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沈玉翎最高兴的事，就是和萧鸣在一起。想到几个月来，自己还煞费苦心地“策反”萧鸣，就觉得好笑。因为有“情侣”这层关系作掩护，沈玉翎与萧鸣的接触和来往，也多起来，这中间民有沈玉翎有意为之的缘故。
沈玉翎发现，这萧鸣出手很大方，当着别人的面，给她买这买那，靠他那点儿工资肯定不够。
沈玉翎跟萧鸣之间的谈话，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顾忌了，有话直言。一次，沈玉翎在萧鸣家，直接问道：“我有一个问题，跟我在一起，你花钱挺大方，你在营业税征收局，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五十八元，我拿的是二等科员的工资。”萧鸣笑着回答道。
“这汉奸政府里，也分那么多等级啊？”沈玉翎不清楚伪政府的工资级别怎么算。
“怎么不分？在我们局里，局长那是一等科员，每月六十一元，科长、分局长啊，属于二等科员，五十八元，再往下，那就是三等科员，拿五十二元，还有临时雇的，一个月七八块，更低。我说的可不是现大洋啊，这是汉奸政府发的联银券，要是现大洋就好了。我到漳河县边界跑，有的山里的老百姓不认这个钱，非得要现大洋。”萧鸣说道。
“得了吧，那你就知足吧。按现在的物价，你在营业税局里，那拿的可是比我们小老百姓强了。不过，你一个月五十八元工资，日常吃喝应酬、衣服，还有花在我身上的钱，这些加起来，就是一年的工资也不够啊！你的钱从哪里为的？”沈玉翎问道。
萧鸣哈哈笑道：“你没听说，这汉奸政府，十官九贪么，靠我这点儿工资，哪能和你过得那么潇洒？这全是靠汉奸政府给我的这点儿权力，给鼓捣过来的。你就说你那个福安杂货店开张前吧，老关还托人给我送了点儿烟酒。那些店铺，逢年过节的，哪个不给我送点儿，生意场上的事，我也不好拒绝，就全笑纳了。这店铺交多少税，能不能少交点儿，我签字的笔，也不很大分量，多多少少也会截留点儿。顺便呢，我也会跟人合伙做点儿小生意，抽点儿成。我这些，也是跟那些贼官们学来的。”
“看来，这汉奸政府里，真是腐败得很啊，贪官污吏骑到老百姓头上，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么？！”沈玉翎感慨地说道。
“是啊，我一进这汉奸政府里，就感觉到贪污腐败横流。可这乱世之中，谁能管啊。里面的官，从大到小，哪个不是想捞点儿钱，给自己备条后路。日本人再亲，也没有钱亲。我这不过是小贪，再往上，局长啊、县长啊、警备队司令啊，贪得可比我多了。”萧鸣道说道，“不过我贪的钱呢，那都充当了抗日工作经费，投到了抗日活动上。这给老家那边买急缺物品，在汉奸政府这边四处拉笼人搞情报，没有钱，可是万难啊。所以，我这叫，收敌人的税，干抗日的事。”
沈玉翎笑道：“看来老家和我，都沾了你这个税官的光了。那你有一天，要是做了这营业税局的局长，权力更大，截留的税款更多，那老家那边沾的光不就更多了。”
“你以为局长那么好做啊，都需要有背景，有后台，巴结上面，讨好日本顾问。”萧鸣笑道，“这汉奸政府的官场上，关系也复杂着很啊。我啊，当好这个稽征科科长，干好情报和锄奸工作就行了，再往上，我也没奢望。”
“是啊，不能做了官，忘了本，”沈玉翎道，“咱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
接着，沈玉翎也了解了萧鸣给日军宪兵队特高课做“联络员”的一些事情。
萧鸣受到日军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渡边春子赏识，做了一名“联络员”。之后，他就发展了一些下线，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这里面的成员多半都是自己人，听命于萧鸣。
