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算不算中国的国粹，不得详知，但是中国人十分重视功名，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范进中举，虽然是小说中之事，但是生活中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太宗作为一代英主，他要网罗天下人才，他的法宝就是科举选拔，不少人因此皓首穷经，正如唐人赵嘏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
赚得英雄尽白头。
中国的人才选拔与考试制度颇有渊源。西周用人主要依据血缘关系。春秋战国，天下大乱，除血缘关系外，还依靠战功，那些有本事的人投军杀敌，建功立业，文人策士则给士大夫当门客。战国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每人养有门客三干，在这些门客中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人才，如冯谖、毛遂、侯赢等。但这种形式没有固定的制度，有很大的随意性。
汉武帝时期设立博学鸿词科，用考试的方法选用人才，开辟了科举制的先河，著名的儒学大家董仲舒及名臣公孙弘就是汉武帝从考试中发现的。但这只成为选人的一种方式，其他方式还有举孝廉，即由地方官推荐等。
到东汉末年，考试制度名存实亡，由于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用的都是小人、佞人，即令考试也是假的，卖官鬻爵风气盛行。
三国时期，曹、刘、孙三家唯才是举，谋臣大将要么亲自登门求请，如诸葛亮，要么路上相从，如周瑜，要么自投门下，如曹操大多数部下，没有一个是考试取得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只有贵族世家才能做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当时用人制度的真实写照。有些很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门，很难升迁，如左思，虽有才能，且妹妹是皇妃，但因门第不高，长期只能做一个小官，因而他有这样的感叹：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隋文帝于公元587年定制，每州每年贡士3人，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特别华美的，州可以保荐应秀才科，接受特别考试。
公元599年，隋文帝命文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德才举人。
公元607年，隋炀帝以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
从此，门阀制度逐渐被科举制度所代替。科举考试制度，在唐太宗时才固定下来。同时，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贞观办学校之盛前所未有。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把原来的国子学改为国子监，号称三监之首，是全国的最高学府，下属六种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名额分别为300、500、1300、50、30、30。前三种学校招收三品、五品、七官以上的官僚子弟入学，八品以下官吏子弟入学。并在门下省置宏文馆，在太子东官设崇文馆，兼教生徒，专收皇亲国戚及宰相高官的子弟。
地方学校，有京都、都督府、州、县等级别，主要设在州和县，学生学习成绩优良，可由地方官保送参加常举考试，经州考试合格后，送到中央参加常举考试，称为“乡贡”。“乡贡”合格者，可获得做官的候补资格。
唐朝贞观初年，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士的情况。在发榜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科举这种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九月，太宗下令，各州置医学、设医学博士一人，从九品上，管理民间医疗工作，培养学生。
设立的学校有健全的体制，国子监设祭酒一人，司业二人，是最高学官，掌管全国教育的各种政策。六种学校有博士、助教多人，进行具体的教学活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教法主要讲读儒家经典，必修课是《孝经》、《论语》，还设有大经——《礼记》、《左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以后，太宗多次到国子监参加“释奠”仪式与听讲经义。释奠是每年春秋的祭礼大典。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亲到国子监参加大典，特请国子监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孔颖达敬献《释奠颂》，唐太宗下诏赞美，并赏赐祭酒、学官和绢帛。
他延聘了天下众多名儒。如著名经学大师孔颖达，贞观六年召为国子司业，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在国子监掌教十多年；经学家马嘉远，贞观十一年为太学博士，贞观十九年迁为国子博士；名儒王恭，原是乡村教师，名声很大，贞观初召为太学博士；经学家马才章，经房玄龄推荐为国子助教。
为了统一全国教材，颁行了《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作为教材，以免学生老师无本可依，无所适从。贞观一代，学生名额逐渐扩大，京城专门增筑宿舍，有学生数千人，国子监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府。
地方上办学也得到唐太宗的奖励。长安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学生，如高昌、吐蕃都送子弟到长安学习，还有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国派来的留学生。整个贞观时期学风大兴，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去集京师，文治勃兴。贞观五年，太宗命令增修学生宿舍1200间，国学、太学、四门学都增加学生，书算各设博士，共3260人。外国留学生共8000多人。
