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作风，登基以后他一直致力于凸显隋朝的大帝国气象，短短十几年，隋炀帝建东都，修运河，特别是隋朝运河，北达涿郡，南至余杭，在中国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大大的V字。所谓“罪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人们最常对这条运河做的评价，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作为后人，虽然代代享受着运河给我们带来的便利，但是仍然需要冷静下来思考——利在千秋难道可以成为罪在当代的保护伞吗？）
后世多把隋炀帝杨广看成是和桀纣一样的暴君，常常把隋炀帝批评得一无是处，但他仍然有一点功绩总要被人们拿出来说一说——修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上，隋朝修大运河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朝代都喜欢修长城，隋朝偏偏更爱修运河，除了爱修运河，隋朝政府还喜欢建东都（洛阳）。当然这并不代表隋朝没有修长城。修长城是几乎中国历代王朝都要做的一件事，隋文帝杨坚一直苦于突厥和吐谷浑的骚扰，因此常常把修长城、固边防这些词挂在嘴边，在文帝一朝就不止一次地修筑过长城。到隋炀帝一登基，立刻又发动几百万壮丁，再一次补修长城。这是一次劳民伤财的举动，“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高熲和苏威都曾劝谏过隋炀帝不要如此急功近利，但皆遭到拒绝。此外，隋炀帝还下令修筑驰道，“戊午，发河北十餘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不过，“西拒榆林，东至紫河”的隋长城和绵延千里的驰道与隋运河和东都洛阳比起来，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先来看东都洛阳，再去看隋朝运河。
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末，杨谅之乱刚刚被平定，隋炀帝杨广就下诏修建东都洛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营建洛阳的工程正式开工，总工程师是宇文恺和杨达。实际上隋朝已经不是第一次修筑大城了，早在文帝一朝时就已经在旧长安城的东南方修筑了大兴城（即我们平常讲的隋唐都城长安城），大兴城的规模和建制在当时的世界上独一无二，宏大壮丽，气象万千，我们引岑仲勉先生《隋唐史》中的一段来证明其规模：
据近人估计，其旧址面积约七十平方公里，大于现时之北京。（《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六八页）
岑仲勉先生所引的《文物参考资料》三八期是属于比较早的期刊了，现在北京囊括了周边的区县，面积越扩越大，如果我们拿当下的北京市来和大兴城比，大兴城怕是比不上，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大兴城一定比明清时的北京要大，而且要大很多。隋大兴城大致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个部分，是由宇文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主持修建的。唐朝长安城就是承继隋大兴城而来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大都市。我们不看隋大兴城的构造，单看唐长安城的构造便可知其宏大。唐长安城有三内，西内为太极宫，东内为大明宫，南内为兴庆宫。西内太极宫东西南北四面开十个城门，分掖庭宫、太极宫、东宫三大部分，中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神龙殿、凌烟阁，东内大明宫面积大约是清皇城的4.5倍，中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延英殿等。这只是皇城的规模，如果再算上外围的坊市街道，隋唐长安城城高墙固，街衢宽直，坊市严整，气势雄浑，美轮美奂，颇像神仙从天上降下来的一座大都会。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座足以展示大国风采的大兴城，隋炀帝杨广为什么还要再修东都洛阳呢？
《资治通鉴》提出了一个原因。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章仇太翼又一次发话了，他对隋炀帝杨广说：
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修治洛阳还晋家。
章仇太翼分析得头头是道，杨广是木属性的命，而长安所在的雍州因为在西边，所以正好能克木，因此长安是不宜久居的，应当修建洛阳，到东方去。他的理由有没有道理呢？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古代，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感受、观察和探索，定下了五行理论，即北方为水，南方为火，东方为木，西方为金，中央为土。相生相克关系为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所以章仇太翼讲的雍州之地能克帝王之命还是有理有据的。但是，这件事非常蹊跷，存在两个疑点。第一，《资治通鉴》和《隋书》的内容有许多都是相重的，在一些用词用句或者写作方法上有细微的差别，但是，《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这件事在《隋书·卢太翼传》中却只字未提。章仇太翼所说的这番话的真实性实际上是应该存疑的。第二，章仇太翼废太子杨勇的党羽，杨坚非常器重他，还曾令杨广也要重视这个人。虽然汉王杨谅叛乱时章仇太翼曾预言过杨谅必败并最终应验，但是杨广没有理由轻信这个敌对派系成员的一面之词，更何况这些话充满了迷信色彩。所以隋炀帝杨广修建东都洛阳，应该是有自己的一番考虑在内，并不完全是听从旁人的建议。我们可以从《隋书·炀帝上》中保存的一封诏书找找答案：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隋炀帝杨广的这封诏书非常长，但是所讲内容都非常重要。在这封诏书中，杨广陈述了修建东都洛阳的四大理由。
