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两人关系。我从个人治疗的案例中，也发现许多例证，足以证明这种自由、义务或责任对全球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他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球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健全、规模更为庞大、世界更为美好。
不过，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可能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解答。例如说，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都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改造，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分子。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优秀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飞机机长训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共同开了一堂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上课的学生觉得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很快乐，他们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适任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而这堂课最后也变得毫无价值。理由很简单，第一班是由四到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之后当学生愈来愈多时，所需要的训练员也大幅扩增到五十个至六十个，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指导老师。所以因为这些不适任、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行列，影响教学品质而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项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