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精力投入到了工作和读书中，而读书是我永远最喜欢的事情。
上班坐地铁，从北京西横穿到北京东，大概需要50分钟，来回就是1小时40分钟，这是用来读书的时间。我包里总放一两本书。书里插着书签，读到哪里，就插到哪里，像占领高地的旗帜。读的书不是遥远的国外的，就是遥远的过去的，有时二者兼备。这种间离效果，是逃避现实的绝好方法。当然这种逃避，只是感觉上的而已，其实书里讲的事，经常对应着现实。读书入境的时候，会觉得一会儿就到站了，而周围拥挤晃动的人影，不过是个背景而已。
在地铁里，我读了很多周作人的书。我喜欢他不动感情的风格，谈文化，谈风俗，忆旧，是一种沧桑老人的淡定态度。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年轻幼稚，多读读这样的书，心情能从容一点。每次翻开书，感觉不是在坐地铁上下班，倒像陪个老头闲聊，非常有趣。
读周作人的时候，我常想起舒依哲。在大学时代，我曾经力荐他读读钱理群写的《周作人传》，否则会感觉失之交臂。舒依哲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好，为了这条胳膊也得看。”当时我手里正拿着这本书，他翻开来看了看里面的照片，忽然惊叫道：“哎，周作人这张年轻时的照片，跟我爸长得一模一样！”那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正是暖融融的四月天，印在我脑海里的，总仿佛满天飞花，他站在校园门口，和我说着这些书里书外的话。
禁不住想起来给他打个问候电话，再顺便推荐一下我正在看的这套周作人文集。
估摸着舒依哲正值学校放假，应该在家，于是打到了他独居的家里。电话那端一个女声传来：“喂！”我吃了一惊，第一个本能反应想到他妈，于是条件反射般地说了一句：“您好，舒依哲在吗？”在问这句话的同时，我已经意识到对方是谁了，哪怕她只说了声“喂”。她说：“他不在。”果然是她！我说：“哦，谢谢。”同时感觉到她也知道了我是谁。
我诧异何以石靖在舒依哲家，而且是他不在的时候。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他俩的关系有了变化，也许已经结婚。
我突然意识到前不久一个细节，当时很奇怪石靖的口气，现在则豁然开朗。
不久前，我们报纸介绍一篇托尔斯泰故居的文章。此前，我曾经见过石靖，她给我讲述她在俄罗斯留学的故事，特别说到她拍了许多托尔斯泰故居的照片。我于是给她打电话，想让她帮忙提供照片。当时，她不知道我为什么找她，语气里充满了防备，甚至有点敌意。等我说完了照片的事，她才放松下来，但仍追问了一句：“就这事？”我笑道：“就这事。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现在我知道了，石靖当时一定以为我是要找她“谈判”，向她“要人”。
想到这些，我有点气恼。舒依哲你爱跟谁结婚跟谁结婚，何必要把咱们俩之间的事坦白给第三个人呢？而且两个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俩的事却瞒得我滴水不漏。我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心里同时有一点酸酸的味道，舒依哲终于属于别人了，此后不能随意找他聊天胡扯了。而且，一个自己曾经深爱的人，你不爱他了，他自己在那待着，和他有了自己喜欢的人，总是两种不同的滋味。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愿意祝福他们喜结良缘。
过了一两周，星期日，舒依哲打来了电话。我相信这个电话是因为上一个电话，石靖的确听出了是我，告诉了他。我更相信，石靖也马上明白我听出了她的声音。这是心灵感应吧。其实，两个女人之间的这种感应，远比男女之间要敏感得多。
舒依哲告诉我他和石靖结婚了。他大概描述了一下他的求婚：某天邀请石靖去看电影，然后提出了和她结婚的愿望。石靖说：“太晚了”。舒依哲说：“有什么晚的，你没结婚，我也没结婚，你没朋友，我也没朋友……”
电话里舒依哲讲这些，是以他一贯的平静态度，听不出他有什么高兴的或者不高兴的情绪。接着他又讲他看到的读书访谈节目，语气开始变得欢快起来：“采访的是张允和。老太太90多岁了，可爱极了。她说，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比如，你上车买票，售票员没给你好脸。你憋一肚子气，回家又跟家人发泄。这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我只傻听着，觉得他说得有趣。等他说得差不多了，我才想起来向他表示祝贺。他说：“我们结婚也没办事，就是请了七八个同学，都是我们宿舍的，一起吃了一顿。我俩想你大概不喜欢这种场合，就没请你。”
我想，他请我我一定会参加的。但是他俩没请我，大概是不想看见我，给自己添堵。聊了半天，电话挂了。我开始琢磨他的话。他为什么要给我讲张允和，为什么要说“不能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他是否指，我拿他当初的错误选择惩罚了我自己？我理不出头绪。也许他是一贯的口无遮拦，并无深意；也许，他的确是这样认为。不过，他怎么想怎么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与我无关。
但我也陷入了深深的失意之中。现在他可以站在岸上看我继续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了。为什么结婚的不是我？这只能怪自己点儿背，不能携着自己的意中人向舒依哲轻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