第一，洛阳是古都，也是帝都，有王者之气，地理位置险要，有非常高的战略价值。所谓“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就是此意。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北边是邙山，南有伏牛山、熊耳山，中间两条河流环绕而过，形成富饶美丽的河洛大地。无论是水陆交通还是缴纳贡赋，洛阳都是非常便利的选择。许多帝王都因此而受益。
第二，杨谅叛乱之事余波犹存，杨广仍然心有余悸。笔者前文提到，杨谅叛乱就是起于隋朝东部的，所以叛乱一发生，东部诸郡响应者非常多。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隋朝虽然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但其政治中心仍然是在西部，在陕秦大地上。国家的主要力量几乎都集中在这里。东部原本就是北齐的地盘，人心不稳定是必然的现象。建东都洛阳，是为了把国家的力量往东进行分配，从而实现对东部地区更好的控制。
第三，不只东部地区要控制，南部地区也要控制。平陈和后来的南下平叛已经把南方正式划入了隋朝版图，但是南方地区出现的问题和东部地区实际上是同一个性质的。支持杨谅叛乱的王頍和萧摩诃都是南朝人，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这怎么能让杨广放心得下？长安城固然处在八百里秦川沃野上，但南方地区毕竟天高皇帝远。身为一个对权力有着极度崇拜的人，这显然不是杨广希望看到的局面。
第四，百姓是国家之本，本固方能邦宁。杨广言：
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
《资治通鉴》中也记载“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营构，务从俭约。”这番话讲得句句在理，可见杨广力主修建的东都是一个朴素的东都，是为了向老百姓做一个节俭奉公的表率。如果东都洛阳果真能按照杨广这样的标准建造下去，它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前三点提到的政治功能将得到最大的发挥。
就这样，随着杨广一声令下，河洛大地上的东都洛阳就正式开始动工了。到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月的时候，隋朝东都洛阳宣告竣工。工期仅仅只有十个月。
虽然只有十个月工期，但新修的东都洛阳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美观上一点都不比大兴城差，甚至要好于大兴城。《隋书·炀帝上》记载：“又于皁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不过，《资治通鉴》的描写要比《隋书》更为精彩，我们举一段为例进行赏析：
敕宇文恺与内史舍人封德彝等营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五月，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纡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雕落，则翦彩为华叶，缀于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翦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竞以殽羞精丽相高，求市恩宠。上好以月夜从宫女数千骑游西苑，作清夜游曲，于马上奏之。
显仁宫是西苑中的一处“景点”。隋炀帝杨广为了营建显仁宫，将江南良木怪石尽数运到北方用作建设和观赏，整个国家的珍奇野兽、奇花异草统统要求进献，以增添园林的姿色。放眼整个西苑，那更是了不得的大工程。方圆二百里，中间有一汪方圆十余里的湖，号称是海，怪石嶙峋争相竦峙，堆砌成一座座高出水百余尺的假山，炀帝把它们视作蓬莱、方丈、瀛洲等诸山。与大兴城不同的是，洛阳极尽奢华之能事。秋冬时分，草枯叶黄，隋炀帝杨广命令剪下彩纸，当做叶子挂到树上，颜色褪去了就换新的。这样一来，满园树木都好像一蓬蓬的彩绘，风吹叶动，飒飒作响，熠熠生光，虽是寒冷冬日，依然生气勃勃、温润如春。湖泊之间，同样被布置了彩纸制成的荷花荷叶、香菱芡草。那一汪深邃幽蓝的湖水，一年四季都被彩色所包围，入夜之时，月光静静地洒在湖面上，映着彩叶彩花，投下一片粼粼彩光，如梦如幻，好像色彩斑斓的北极光。杨广被众多宫女簇拥着，骑着高头大马，吸取着月光流泻下的浪漫，饮酒赋诗，唱歌作曲，好一幅西苑游乐图！
在《隋书·炀帝上》中还有记载：“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此举亦是为了营造洛阳的繁华富庶景象。
