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于丽）：
我怀着秘密的恐怖走进世界这辽阔的沙漠中来。那混乱在我看来只是一种可怕的孤独，有如沉闷的静寂的王国；我受压迫的灵魂想在那里发泄，却到处都受到挤压。一位古人说过：“我独自一人时最不感到孤独”；我只有在人群中感到孤独，那儿我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众人。我的心想说话，它觉得没有人听；它想答话，人家对它说的却没有一句达到它。我听不懂这地方的话，这里也没有人懂我的话。
倒不是人家不殷勤接待、友好、体贴，也不是对我没有千百种亲切的照顾；但这正是我要抱怨的所在。从来不曾见过面的人有办法一下子成为朋友吗？对人类的高贵的同情以及坦诚的心灵的简单和动人的流露，它们使用的言语是跟虚有其表的谦恭和世俗要求的虚言客套完全不同。我非常害怕一个初次见面而把我当做20年的老朋友的人；在20年后，当我有重要事情请他帮忙时，却把我当做陌生人；当我看到一些很轻浮的人，对那么多的人产生极大的兴趣时，我敢相信他们多半对谁都不会感兴趣的。
然而这一切也有真实的东西存在：因为法国人生性善良、坦率、好客、乐善好施；可是也有些法国人有各种各样说话不算数的，也有上千种虚伪的、准备被人谢绝的赠与，也有上千种礼节上欺骗乡村老实人的圈套。我从来不曾听到像他们那样总是说：“需要时可以指望我帮您，我的信誉、我的钱囊、我的房屋、我的车辆可以随您使用。”如果这些话都是诚恳的和算数的话，那么再没有一个对于财富更为慷慨的民族；财富共同体在这里差不多已建立起来；更富有的人不断地贡献出来，最贫苦的不断地接受，大家自然会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即使斯巴达的分配制度，也比不上巴黎那样均等了。但正好相反，它也许是世界上财富最不平均的城市，那里既存在着最豪华的富裕，同时又存在着最可悲的贫困。用不着更多说明，便可了解这种表面的同情——它仿佛总是会迎合别人的需要和心灵的那种廉价的温情——它一时间会跟永久的友谊相结合——的意义了。
我所寻求的不是所有这些可疑的感情和那种骗人的信任，而是智慧和知识，正是在这里有我喜欢的它的源泉；初来这里，不仅跟学者和文人们，而且也跟一切等级甚至妇女的谈话里，人们能从中发现许多知识和道理而兴高采烈；谈话的语气是欢畅和自然的；既不沉重也不轻浮；它聪明而没有学究气，快活而不杂乱，文雅而不装腔作势，殷勤而不庸俗，有风趣而不暧昧。这些既不是论文也不是短诗；人们用它们说理而不进行辩论；作取笑而不作文字游戏；人们巧妙地把智慧和理论、箴言和俏皮话、尖锐的讽刺、机灵的奉承和严肃的伦理结合在一起。人们在这里什么都谈，好让每人都有话可说；人们对问题不作深入讨论，为了怕人厌烦；人们仿佛顺便把问题提出来，把它们迅速处理；确切可以导致简洁明了；每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简短地作些论证；没有人热烈地攻击他人的意见；没有人顽固地为自己的意见作辩护；人们讨论为了澄清问题，一到快发生争论时就刹车，每人在学习，每人以此自娱；大家高高兴兴地分手，即便是饱学之士也能从这些交谈中带回值得静下来时进行思索的问题。
可是在听着如此愉快的谈话时实质上能学到些什么，对此你是怎么想的？是合理地探讨世上的事物，好好地利用社会吗？至少为了认识人们与之生活的那些人吗？完全不是那回事，我的于丽：这儿人们学到的是怎样技巧地为谎言辩护，依靠哲学以动摇道德的一切原则，用最精细的诡辩来打扮自己的激情和偏见，给自己的谬误加上某种色彩以适合现今的时髦思想。你完全用不着认识人们的性格而只需认识他们的利益，以便基本上猜到他们对每件事要说的话。当一个人说话时，表达感情的可以说是他的衣裳而不是他自己；他可以随便改变他的感情，就像改变他的身份一般。你依次给他以一顶长的假发、一套制服和一个十字架胸饰；你便会依次听到他以同样的热诚宣传法律、专制政治和宗教裁判所。有一套共同的道理为制服说话，另有一套理由为财政说话，另有一套为宝剑说话。每一套都很能很好地证明另外的两套是坏的，三套都很容易引出各自的结论。这样便没有人说出他所想的，而是示意别人来适合于他所想的；于是外表上对真理的热诚，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私利的假面具而已。
