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里跳出来的句子使我惊恐不已，这可是真正的蜈蚣呵：音节和字母麇集在一起乱躜乱动，二合元音拉得长长的，双辅音抖抖嗦嗦的。朗朗的读书声中鼻音很重，虽然休止和换气时稍断一断，但仍旧浑然一体，抑扬顿挫地带着许多我不懂的词语向前流动，根本不答理我。有时候没有等我明白，就滑过去了；有时候我早已明白，却大模大样地摇来摆去一直拖到终点，连一个逗号也不给我落下。毫无疑问，这篇宏论不是为我而发的。至于故事，则经过一番节日的打扮。樵夫，樵夫的老婆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还有仙女，所有这些平民百姓，我们的同类，都变得庄严郑重起来了。人们用华丽的笔调来描述他们褴褛的衣衫，言词装饰着事物，使行动礼仪化，使事情仪式化。故事讲到这里，就有人发问，这是因为外祖父的出版商专门出版学校读物，就是说他不肯失去任何机会去训练年轻读者的智慧。我好像感到有人在向一个孩子发问：要是处在樵夫的地位，他会干些什么呢？他喜欢两姐妹中的哪一位呢？为什么？他赞成惩罚巴贝特吗？这个孩子不完全是我吧，我可害怕回答呀。不过我还是作了回答，但我微弱的声音消失了，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谢一声。
久而久之，我喜欢上使我神往的啪嗒翻书声：莫里斯·布肖眼观世界，关怀着儿童，宛如大商店的各部门主任关照着女顾客。我十分得意，无意中喜欢上预先编好的故事，而不怎么喜欢即兴的故事了。我对言词前后严密的排列开始具有感受力，每念一遍，书上都是同样的词，都是同样的秩序排列，可以事先盼着。在安娜—玛丽的故事里人物则是瞎碰运气的。就像她自己瞎撞瞎碰一样，但最后人人各得其所。而我好似在做弥撒，人名和事情周而复始地在我耳边缭绕。
我于是妒忌起母亲来，决心取她而代之，强夺了一本书，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家人无意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应该区别两种阅读。一种是局限于某一时间范围内的阅读，是阅读一些直接有助于我的文学或哲学写作的书和文献。另一种是自由独立的阅读——所读的这本书是刚刚出版的，或者是由某个人推荐的，或者是一本我没有读过的18世纪的书。就它关系到我的整个人的存在、我的整个生活来说，这也是介入的阅读。但它跟我那时要写的一本书却没有什么确定的关系。在这种对一切有文化者的无特定目的的阅读中，我开始接触到传奇故事，那是在十岁时，你知道的。尼克·卡特尔和布法罗·比尔以及跟他们同样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看到了世界。布法罗·比尔和尼克·卡特尔的东西在美国很流行，从杂志每一期的插图上看，尼克·卡特尔成了美国人自己的创造物。他看来确实像一个标准的美国人，就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一种。他高大、强健，脸刮得很干净，他被仆人和伙伴们陪同着，他们都是一样的高大强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纽约的生活。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纽约。
5.我最大的运气是出生于教师之家
在我看来我的最大的运气是我生于一个教师之家，也就是说，一个对工作、对休假和对日常生活有着某种观念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可以给我的写作一个良好的开端。很明显，从我开始能考察自己时起，我就不把我家庭的条件，因此也就不是把我自己的条件看成若干人中的一个的一种社会状况，而是看成社会状况本身。生活意味着在社会中生活，而在社会中生活意味着像我的外祖父母或母亲那样生活。我在《词语》中己经说了，我是同外祖父一起开始了我的生活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写书和教学生，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没有父亲。如果我有一个父亲，他会从事一种明确得多、有直接要求的职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退休了，或就要退休。他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他在高等社会学院给德国人讲课。这样他有一个职业，但这个职业是很模糊的。我是在学院的聚会上和外祖父在默顿的家中看到他的学生的。我对于他的工作生活的全部认识都是在他退休的时候，而我对于他同学生的工作关系的全部认识仅仅是在他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不明白这种聚会、我外祖父同他的学生的关系一一这看来是伙伴和友谊关系——所体现的生活和他在月底得到的金钱之间有什么联系。而以后我也从没有搞清楚我做的事和我得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我已是一个教师时。而且我也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写的书和我的出版者在每年年底给我的钱之间的关系。