东都洛阳，美归美，但是相信大家都已经发现了问题——实际落成的东都洛阳与隋炀帝杨广口中讲的“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的洛阳已经相去甚远了。如果西苑当中真的有那么多奇花异草、奇珍异兽，所谓的“节俭”又从哪里来呢？东都洛阳与大兴城一样，面积庞大，规格严整，坊市分明，这显然已经大大削弱了其政治职能的发挥了。隋炀帝杨广本来的意思是东都洛阳是出于政治利益和社会安定上的考虑才修建的，一座城既然是要起到对地方的管理和控制作用，又何必在意角角落落，做足花边呢？实际落成后的洛阳变成了皇帝自己的游乐场所，杨广希望人们知道在大兴城的东边有个繁华富庶的城市叫洛阳，那是皇帝陛下新建立的政治中心，但很显然，老百姓也不傻，皇帝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看得到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变了样的隋炀帝，一个征发了二百多万劳动力来为自己建造游乐园的隋炀帝，以前那个节俭自律、战功赫赫的晋王杨广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东都洛阳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一方面，东都洛阳对交通的帮助很大。我们看后来隋炀帝修的大运河，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个“V”字，这个“V”字的底端就是洛阳，等于说洛阳成为了一个交通枢纽。经大运河到洛阳，再从洛阳到大兴，这样一整套地方与首都之间来往的交通运输系统就建立起来了。同时，洛阳城的建立，也是“关中本位政策”开始遭到扭曲、变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这意味着国家重心开始试图往东部移动，隋朝的帝国气象也由此显得更加旺盛、更加充足了。另一方面，粮食问题。隋朝有许多粮仓，其中最著名的就要属洛阳的洛口仓。洛阳地处中原，河洛大地地肥水美、气候宜人，是个发展农业的好地方。洛口仓也随之渐渐充盈起来。根据考古学专家对隋朝粮仓的考古发掘，洛口仓粮食储备最多可达2400多万石，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洛口仓借助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及时把粮食输送到全国，解决各地的粮食问题。为什么后来翟让、李密的瓦岗军一定要以洛口仓为首要攻击目标，原因就在这里。也难怪后来唐朝的官员们会感叹隋朝的粮食储备，可供唐朝全国人使用五六十年。
就在东都洛阳宣布正式动工的四天后，隋炀帝杨广下令开通通济渠。这标志着全长2700多公里的隋朝大运河的正式动工。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运河早已不是当年隋朝运河的原貌了。隋朝修的大运河是比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那条大运河要长得多的。隋朝大运河北起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南至余杭（今属浙江省杭州市），共分四段，从涿郡到洛阳为第一段，名曰永济渠；从洛阳到淮河为第二段，名曰通济渠；从淮河到长江江都（今属江苏省扬州市）一带为第三段，名曰邗沟；从江都到余杭为第四段，名曰江南河。最先开通的一段为通济渠。《隋书·炀帝上》载：“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通济渠。”《资治通鉴》也记载：
辛亥，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引河历荥泽入汴；又自大梁之东引汴水入泗，达于淮……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
通济渠的修建规划不难理解，简单来说就是从先引洛阳西苑的榖、洛两水到黄河，再从板渚（今属河南省郑州市）将黄河水经汴水、泗水引到淮河去。需要指出，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是鸿沟，《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所以我们现在常用“鸿沟”一词来形容分歧或差别。鸿沟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通济渠就是在鸿沟的基础上开凿出来的。据上述所引史料记载，通济渠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其整体效果也非常华丽，重在突出宏阔之美，渠宽四十步，两边都修建了御道（皇帝专用车道），途中栽种柳树，盖离宫别馆四十余座。可以想见，漫步于通济渠畔，两边绿树掩映，时不时就能看到一座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宫殿矗立路旁，身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心中该是何等的自豪！继通济渠后旋即开通的一段为邗沟。《资治通鉴》记载：
又发淮南民十馀万开邗沟，自山阳自杨子入江。
炀帝对邗沟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整修和疏浚。邗沟早在春秋时就已经由吴国开凿，只不过由于地势上的起伏和技术水平不足的原因，邗沟经常淤塞，流的不是活水。从东晋开始，人们尝试用堤坝对江水进行控制，到隋炀帝时则对邗沟进行了进一步的整修和扩建。到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隋炀帝又下令开凿永济渠：“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馀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是隋朝大运河四段中最长的一段，跨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到天津，在天津向西北折返到达涿郡（今属北京市）。永济渠的南段和通济渠、邗沟一样，有古运河作为基础，实际动工时也基本上是沿着古运河旧有的路线进行开凿。隋朝大运河最后开凿的一段为江南河，据《资治通鉴》记载，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杨广下诏：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
