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善良的外表所欺骗。”
——荷拉士
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有助于敦风化俗呢，还是伤风败俗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我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各位先生，我站的就是一个虽然一无所知、但并不因此就妄自菲薄的诚恳的人所应当站的那一边。
在将要对我进行评审的会议面前，我感到我要说的话是难于得体的。我怎能胆敢在欧洲最博学的团体之一的面前贬斥科学，在一所著名的学院里颂扬无知，并且还要把对学术研究的蔑视与对真正有学识的人的尊敬调和在一起呢？我了解到有这些矛盾，可是它们并没有能动摇我。我自谓我所攻击的不是科学本身，我是要在有德者的面前保卫德行。忠诚对于善人要比博学对于学者更可贵得多。那么，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是畏惧这次将倾听我的意见的与会者们的智慧吗？我承认我是畏惧的；但那只是因为我的论文的内容，而绝非因为发言者的情绪。在疑难的辩诘中，公正的主宰们是决不会迟疑不决，而不肯谴责他们自己的错误的；而对于有理的一方来说，其最有利的情况就莫过于能在一个正直而开明的、自己判断自己案情的裁判者面前进行自我辩护了。
除了这个鼓舞我的动机之外，还该加上使我作出决定的另一个动机：那就是，由于我根据天赋的光明在维护真理，所以不管我的成就如何，它本身就是一种永不会使我失望的酬报，而我将会在我内心深处获得这种酬报的。
看一看人类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脱离了一无所有之境，怎样以自己的理性的光芒突破了自然所蒙蔽着他的阴霾，怎样超越了自身的局限而神驰于诸天的灵境，怎样像太阳一样以巨人的步伐遨游在广阔无垠的宇宙里，那真是一幅宏伟壮丽的景象；然而返观自我以求研究人类并认识人类的性质、责任与归宿，那就要格外宏伟和格外难能了。所有这些奇迹，从最近几个时代以来，又重新开始了。
欧洲曾经退回到过太古时代的野蛮状态。世界上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今天生活得非常文明，但只不过是在几个世纪以前，他们还处于一种比蒙昧无知还要更坏的状态里。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科学上的胡说八道，一种比无知更加可鄙得多的胡说八道，居然僭称起知识的名号来了，而且对于知识的复兴布下了一道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为了使人类恢复常识，就必须来一场革命；革命终于来自一个为人最预料不到的角落。使得文艺又在我们中间复苏的，正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伊斯兰教徒，正是那架摧残文艺的打谷机。君士坦丁的宝座的陷落给意大利带来了古希腊的遗物，随后法国也由于这些珍贵的战利品而丰富起来了。不久科学也追踪文艺而来，于是在写作的艺术之外，又加上了思维的艺术；这种进程好像是奇怪的，然而却是十分自然的。人们开始感觉到与文艺女神们相交往的巨大利益了，那就是，通过值得他们互相赞慕的作品来激发他们彼此相悦的愿望，可以使人类更富于社会性。
精神也和身体一样，有它自己的需要。身体需要是社会的基础，精神需要则是社会的装饰。政府与法律为人民集体提供了安全与福祉；而科学、文学与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看来人们本来就是为了自由而生的——使他们喜爱自己被奴役的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需要奠定了宝座；而科学与艺术则使得它们巩固起来。世上的权威啊！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在培养才华的人物吧！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们吧！这些快乐的奴隶们啊，都是靠了他们，你们才有了你们所引以为荣的那种精致而美妙的趣味，才有了那种性格的温良恭俭以及风尚的彬彬有礼，从而才使得你们之间的交际如此密切又如此容易；一言以蔽之，你们才可以没有任何德行而装出一切有德行的外表。
正是由于这种文明（它显得非常可爱，正因为它不那么勉强），才使昔日的雅典和罗马能够在那些以其繁荣与昌盛而如此值得自豪的岁月里头角峥嵘；毫无疑义，也正是由于它，我们的世纪与我们的国家才会超越一切的时代与一切的民族。一种毫无迂腐气的哲学格调，一种自然而又动人的风度，既绝非条顿人的粗犷，又绝非意大利人的矫揉，这些便是我们研究学术所获得的、并由于大家互相交往而臻于完美的那种趣味的结果了。