这个“**情报小组”收集上来的情报，什么该往日本人那儿送，什么不该送，都由萧鸣决定。萧鸣经常把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交给特高课，骗取日本特务的信任。凡是威胁到地下抗日人员性命，对革命工作有破坏的情报，都被萧鸣扣了下来，隐瞒不报；很多情报，不仅萧鸣这个小组在搞，其他特务也在搞，如果萧鸣猜到日本特务迟早会知道，那就会秘密派人，给那些地下抗日人员提个醒，让他们躲起来，然后他再把情报送给敌人，让敌人随后扑个空。
尽管日本特务发现内部有人泄密，但是，替日本特务搞**情报的人很多，包括侦缉队、警备队，和许多汉奸，也不容易怀疑到萧鸣头上。
而萧鸣通过参加日军特高课组织的一些秘密会议，以及私下和其他汉奸、特务交往，也获得了不少有关日军扫荡和剿匪的情报，均送往了根据地。
萧鸣经常去喝茶的那个茶楼，是由日军特高课出资帮助，为萧鸣这个**情报小组建立的活动交集地点。萧鸣在这个茶楼里，安插的都是自己人，所以，这个日本特务眼里的“**情报点”，其实早已成为萧鸣领导的一个安全可靠的抗日情报工作联络站。这也是每次萧鸣和沈玉翎在茶楼上交谈时，不担心别人窃听的原因。
听萧鸣透露了这些秘密，沈玉翎来说，只有钦佩，以及发自内心的爱慕。可萧鸣似乎对她并无意，而是私下里，经常大谈郑重山的好，言下之意是希望沈玉翎在婚姻大事上考虑郑重山。这让沈玉翎有些苦恼。
一天，萧鸣又大谈郑重山过去的英雄战斗事迹，替郑重山吹风，沈玉翎忍不住了，问道：“萧鸣，我现在想问你一句话，你喜欢过我么？”
这一问，让萧鸣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沈玉翎见萧鸣不答，又委婉地问：“你自己就没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和人结婚么？”
萧鸣这才说道：“说实话，对谈情说爱这种事，我不是没向往过。可是，我现在是在鬼子的心窝里战斗，每天直接和日本特务、汉奸打交道，随时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如果我现在跟人谈情说爱，甚至成了家，有了孩子，那我做什么事，心里就会有所顾忌，有了顾忌，那怎么能一心一意地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呢？”
沈玉翎道：“我也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战斗，在根据地时，我就发过誓，不赶走日本鬼子，就绝不结婚。你以后也不要给我提郑重山的事了，我知道，他肯定托你，让你说他的好。可我和你一样，都在敌占区，正在接受革命烈火的考验，怎么能不顾大局，而想到儿女情长呢。我想，等赶走日本鬼子了，如果大家有缘分，再谈吧。”
言谈间，绕来绕去，萧鸣也无法完成郑重山给他的“重托”，反而是沈玉翎向他示爱。他只得向郑重山的“期望”，往后拖一拖了。
为避免嫌疑，郑重山是不能和萧鸣直接来往，因此，与萧鸣假装“恋爱”的沈玉翎便成了两人中间的联络人。而在“除狼行动”中，萧鸣找人商议的，也多是沈玉翎。
这天晚上，在萧鸣的那个密室里，萧鸣说出了自己的计划：“我准备再出手，铲除一两个大汉奸，敲山震虎，逼日本特务机关给‘黑狼’下令，让‘黑狼’加紧寻找武曲星。这样，‘黑狼’在根据地的活动才能更加频繁，尾巴才能露得更长。”
“那你下一步打算除掉哪个汉奸？”沈玉翎问道。
萧鸣说道：“这个汉奸名声、地位小了还不行，所以，我准备再拿警备大队的司令鲁能和狗头县长苏山魁开刀，将他们两个作为棋子，在日本人的头上再加一把火。这个鲁能，曾亲手杀害我们多名地下同志，还有一些革命群众，罪该万死，我早就想除掉他了，可惜身边一直没有得力助手。现在郑重山同志带了一个工作队前来，这事就好办了。还有那个县长苏山魁，这个狗汉奸，除了欺压百姓，作威作福，还强征和买卖妇女，送给日本人做慰安妇。有的女人，先经过他的手，被他糟蹋了，再去送给日本人，真是可恶之极。你还记得石老二欺负过的那个叫吕玉花的女人吧？”
沈玉翎想了起来，说道：“记得，这个女人被汉奸石老二欺负后，她丈夫孔小牛去找石老二算账，结果反被日本人给杀了。现在她成了寡妇，真是可怜。”