我的外祖父认为我当一个教师是很自然的事。他的大儿子没有当教师一一他是一个工程师——但他的小儿子当了教师。这样，我的外祖父认为我自然应该是教师，他认为我是那样有大才，会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好教师。但如果我对另一种职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例如，想当一名巴黎工科综合学校的工程师或海军工程师——我想他是会同意的。但我倾向于教书，因为我把这个脑力劳动者阶级看作是我想归属于其中的小说家和作家的动力和来源。我想，教师的职业可以给我关于人类生活的大量知识，而有了大量的知识就可以去写一本书。我觉得文学教师可以通过当一名教师和修正他的学生的风格而形成他自己的风格，这样，他就可以运用这种已形成的风格去写一本保证他不朽的书。
在当一个教师和进行写作之间并没有很重要的关系。但我的选择仍然是特别一致的。我是通过我外祖父的职业和我自己对写作的欲望来看待世界的。这两者是相关联的，因为我外祖父对我说，“你将会成为一名作家。”他说的不是真心话，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写作，他只是希望我当一个教师。但我把他的话当了真，因此我的外祖父教师，超出其他所有的授课教师，好像他本人就是一个作家那样对我说了这番话。
正像我在《词语》中说的，我八岁时，写作大概不完全是个人的，我主要是模仿和重写那些别人己写过的东西。于是有什么东西从我这儿产生。我希望成为写这些书的人。五年级时我同母亲、继父去拉罗舍尔，在那儿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对写作的选择。在巴黎，我有一些同学，他们跟我有同样的选择，而在拉罗舍尔，没有一个人是想当作家的。我在四年级时继续写作；在三年级和二年级写得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写。我想到，作家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东西没有人读，得不到伙伴的承认。在他死后荣誉会来到他身上。正像我写过的，我意识到我的同学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敌意。那时，我认为作家是一个可怜的家伙，运气不好，倒霉透顶。我进入一种浪漫主义之中。
6.时间是意识的存在方式
因为时间有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我在等8点55分开出的一列火车时有一种时间，我在家工作时又有一种时间。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我想两种时间都谈，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基础。
我记得直到八九岁我的时间都很少划分开来，有着许多主观时间，而用外在的物体——真实的客观物体——偶然来划分它。到了十岁——你知道的，有很长时期——我的时间有了一种严格的划分。每一年都被分割为九个月的工作时间和三个月的度假时间。
我过着一种非常有规律的生活，而主观时间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尔，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发展哲学思想；或者写作《恶心》。在巴黎和鲁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会，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尔代表了一种主观性——当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这种主观性。未来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观时间转向未来。我在工作，我工作是为了产生一个作品。
在假期中我是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触。我重新找到主观的时间。我主观地受到巴黎的影响，我爱它，我在巴黎呆的时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观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时间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同的时间，我可以跟人们广泛接触，我可以常去游览，参观那些当地人告诉我们值得一看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而混乱的时间，我常有一些异常的体验。这三个月是我体验世界的时间。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时间的方式，它们被夜分开，但实际上却没有分开，夜只是代表了一种短暂的停顿。在我的记忆中九个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后只相当于过了一天。我的时间总是这样划分的，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时间不同——如果他有那么多假期的话——对他来说，这一年其余的时间完全由同样的工作日组成。
我坐在书桌旁写作时我是紧张的。这是一个紧张的时间，而我发现它很难维持长久。我感到在三个小时后我就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于是就有我称作私人生活的那一部分时间，虽然事实上它们跟其余的部分一样也是共有的，社会性的。我同你在一起时有时也安排一些事情做做，然后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但像昨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做，时间就这样飘逝而去。
