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老家二毛子（外甥）
打来的，他说他大舅哥出了车祸，现正在老家交警队处理，他考虑到我与老家交警队有熟人，所以让我出面为此事周旋。
这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如果一句话不帮他说，外甥肯定会责怪我：“了不起了，在北京当记者就不理家里人了？”可他哪里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我虽然在交警队有个把熟人，但我的面子还没有大到可以电话指挥一切的地步，更不要说我在北京实际上已经工作得很苦、很累了。
到了报社，报社突然通知我参加报纸发行会议，并让我提出一些工作建议。真是太巧了，我近来一直想找机会就报纸版面、内容等方面向领导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生活时报》现在办给谁看？这份报纸是全国发行还是北京市发行（我故意设问）？如果是全国性的报纸，就要办出国家级报纸的样子；如果发行仅限于在北京，那就改变办报思路，与《京华时报》《北京晚报》拼杀一下，办出都市类的风格。现在这份报纸定位不准，发的稿子大都是可读性比较差的，有的新闻干脆就是别的媒体已报道过的……是报社记者少，还是记者采访不到新闻？不管是何种原因所致，这都是《生活时报》的耻辱，更证明办报人的水平有差距。办报首先要考虑到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不是办给自己看的，自己认为自己稿子好就一律照发，这不是在办报，而是在毁报……”我的发言不知是对还是错，领导们听了是否高兴？
但无论如何，我是为了工作，为了报纸的生存，我坚信领导们会理解我的诚意的。
“报社已两个月没给我们发工资了，我们都快承受不住了，我和更多的同志家庭一样，就靠这点工资生活，长期这样下去行吗？”女记者、编辑陈君接着我的发言说。她是报社老记者了，据说她自《生活时报》创办以来一直在报社。“现在报纸改版了，现在这种版式及内容都没有原来的好，在北京的市场销量十分有限，有的报摊一天送去几份报纸都卖不出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来说几句。”特稿部主任张金华说，“要想办好报纸，现在当务之急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要尽快解决大家的工资问题，在大家没有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再赶紧派一些能力强的记者到第一线抓一些抢眼的新闻，一份报纸每期没有几条抢眼的新闻稿，怎么会有生命力？”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因为大家都知道报纸办得好，发行量大，每个人的饭碗才能牢固一些；如报纸办不下去了，大家的饭碗也就没了。
会议最后，由主管《生活时报》的光明日报副总薛某作总结，他对大家的工资和报纸改版之事作了定夺，从他的言谈中大家似乎看到了《生活时报》未来的希望所在。
从报社回家已是晚上8点多了。夏小凤屋里有人，但一直没有听到夏小凤说话。院子里她们吃完饭的锅碗也没洗。不知怎的，我好像有一种预感，在我们这个小院里要发生什么。
不一会儿，夏小凤这里连续来了两个男人。当夏小凤在房子里与第一个男人尖叫不停、男人粗气大喘、床架又发出我听习惯了的吱扭声响时……又来了第二个男人，这第二个男人在夏小凤门口听到房内的声响后，发疯似地敲门……
这一夜我睡得是香？是甜？是苦？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