江南河虽然在隋朝大运河四段中修建最晚，但却是条件最好的一段。这里得益于江南水乡温润多雨的气候条件，水量丰沛，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域辽阔，环太湖周边有许多沼泽、湿地，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流量稳定。这一段从江都直抵杭州，也反映着隋炀帝继续往南开拓的心态。江南河开拓以后，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横贯南北，跨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八省的大运河宣告竣工。
如何来评价这条运河？先讲其功。隋朝大运河连接南北，将黄河、淮河、长江、海河四大水系融为一体，具有非常强的通航能力，提高了运输效率和稳定性，成为南北东西交流的纽带，围绕着大运河，在隋朝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交通网。这条南北大动脉促进了南北方的经济往来，实现了南北方的文化互补，也为隋朝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坚实基础。大运河对商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后来唐朝皮日休就曾感叹大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唐人已经感受到了大运河带来的便利，更不用提后世千代万代了。哈佛大学的芮沃寿（ArthurFrederickWright）先生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还有引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Maspero）先生《浙江考古队的简要报告》，提到了运河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杭州“从一个边境前哨地一跃而为繁荣的商业城市。”此说亦可借鉴。同时，隋炀帝杨广凭借这条运河，进一步实现了对东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控制，“关中本位政策”遭到进一步破坏，从而更加凸显了隋朝囊括天下、一统万方的气度。后论其过。后人常常把大运河当作隋炀帝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并以“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样的言辞来为大运河清洗罪名。但须知，不管这条运河如何“利在千秋”，它毕竟是以“罪在当代”为代价的，我们后人需要去思考这样做是否值得？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隋朝大运河的第一过为劳民伤财。我们可以看到，隋炀帝开通运河四段，哪一段不是动用几百万劳力？按照《隋书·地理志》的说法，隋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除去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剩下还有多少男丁？隋朝政府动辄将几百万的劳力拉出去修运河、建长城、修东都，这对社会的稳定是一种非常大的伤害。这些劳工的命运大多非常悲惨，《资治通鉴》讲开凿通济渠的时候：
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将近一半的劳工都因服役而死，装死尸的车子，从城皋（今属河南省郑州市）一直绵延到河阳（今属河南省焦作市），这是一幅何等恐怖的画面。《资治通鉴》另有一段记载：“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不够用妇人充当劳力，足见开运河、修长城这些工程所用劳动力之多。第二过为隋运河助长了隋炀帝的奢侈之风。几乎就在开凿运河的同时，隋炀帝杨广下令建造龙舟，为南巡江都做准备。皮日休有《运河怀古》一诗云：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炀帝如果单单只开了这条运河，其功能与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但他败了，败就败在这些“水殿龙舟”事上。我们截一段《隋书·炀帝上》的记载：
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艒、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
笔者在此多添一笔。笔者参考的《隋书》是中华书局2012年6月重新修订的本子，其中对“凤艒”一词做了校正，言《北史·隋本纪下》写“凤艒”为“凤?”。“艒是小船，?是大船，此处应作?。”特此说明，可取之。隋炀帝开运河后不久就进行了南巡，试想万艘金碧辉煌的艨艟大船，旌旗蔽空，浩浩荡荡行驶在运河之上，岸两旁是皇家随行大队，人喊马嘶，袅袅柳树下彩幡飞舞，宫殿林立。这是东亚帝王之国才能有的气象。但这些南巡的船只用具，都非常奢侈。据《隋书·炀帝上》记载：
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云定兴盛修仪仗，于是课周县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网罗被水陆，禽兽有堪氅毦之用者，殆无遗类。至是而成。
这样的奢靡之风对隋朝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在《隋书·食货志》中，有一段更加详尽地描写了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南巡到江都时的场景，并且指出了南巡江都对隋朝经济的破坏：