您以为独立自主地生活的离群索居的人们至少会有属于自己的思想吧；完全没有那回事；那是没有思想的另一种机器，人们用发条使它思想。只消打听一下他们的社会、他们的小集团、他们的朋友、他们来往的女人、他们认得的作者；人们就能从那里预先建立起他们对于预备出版而他们没有读过的书、一出预备上演而他们不曾看过的戏、他们不认识的这个或那个作家、他们没有丝毫概念的这个或那个体系等等的他们未来的感情；而且像钟表一般都是24小时上弦，所有这些人每个晚上都要到他们的协会去学习好明天将要思考的东西。
这样便有少数的男人和女人为所有其他的人去想，而所有其他的人都为那些人说话和行动；因为每人都想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人想公共福利，又因为个人的利益总是相互矛盾的，这便形成阴谋和诡计的永久的冲突，偏见、相反意见的此起彼落，其中最激烈的被其他的所刺激，竟几乎永远不知道问题症结所在，每个小集团有自己的规章、意见，原则，到别处是不通行的。大家认为是正直的人到隔壁家里却成了骗子。善、恶、美、丑、真、德之类都只有地区和有限的存在。谁喜欢交际并出入多个团体，他必须比阿尔西比亚特更有伸缩性，像团体之间改变原则，可以说每走一步就要修正自己的思想，用尺子来衡量自己的格言；每次作访问，在进门时应该抛弃自己的灵魂（假如他有灵魂的话）；他要另外拿一个跟那家同样颜色的灵魂，就像仆役拿件号衣一般；他出门时要一样放好并重新拿回（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自己的灵魂，直到新的出访。
还有更甚的：那就是每个人不断地使自己跟自己发生矛盾，但没有人认为这是坏事。人们有进行交谈的原则，为了应用，也有别的原则；没有人对它们之间的矛盾感到气愤，他们都同意它们之间不会集合到一起；人们甚至不要求作家、尤其是伦理学家说的要像他的书一般，也不要求他的行为要像他说的一样；他的著作、言论、行为是三个不同的东西，并非必须一致。总而言之，一切都很荒谬，但丝毫不会引起反感，因为大家对此已习惯了；而且对于这种言行不一致甚至会表示好感，好多人还以此为荣。其实虽然大家都热心鼓吹他们职业的准则，他们却夸耀有另外一种调子；法律家摆着骑士的模样；税务官装作贵人；主教说些风雅的话；内侍臣大谈其哲学；政治家卖弄聪明；甚至除了自己本色以外不能装做任何其他模样的普通手艺工作者也在礼拜天穿起黑色服装，这样便有宫里人的派头。惟有他瞧不起所有其他等级，他们肆无忌惮地保持着他们原来的派头，令人看了讨厌。这并不是德·缪拉先生没有道理，他偏爱他们的团体；但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确的，今天可就不正确了。在文学进步的影响之下，一般的派头向更好的方面发展；只有军人不愿意改变；从前他们的派头是最好的，最后却变得最坏了。
这样，人们与之说话的并不是人们与之交谈的人；他们的感情并不从他们心坎里发出来，他们的智慧并不在他们的脑筋里，他们的议论并不代表他们的思想；人们只看到他们的外形，进入这样的社会，就像面前出现一张动画，里面只有平静的旁观者自己在活动。
这便是我在巴黎看到的大社会给我形成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同我特殊的状况有关系而并不是事情的实际情况，而且在新的启发下无疑会改变的。此外，我涉足的社会只是爱多阿尔阁下的朋友们带我去的地方，我深信为了认识一个国家的真实的风俗，应该深入到其他阶层中去，因为富裕的阶层几乎到处都是一样的。往后我要努力了解得更清楚些。目前，你来判断一下：我把这群人称为一片沙漠，并害怕自己陷于孤独。在那里我看到感情和真实只是空洞的表面，它随时都在变化和自行消灭；在那里我看到些幽灵和幻影，它们在你眼前出现了一会儿，等到你想抓住它时却立刻消失。我上面所说是否有道理？我至今看到了许多面具，什么时候我才能看到人们真正的面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