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底，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噩耗传回了中国。纵然在为人忠厚、却胆小怕事的方还校长的严令之下，北京女高师的校门--那两扇在北京各学校中很有名的大铁门仍旧像过去一样紧紧关闭着、看守森严，可是，这两扇大铁门怎能阻挡噩耗狂扑而进！正就读于北京女高师中学部三年级、还不到十五岁的邵蕙波与她的同学们虽然仍在学校那严格的管理之下、被幽闭于高墙之内读书，可她们还是从陆珊瑚、邵永纹、郑一新、陈钟凡、吕凤子等教师的谈话中，对于这个噩耗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概括的了解。
--自从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之后，原来由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组成的"五国会议"就改成了由美国、英国、法国组成的"三国会议"。1919年4月29日，"三国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山东问题。美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但要求日本代表以文字声明将来把山东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珍田则坚持"口头声明"，并狡辩说："欲得文字声明，明明就是认为日本不讲信用！"第二天、1919年4月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手持中国的抗议书，步行十余里，来到法国外交部，将这份抗议书送交"三国会议"。可是，"三国会议"对于这份抗议书置之不理，仍按其原议对于山东问题做出了"最后裁决"，并列入凡尔赛和约第156、157、158条，将山东出卖给了日本，甚至都没在凡尔赛和约内写上日本须将山东交还中国的字样！至此，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宣告失败！中国代表团抗议未成，就将交涉经过报告给中华民国政府。1919年5月2日，国民外交协会之主要负责人之一林长民撰写的《山东亡矣》一文登载于《晨报》，首先向全国民众透露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确切消息，并呼吁全民救国，"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同一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国民外交协会得知中华民国政府政府已密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一恐怖消息之后，立刻将这一消息转告给北京大学学生领袖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人，并支持他们掀起学生爱国运动。许德珩等人当天就召集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紧急开会，讨论救国办法，蔡元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鼓励到会者去组织全校同学起而救国！此时的中国社会实在变态、畸形，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实在卑劣腐败，此时的中华民国国会在整体上实在只敢屈从于武人当国的暴政，于是，干预政治、奋起救国的民众运动就从青年为主体的学生界爆发了！
1919年5月3日是一个初夏的星期六，这个星期六很不平常。这一天，邵蕙波与她的同学们没能按照惯例，暂时走出北京女高师的高墙、回到家中过周末。由于北京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紧张，方还校长决定，为了加强对于本校学生的安全管理，从这个周末开始，暂停学生周末放假回家的制度，所有学生一律不得离开学校，必须留在学校努力读书。北京女高师的校门--那两扇大铁门与旁边的小门都仍旧仅仅关闭着、看守森严，方还校长甚至还特意派人在门上又加了一个大铁锁，以防止学生从校门汹涌冲出、冲到外面的学潮中去、冲到国家政治那已越来越激烈越来越磅礴的狂波巨涛上去……
这一天，中国派去参加巴黎和会的五个全权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往北京致电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请求辞职，他们在电报中说："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祥等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谨合呈大总统，请即开去全权。"
这一天晚上，位于北京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校园内，真是一派慷慨沸腾的景象。北京大学的一千多名学生、还有来自北京其他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的许多学生代表纷纷往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奔去，邵蕙波的大哥--北京大学法科二年级学生邵东波、陆崇寿的外甥--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王光勤自然都在其中。学生们一边走，一边满腔怒火地痛骂着，骂那个负责在中日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曹汝霖，骂那个经手济顺、高徐铁路借款的陆宗舆，骂那个对于山东善后协定签"欣然同意"换文的章宗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