如果外表永远是心性的影像，如果礼貌就是德行，如果我们的格言真能成为我们的指南，如果真正的哲学是和哲学家的称号分不开的；那么生活在我们中间将会是多么美好啊！然而这么多的品质是太难凑合在一起了，而且在大量的浮夸当中德行是很难于出现的。装饰的华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富有，优雅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趣味，然而一个人的健康与强壮却需由另外的标志来识别了；只有在一个劳动者的粗布衣服下面，而不是在一个佞幸者的穿戴之下，我们才能发见身体的力量和生气。装饰对于德行也同样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德行就是灵魂的力量与生气。善良的人乃是一个喜欢赤身裸体上阵的运动员，他鄙弃一切足以妨碍他使用力量的无聊装饰品，而那种装饰品大部分只是用来遮掩身体上的某种畸形罢了。
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感情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淳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从举止的不同，一眼就可看出性格的不同。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相互深入了解，因此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使得他们能很好地避免种种罪恶。
今天更精微的研究与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为一套原则了。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之中既然都处于同样的环境，也就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除非是其他更强烈的动机把他们拉开。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甚至于要认清楚自己的朋友也得等到重大的关头，也就是说，要等到不可能再有更多时间的关头，因为惟有到了这种关头，对朋友的认识才具有本质的意义。
是怎样一长串的罪恶在伴随着这种人心莫测啊！再也没有诚恳的友情，再也没有真诚的尊敬，再也没有深厚的信心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幕下边，隐藏在被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的背后。我们不再用赌咒来玷污创世主的名字了，然而我们却以亵渎神明的行为在侮辱他，而我们灵敏的耳朵居然不感到刺耳。我们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然而却抹杀别人的长处。我们决不粗暴地激怒自己的敌人，但我们却礼貌周全地诽谤他们。民族之间的仇恨将会熄灭，但对祖国的热爱也会随之而消失。我们以一种危险的怀疑主义代替了受人轻视的愚昧无知。有些过分的行为被禁止了，有些罪恶是被认为不体面的了，但是另外的罪恶却以德行的名义被装饰起来；而且我们还必须具备它们或者是采用它们。谁要是愿意，就不妨去夸奖当代贤人们的清心寡欲；至于我，我在那里面看到的却只不过是一种精致化的纵欲罢了，这和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朴素同样是不值得我去称赞的。
我们的风尚所获得的纯洁性便是如此；我们便是这样而成为好人的。让文学、科学和艺术在这样一种称心满意的作品里去宣扬它们自己的贡献吧。我仅仅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如果某一个遥远地区的居民也根据我们这里的科学状况，根据我们的艺术的完美，根据我们的视听观赏的优雅，根据我们仪式的礼貌，根据我们谈吐的谦逊，根据我们永远是善意的表现，并且根据不同年龄、不同地位的那些人们——他们似乎从早到晚就只关心着怎样互相献殷勤的嘈杂聚会，而想得到一种欧洲风尚的观念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个异邦人对于我们风尚真相的领会就要适得其反了。
只要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原因可探求；但是在这里作用是确凿的，腐化也是实在的；而且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能说这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不幸吗？不能的！各位先生，我们虚荣的好奇心所造成的恶果是和这个世界同样的古老了。就连海水每日的潮汐经常要受那些夜晚照临着我们的星球的运行所支配，也还比不上风尚与节操的命运之受科学与艺术进步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