我年轻时有另一种时间。这是我从十五岁直到死的时间。但在我对荣誉和天才感兴趣的时候，直到三四十岁，我总是把时间划分为一种真实生活的不确定的时期和以后我死了后另一个无限长的时期，这时我的作品将影响人们。
7.我永远执著于现在
只要有一个未来，一个人的年龄就是同样的。在30岁有一个未来；在50岁有一个未来。也许50岁比30岁要差一些。对我来说这是很难断定的。但在65岁或66岁以后就再没有什么未来了。当然也有当下的未来，有以后的5年，但我已相当好地说出了一切想要说的东西，更广泛些说，我知道自己再写不了什么了，而10年之后一切都完结了。
我记得我外祖父的老年，那是很可悲的。到了85岁他已经不行了，他继续活着，但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不清楚的。有时我想我的老年不应该像那样；有时我又想，一个人不应该太自负，应该安心活过一定的时间，直到死去。
现在是具体真实的。昨天不是那样明显清楚的，而我也不想明天。对我来说，超出过去的现在是有优先地位的。有些人更喜欢过去，因为他们给了它一种审美的或文化的价值。我不是这样。在转向过去的过程中现在就死了。它失去了自己开辟生活的价值。它仍然属于生活，我可以回顾它，但它不再具有当我经历它的每一时刻所给予的性质，我不再经历它时它就改变了这种性质。
在哲学中和在我个人生活中我总是把现在——它是充满的时刻——确定为对未来的关系，我使它包含有未来的性质。然而在现在、未来、过去这三者后一中，过去总是被现在夺去真实的活动。虽然我知道过去比未来重要一些，它带给我们某种东西。
我生命的意义也就是写作，它是从变成过去的现在（我不写了）前进到另一种现在（我正在写），一本书正在形成而在未来结束。写作的时刻是一个包括未来和现在的时刻，现在决定对未来的关系。你写小说的一章，你写第十一章之后的第十二章，而现在它是在第十四章。因此，时间好像显得是未来对现在的召唤。
我有这样的时刻：我真正是由于现在自身的缘故而体验到现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计划、活动或工作。我把这种情况放在比别的更重要的地位，它们是值得花时间的。例如，一个可爱的星空，以及我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得到的东西。这儿有一种完全满足的时刻——有着我正凝视的这个天空下面的东西。我是那个看着星空的孤独的人。
8.论生活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作部小说，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这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粘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4月、5月、6月，1924、1925、1926。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你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不过这种变化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证据便是你说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仿佛世上确有真实的故事。事件朝某个方向产生，而我们从反方向来讲述。你似乎从头说起：“那是1922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马罗姆当公证人的书记。”实际上，你是从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它无形，但确实在场，是它使这几句话具有开端的夸张和价值。“我一面散步，一面想我的拮据，不知不觉地出了村。”这句话就它的本意而言，表明说话人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与奇遇相隔万里，即使有事件从身边掠过，他也视而不见。然而结尾在那里，它改变了一切。在我们眼中，说话人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他的烦闷、他的拮据比我们的烦闷和拮据要珍贵得多，它们被未来热情的强光照成金黄色。叙述是逆向进行的。瞬间不再是随意地相互堆砌，而是被故事结尾啄住，每一个瞬间又引来前一个瞬间：“天很黑，路上没有人。”这句话被漫不经心地抛出，仿佛是多余的，但我们可别上当，我们将它放在一边。这是信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它的价值。主人公所体验的这个夜晚的一切细节，都仿佛是预示，仿佛是诺言，甚至可以说，他只体验那些诺言性的细节，而对那些不预示奇遇的事情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还没有来到，那人在毫无预兆的黑夜里散布，黑夜向他提供杂乱而单调的财宝，他并不作选择。
我希望我生活的瞬间像回忆中的生活瞬间一样前后连贯，井然有序。这等于试图从尾巴上抓住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