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是相辅相成的，科举制度化，对培养和选拔人才起到保证的作用。贞观元年，唐太宗盛开科举，以后又通过科举选取人才，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因明经和进士是常设的补充官员的候选人，考的人很多，进士科特别有吸引力。考试有常设部门，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
隋朝考试在每年冬十一月开始，到次年春结束，唐太宗采用四季考试的建议，实现了多选人才，补充官缺的作用。贞观十九年，接受了马周一年四季都考试过于劳苦的建议，恢复了十一月开始，第二年三月结束的作法。为了方便关东士子就近考试，唐太宗在洛阳设考点。
贞观年间，是进士科发展的关键时期，贞观后期，扩大了进士科，提高了进士的晋身之阶，对唐前中期的科举制度起着推动作用。
进士是当时的热门科目，人们争相参加进士角逐，考试的人数很多，录取很严格，考上进士的只占百分之一二，而考上明经的占百分之一二十。当时人们把考进士比作“登龙门”。当时流传有这样的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0岁考上明经的已经老了，50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真实印证了“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考中进士，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是真正得到官职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这个考试叫“选试”，选试合格的，呈请皇帝授给官职。选试的内容有四项：一是身材挺拔，五官端正；二是言词清楚，条理分明；三是书写流畅，文字美观；四是能力出众，见解独到。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当时进士很难考，有人从少年考到白头，没有考中的比比皆是，终生未中，老死科场的大有人在。为了达到考取的目的，应考的举子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在考前和考试期间到处叩拜公卿，送些礼物，这么做无非是想得到公卿王侯的赏识，好替他向主考官推荐，混个脸熟。有的没有熟人，连公卿王侯的面都见不着，他们干脆跑到官僚的车马前跪献六章，这叫做“求知己”。把自己的文章工工整整地写成卷轴，献给达官贵人或者名流学者，请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主考官，这叫“行卷”。
行卷在当时很流行，也很管用，有好多人因此飞黄腾达。行卷的第一篇十分重要，那些达官贵人只对第一篇看得比较仔细，后面的只是浏览一下而已，所以举子们都十分用心。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到长安应考，向当时的著名诗人顾况行卷。顾况看见白居易的姓名，开玩笑地说：“米价方贵，长安居大不易”（长安米价正贵，居住很不容易），有点看不起白居易的意思。等到他打开行卷第一篇《赋得古原草送别》，念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句的时候，不由得大加赞赏，说：“能做这样的诗，‘居’亦‘易’矣！”于是，到处赞扬白居易的才华。行卷促使一些读书人在应考以前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努力创作高水平的作品，这对唐代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
明经考的是经书的填空，即考官把经书中的一些字句贴了，考生把它补上。进士考的是文章诗赋，考取进士的人，如果不通经史，要遭到考官的非难，不能成为朝廷命官。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钙年），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主持复试，进士张昌龄、王公瑾等因答不上经史的题目而落第。唐太宗对二人的文才早有所闻，即询问王师旦。王师旦说：“这样的人会写文章，但为文轻薄，文章浮艳，必不能成大器，如果把他录取了，后面的人就会争相仿效，陛下提倡朴实的文风就会改变。”
科举制度使读书人有了奋斗的目标，凡学有专长的人都可申请报名考试，合格后，由州郡推荐到中央考试，改变了魏晋以来由贵族垄断选士的作法，把选人用人的权收归中央，有利于统一国家以才选官的制度。这种制度又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使天下人才，尽为唐帝国效劳。
许多出身贫寒的人，通过科举制度，得到了高官厚禄，还有机会担任尚书、宰相之类的显赫职务。
隋孙伏伽出身小吏，大业中进士，贞观任户部侍郎、大理寺卿等高官。
李义府出身贫寒，通过考试而进入朝廷任职，贞观后期任宰相。
到贞观以后，出身寒门的高官比比皆是，据史书记载，唐代当上宰相的就有142人，未传的还很多；出身士族的宰相有125人。
这是唐太宗开了好头，出身贫寒而位极人臣者已多于出身士族的人，结束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科举制度的影响很大，科举出身是人人追求的目标，有些高门贵族，虽然位极人臣，但因不是进士出身，自己觉得脸上无光，也会招来整个社会的白眼。
科举制度使大批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像家世寒紊的李义府，怕自己不能参与政权，曾经写诗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回答他说：“我将全树都借给你，哪里只是一枝啊！”后来，李义府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层社会，最后担任过宰相之职。
唐太宗实行科举制度，官吏的选拔和任用都由中央决定，这就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