请看埃及吧，那个全世界最早的学园，在青铜色的天空下那块土地是那样的富饶，昔日的塞索斯特里斯就是从这个名闻遐迩的国土上出发去征服全世界的。自从它成为哲学与美术之母以后，不久就被冈比斯所征服，随后是被希腊人所征服，罗马人所征服，阿拉伯人所征服，最后则被土耳其人所征服。
请看希腊吧，那里居住的是曾经两度战胜过亚洲的英雄们，一次是在特罗伊城下，另一次是在他们自己的家园。新生的文艺当时还不曾腐蚀居民们的心灵；然而艺术的进步、风尚的解体、马其顿人的羁轭不久就相继而来；于是永远是博学、永远是淫逸和永远是被奴役的希腊，就在不断的革命中不断地更换着主人了。德谟狄尼斯的全部雄辩竟再也鼓舞不起来一个已经被奢侈和艺术所耗竭的身躯了。
由一个牧童所创立的并被劳动者所辉煌了的罗马，是到了安尼乌斯和戴伦斯的时代才开始蜕化的。然而自从有了奥维德、卡图里斯和玛提阿里以及其他一大群放荡不检的作家之后，——光是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骇然了——于是一度是德行殿堂的罗马，就变成了罪恶的渊源，被异族所轻蔑和野蛮人所玩弄了。这个世界首都终于沦落在它所曾加给其他许多民族的那种羁轭之下了，而且罗马沦亡的日子正值人们把高尚趣味的裁翔者这一头衔赋给一位罗马公民的前夕。
至于东帝国的首都，从它所处的地位来看，似乎是应该成为全世界的首都的，对于这个成为（也许是由于智慧而不是由于野蛮）在欧洲其他地方遭到禁止的科学和艺术的藏身之所的地方，我又该说些什么呢？一切极其无耻的骄奢与腐化、种种最黑暗的谋杀与陷害、一切极其邪恶的罪行都汇合在一起，这一切就构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的脉络；这些就是我们的世纪引以为荣的种种知识之所由来的纯洁的源泉了。
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国家的最高职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曾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所满载的那些荣誉又能得到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是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们吗？
让我们拿那些为数不多的民族的风尚来和上面的情况对比一下吧：那些民族并没有沾染上这些虚浮的知识，他们以自己的德行造就了自己的幸福并成为其他民族的榜样。早期的波斯人便是如此，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学习德行犹如我们这里学习科学一样；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征服了亚洲，并且惟有他们才有那种光荣，使他们政体的历史得以成为一部哲学的传奇。塞种人便是如此；关于他们，至今还流传着种种灿烂辉煌的称誉。日耳曼人也是如此，有一位历史学家的大笔由于厌倦于记叙一个文明、富饶而骄奢淫逸的民族的种种罪行与黑暗，遂转而寄情于描写日耳曼人的单纯、清白与德行。甚至罗马，在它贫穷与蒙昧的时代，也是如此。直到我们今天，那个乡居的民族也还是表现如此，他们所自豪的就是没有敌个能够挫败他们的勇气，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腐蚀他们的忠诚。
他们之所以爱好别的活动甚于精神的活动，绝不是由于愚蠢。他们并非不知道在别的国家里有些游手好闲的人终生都在高谈阔论着至善、罪恶与德行，并且那些浮夸的理论家还对自身加以最堂皇的称颂，而对其他民族则冠以野蛮人这个可鄙的名词。他们也研究过这些人的风尚，并且知道蔑视这些人的理论。
我难道会忘记，就在同一个希腊的境内我们也看见了另一个城邦的兴起，它的名闻遐迩就正是由于它那幸福的无知以及它那法律的贤明；它简直是个半神明的共和国，而不是人世上的共和国了。他们的德行显得是多么地超乎人世之上，啊！啊！斯巴达，你永远是对空洞理论的羞辱！正当美术造成的种种罪恶一齐出现于雅典的时候，正当一个僭主煞费苦心地在搜集诗人之王的作品的时候，你却把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们一齐赶出了你的城垣。
历史终于表明了这种区别。雅典变成了礼仪和风雅的中心，雄辩家与哲学家的国土；房屋的华丽和词藻的风雅在这里竞相媲美；人们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最精巧的大师们在大理石和画布上的最生动的作品。正是从雅典才流传下来了为颓靡的后世历代都奉为典范的惊人作品。拉西第蒙人的画面却不像这么绚烂了。其他民族都评论说，那里的人民是生来就有德行的，连那个国土上的空气也似乎激发着人们的德行。它的居民留给我们的，只是对于他们的英雄事迹的追忆。难道他们的这种纪念碑，对于我们来说，不比雅典所遗留给我们的奇巧的大理石雕像更加可贵吗？
的确，有些贤人哲士也曾抵抗过这个总的潮流，而且能在文艺女神们的家里保障了自己免于罪恶。然而我们不妨听听其中的第一个而且是最不幸的人对于当时的学者和艺术家所下的评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