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是在比较意义上超越了我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的作品，我的记忆跨过了自我的门槛，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那里就是浩瀚如海、辉煌如血的高粱世界。
郑万隆提出过“第三种生活”的概念，我进入的高粱世界就是“第三种生活”。
我的“第三世界”是在我种过高粱、吃过高粱的基础上，是在我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喝过高粱酒后讲的高粱话的基础上，加上了我的高粱想象力后捣鼓出来的。
我赞成寻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寻法，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根的理解。我是在寻根过程中扎根。我的《红高粱》系列就是扎根文学。我的根只能扎在高密东北乡的黑土里。我爱这块黑土就是爱祖国，爱这块黑土就是爱人民。本文开头提到“杂交高粱”，之所以提到这个狗杂种，是因为我想到，对土地——乡土的热爱，绝对不能盲目。爱的第一要义就是残酷地批判，否则就会因为理智的蒙蔽，导致残酷的游戏。我准备用十年时间做一场高粱梦。十年一觉高粱梦。果然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到了1987年，我便由红变黑，先是《欢乐》被人骂得狗血淋头，《红蝗》被人狗头淋血，不但仇敌恨我，连那些好哥们儿也龇牙咧嘴了。这才进入了好的状态。能写出遭人骂的文章比写出让人夸的文章是更大的欣慰。我相信在我的面前还有路。因为有上帝的指引，因为我知道我半是野兽半是人，所以我还能往前走。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好作家们，其实是一些不可救药的王八蛋。他们的“文学”只能是那种东西。现在什么是我的文学观呢？……它在变化、发展、一圈一圈地旋转着。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吧——这就是文学！
重读前年对“旧创作谈”的批评，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触：在北京随地解溲是要被罚款的，但人真要坏就应该坏透了气才妙。在墙角撒尿是野狗的行为，但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却变成了英雄的壮举。上帝也怕野种和无赖，譬如孙悟空，无赖泼皮极端，在天宫里胡作非为，上帝也只好招安他。小说家的上帝，大概是一些“小说创作法则”之类的东西，滋一些尿在上边，可能有利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呢。批判过后，又是五年过去了，1987 -1992，大概是新时期文学由辉煌走向暗淡的一段凄凉岁月，但我很快就习惯了，习惯暗淡比习惯辉煌更容易。习惯了之后，我觉得清冷的小说世界比前几年的热闹更有趣也更正常。文学毕竟不是靠起哄和闹秧子就能出名堂的。在众多兄弟扬言下海捞大钱的喧闹声中，我还是坚定不移地靠写小说混饭，自我感觉还不错，回头检点一下，成绩虽然不大，但还是小有收获。首先，经过了几次操练之后，我对如何写作长篇小说心里有了数，意识到当年在《红高粱家族》后记中所说的“长篇无非就是多用些时间、多设置些人物、多编造些真实的谎言“的“长篇小说理论”几乎是胡言乱语。我感到长篇小说首先要解决的也最难解决的就是结构。当然，这也是别人说过的话，我不过是有很深的同感罢了。在我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和《酒国》里，我做了三次不同的尝试，自认为基本上没有东施效颦，新东西虽然不多，但是有。我看到一些有眼光的评论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方面，不由得喜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