“你不知道后面的事情。当时，我把石老二和三个日本兵杀了后，日本特务把吕玉花抓走，去审问，也没审出什么。为了让日本特务放人，一些街坊邻居出面担保，都证明这个吕玉花是个良民，没有通匪。这日本人呢，也准备放了这吕玉花。可是呢，这个狗县长却在中间横插一杠，暗地里让日本特务不要忙着放，而是由他假装好人，出面将吕玉花保释了出来。然后，这苏山魁又威逼利诱，让吕玉花从了他。所以，这个吕玉花现在又落到了苏山魁的手里。”
没想到苏山魁穿上狗县长竟然做出如此卑劣之事，气得沈玉翎伸手一拍桌子，骂道：“这个狗汉奸，该活剐了！”
“这两个大汉奸，杀了都不屈。这两个人，都是漳河县城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深受日本人器重。除掉这两个人，我就不信这‘黑狼’还能坐的住。”
接着，萧鸣向沈玉翎兜露出了自己详细的除奸计划。而他让沈玉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张贴一张布告，指名道姓要诛杀苏山魁，署名人为“武曲星”。
沈玉翎惊愕地问道：“这么一来，苏山魁就知道了要除掉他，那他肯定会小心万分，处处防范，咱们还有机会下手么？”
萧鸣却胸有成竹地道：“这叫声东击西，让日本人和汉奸的目光全盯在苏山魁身上，我们先除鲁能。杀了鲁能，再去动这个苏山魁。放心，我清楚日本特务那点儿心思，一切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听萧鸣说得如此肯定，沈玉翎也信了。
这一夜之间，漳河县全城很多墙上就突然张贴出了这么一份布告，满城皆知。
布告内容这样写道：“锄奸令：汉奸县长苏山魁人面兽心，罪恶滔天。其甘做日本人狗腿，强捐钱粮，横征暴敛，欺压百姓，逼良为娼，强占妇女，祸害良家，所犯恶行，罄竹难书，为天地所不容。为平民恨，即日将铲除此贼。特此宣告。”落款人为“武曲星”。
这纸“锄奸令”，被人送到伪县长苏山魁手中时，苏山魁当场大惊失色，浑身哆嗦。
自“锄奸十杀令”出现以来，一个个有名的汉奸相继死于“武曲星”之手。而且，死的方法跟“锄奸十杀令”上公布出来的一模一样。
照身边“谋士”的推算，如果这纸“锄奸令”真是代号为“武曲星”的人所发，那苏山魁将是武曲星要杀的第七个汉奸，死法为“七绳杀”。
苏山魁真是坐立不安，立即命令家人、手下，将家里所有的绳子全部烧了，而且，不准再将绳子之类的东西带回家门，以防“武曲星”利用。伪县公署的办公楼也不敢去了，他紧闭自家大院之门，不敢出门，一天三餐，行走、睡觉，手里总要拿着一把枪，以防不测。另外，他还从警察局、警备大队调来五十多人，在他房屋周围，日夜轮流值守，保护他的安全。
不过，日本人可不希望苏山魁被一纸恐吓书就吓成这样，而是要求苏山魁站出来，公开辟谣。看这苏山魁被吓得厉害，也向他承诺，皇军会严密保护苏县长的安全，保证万无一失。
被逼无耐之下，这苏山魁只得又在特务、警察、日本兵的重重保护之下，出现在大街上，由他亲口向老百姓宣传：不要怕“锄奸令”，这是有人故意造谣滋事，捣乱破坏。倘若抓住此人，定要严惩，绝不放过。漳河县城在大日本皇军的保护和治理下，是绝对安全的。只要那个自号“武曲星”的郑重山敢出现，就是变成苍蝇，也逃不出城。如此云云。
为了消除这份新出现的“锄奸令”的影响，在日本特务的安排下，苏山魁坐在日军士兵开的汽车上，在城中四处兜圈，搞慰问，以此宣示城中治安良好，太平无事。这还不算，过了几天，日本人的汽车还载着苏山魁，开出城外，到乡下转悠，以此来安慰城内城外的大小汉奸，有大日本皇军的庇护，匪徒绝不敢轻易出来捣乱，因此，都不要被一纸恐吓书给吓倒。
而这一切，正好中了萧鸣的“声东击西”之计。当日军宪兵队、警察、伪军、大大小小汉奸们，以及全城百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县长苏山魁身上时，萧鸣开始组织人员，从容不迫地部署铲除漳河县特别警备大队司令鲁能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