又造龙舟凤甗，黄龙赤舰，楼船篾舫。募诸水工，谓之殿脚，衣锦行袴，执青丝缆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龙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给楼船，九品已上给黄篾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毦者，皆责焉。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而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
隋炀帝南巡江都，沿途州县皆要进贡，就好比现在上级领导到地方视察，地方上的下级领导要负责招待、做向导、指引参观。但是除此之外，隋炀帝杨广还有更高的要求——出行所用的车辇舟船、旌旗彩幡都要用骨角、羽毛等物装饰。天下州县马上调集民力开始找这些身上有可以作为装饰品的飞禽走兽，到最后山被挖空，水被抽干，也没能满足炀帝装饰龙舟的需要。结果整个社会上羽毛、兽骨这些东西供不应求，一些持有这些东西的富商趁机哄抬物价，炀帝一改做晋王时的节俭，变得腐朽而奢侈，不仅伤害了百姓，影响地方政府正常的运作，也严重地破坏了隋朝的市场。后来很多小说家秉持着传统儒学观念，厌恶君权的过度膨胀或君主滥用职权，当炀帝南巡时的奢华表现被史官们记录在史书中后，小说家们便索性在炀帝南巡江都这一事件上大做文章，极力将隋炀帝描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暴君。上梁不正下梁歪，同时，小说家们不会忘记，昏君身边一定少不了佞臣，麻叔谋就是他们塑造的典型代表之一。一般认为，麻叔谋是民间传说的人物，至少在《隋书》、《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这些官修史书中都没有关于此人的记载。后来宋代有一部《大业拾遗记》，当中提到了“麻叔谋”这个人，该书伪托为唐人颜师古所作，不可靠。在隋唐小说中，麻叔谋负责监督大运河的开凿，他武艺不精，但嗜血成性。民间流传有麻叔谋吃人的事件。故事说麻叔谋督工时患病，医生建议他吃些羊肉，他欣然照办。当时大运河的开凿路线要经过一家人的祖坟，这家人不想让祖坟被掘开，又听说麻叔谋爱吃羊肉，于是偷了别人家的小孩，断头断肢，煮熟了当做羊肉给麻叔谋送了过去。麻叔谋吃了之后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吃的是人肉，反而觉得鲜美异常，于是重赏了这家人，下令运河改道。其他村民顿生嫉妒，纷纷效仿，一时全村接连发生小孩子失踪的事件。龙舟外，母亲因为丢了孩子而失声痛哭；龙舟内，麻叔谋津津有味地吃着人肉，这是多么令人叹惋、又多么令人愤恨的画面！后来虽然麻叔谋遭到举报，被绳之以法，但江浙一带已经流传开来“麻胡子”的讲法，这是父母用来吓唬小孩子的。吃一块人肉，伤的岂止一条人命，那是对多少百姓心灵的伤害！笔者常常庆幸，这样的情节只出现在小说中，如果宋代那本《大业拾遗记》中提到的“麻叔谋”为真，那么隋朝百姓所受的苦难恐怕远远不止《隋书》、《资治通鉴》中所描写的那样吧！
下面再来探讨一下前文提到的“罪在当代”和“功在千秋”的关系。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所谓的“功在千秋”并不能成为“罪在当代”的保护伞。对于隋朝的国家工程为国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笔者并没有持反对态度，营建东都、开凿运河，其优势我们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同时更应该注意到这些工程几乎都被安排在短短几年间以惊人的速度集中完成。东都洛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动工，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月竣工，工期十个月。通济渠只比东都洛阳晚四天开工，邗沟紧随其后。通济渠和邗沟的工期也只有五六个月而已。东都洛阳落成后，仅仅过了一年多，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永济渠宣告开工。又仅仅过了一年——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江南河开工。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集合到一起，就会发现所有的工程，全部都集中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这六年间，并且通济渠和邗沟甚至是和东都洛阳同时进行建设的。另外不要忘记，隋朝还有长城、官道等设施也是在这段时间内进行修建的。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古代社会，人们大多只能用最简单的劳动工具和最基本的“手提肩挑”来进行这些覆盖整个中国大地（大概只有巴蜀地区除外）的庞大工程。当他们再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的时候，或许只能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激励自己了吧。但是愚公有天神相助，而百姓们呢？他们的身后，是凶神恶煞的监工；头顶，是滚烫耀目的白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又有谁来帮助他们呢？当人陷入绝望时，恐怕比面临死亡时还要恐惧，因为死亡带来的是无知与无觉，而绝望带来的是折磨与煎熬。更重要的是，百姓们的信仰再一次被无情地践踏。他们信任的晋王杨广已经不复存在，他们本以为隋的统一可以重现大汉的光辉，甚至因为有了汉朝的诸多教训，隋可以走得比它更好，但没想到，隋走上了秦的老路。这些国家工程，纵然加强了隋的边防，凸显了隋的国威，但损害了隋炀帝的形象和威信，更重要的是，伤害了百姓们的感情。“功在千秋”，绝不该以“罪在当代”为代价，因为人权皆平等，因为众生皆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