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瓷器而去中国，好像自己没有瓷器；为了纺织品而去中国，好像缺乏纺织品；为了一点草药汤而去中国，好像土地里不生长药草。作为回报，我们是想让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这是非常值得称颂的热情，可我们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古代，并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偶像崇拜者。事实上，如果一个嘉布遗会的人在蒙莫朗西的一间农舍里受到热情接待，他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就像国王的秘书一样，是新加封的贵族，他指责他们是偶像崇拜者，因为在他们的屋子里发现了两三尊备受尊敬的古城堡主的雕像，人们会同意他的看法吗？
哈雷大学的数学教授，有名的沃尔夫发表了一篇称赞中国哲学的非常精彩的演讲。他竭力称赞中国古代的人种，他们的胡须、眼睛、鼻子、耳朵和思维方式都和我们不同。正如我所说的，他称赞中国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因为他富有仁爱的美德。他为中国的皇帝、高力士、法庭和学者说了公道话。当然，为和尚说的公道话则是另一种了。
可气的是：这个沃尔夫把1000名学生从各国吸引到了哈雷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有一个叫朗格的神学教授，他却连一个学生也吸引不了。他很绝望，因为他独自在课堂里快要“冻死了”，他自然想毁了数学教授。同他这种人的一贯做法：必然要指责数学教授不信上帝。
一些从没去过中国的欧洲作家宣称：北京政府是无神论者，沃尔夫赞扬了北京的哲学家，因此沃尔夫也是无神论者。嫉妒和仇恨产生了最好的诡辩。朗格的辩论受到了一个幕后人的支持，因而致使该国国王相信了他，国王给数学家下了一道最后通牒：勒令他24小时内离开哈雷大学，否则就要被绞死。由于沃尔夫明智地思考了此事，他按时离开了。他的离开使得国王每年要损失二三十万克朗。
这个例子应该使君王们认识到：不应该总是听信谗言，为了蠢人而牺牲一个伟人。
我们这些西方的居民，激烈地、面红耳赤地争辩中国的伏羲皇帝前面是否有14个诸侯，这个伏羲是否生活在公元前334或前249年，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倒想看看两个爱尔兰人如何心血来潮地为12世纪都柏林的一块地产的所有权而争吵，这块地产如今归我所有。既然我手中有档案，很明显他们应该向我请教。在我看来，这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我们必须向该国的宫廷请教。
随便您们怎么去争辩有关伏羲以前的14个诸侯，您们的精彩辩论只能成功地证明中国当时人口众多，法律健全。现在我问您们，一个有法律和诸侯的统一的国家是否意味着没有悠久的历史？各种因素的独特结合成功地在矿井中发现铁，并把它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成功地发明织布梭和其他工艺，请您们考虑一下这一切需要多少时间。
那些大笔一挥就能使孩子出生的人发明了一种很有趣的计算方法。通过这种计算，珀托认为大洪水285年后，地球上的人口是我们大胆设想的100倍。坎伯兰和惠斯顿，做了同样可笑的计算。这些“伟大”只要去查阅一下美洲殖民地的登记簿，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人口往往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
让我们这些昨天出生的人，这些凯尔特人的后裔，这些刚刚走出了原始地区森林的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平静地享受他们可爱的气候和悠久的历史吧。重要的是：我们不该把中国皇帝和德干的帕什瓦叫做偶像崇拜者。虽然，我们不能一味崇拜中国人的长处。他们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宪法，是惟一完全建立在家长权威上的宪法（家长权威不阻止官员随意打他们的孩子）；是惟一对不受人民欢迎的离任知府进行惩罚的宪法；是惟一规定了奖励美德的宪法，是惟一使它的征服者接受了它的法律的宪法，可必须承认的是：那些受和尚控制的普通人民和我们的人民一样无赖；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把一切物品以高价卖给外国人；在科学方面中国人还停留在我们200年前的水平上，他们有着种种荒谬的偏见；如同我们过去长期的做法一样，他们相信避邪物和司法上的占星术。
他们对我们的温度计感到惊奇，对我们用硝酸钾凝固液体的方式感到惊奇，对托里拆利和奥托的所有实验感到惊奇，就如同我们首次看见这些有趣的科学发明一样。我必须补充一点，他们的医生治愈不治之症的效果不高，在中国，小病听其自然，就如同我们这里一样。可是所有的这一切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4000年前当我们不识字时，中国人就知道了所有我们今天吹嘘的必不可少的有用的东西。
让我再说一遍，学者的宗教是令人钦佩的。没有迷信，没有荒谬的传说，没有那些侮辱理智和自然的、和尚给予1000个不同的解释的教义，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教义。4千多年以来，最简单的崇拜在他们看来最好的。他们和我们过去认为的塞特以诺和挪亚一样。他们满足于和世界上所有的智人一起崇拜一个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