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一岁了，还没有过一个男人追求我。有时候，我故意侧身坐在柜台后面，有些男人会对着我的右脸多看几眼。但当他们走近，或者装作要买东西的样子，当我慢慢偏转过我的左脸，只是偏转一点点角度，他们就会尴尬地闪开目光、逃走了。我怀着一点儿恶意给人们开这样的玩笑，因为这总会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状况 - 我不能奢求平常女孩儿经历的仰慕、追求，我是个能把人吓走的女孩儿。
那天，有个外地的推销员来了，他看到我时明显地怔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自然的表情，还和我聊了一会儿。这个人三十来岁的样子，我想他大概走南闯北见得人多，就不以为怪了。后来，他又来了两趟，和店里的负责人谈代销产品的事儿。我并没有和他说什么话，但他走的时候总会特地和我打招呼。还没有人这样把我当成一回事儿。
那天下午，我正在柜台后看书，看见他走进来，提着一个深褐色的皮包。我对他说，负责人不在。他说，他也没有事儿，就是要走了，来给我道个别。我一下子不太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有个人，而且是个男的，来和我道别。他把我的书要过去翻看了一下，我没有拒绝。我怎么知道该不该拒绝、怎么拒绝？我只是觉得惊讶，有点儿糊涂，心起初还急促地跳了一阵。我看见外头天色暗了，大街上的人开始奔跑，一切乱糟糟的。我没有打开店里的灯，昏暗和燥热登时充满了这个似乎变得更狭小了的空间。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那种昏暗、拥挤、狭小，就是我一直想把自己藏在其中、捂盖起来的安适感觉。然后，狂躁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下来，湿润、温热的尘土味儿和树叶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他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塑料椅子上，说看来他暂时走不了，想买一瓶汽水。我说“八毛钱”，并且走到靠近门的另一头的冰柜里拿出一瓶冰镇的汽水递给他。然后我赶快走回柜台里头，因为门口的光线对我来说仍然太亮。当他仰头喝着饮料的时候，他的喉结就分外突出，就像里面有个活的虫子在蠕动。他随便地和我说着话，因为雨声嘈杂，我们的声音听上去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墙，还带着一些含混的回音，又像是我的听觉犯了重听。
后来，他把椅子朝柜台拉近了一点儿，说：“你其实长得很漂亮。”我没有接话，因为他听上去也是无意中提起的。我猜想，接下来他可能会说“只是”，或者“如果不是”。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我说这你可能不信。不过，要是能把你脸上的色块去掉，你就知道了。”
“怎么可能去得掉呢？”我故意说。
“怎么不能去掉？”他说，“我听说过有种激光治疗，能用机器去掉这个。不过这个机器很贵，一般地方都没有。我知道省城有家医院有，我的一个亲戚手上就有个胎记，和你脸上的颜色一模一样，她就用激光打掉了。”
我听得愣住了。有一会儿，我甚至忘记了还有个人坐在那儿，只顾掉入自己激动而混乱的想象中去，我似乎要努力理清这些话，抓住这些字词背后的、确确实实的东西。以往，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希望，模糊得好像一旦细看就会化为虚无，只能维持着一个顽固的习惯。但现在，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医院，这样的机器，这样一种光，它可以“打掉”我脸上这块东西。而且，有一个人和我一样长着这样的一块胎记，同样的颜色，同样一片阴影，占据了原来应该白皙光亮的皮肤，只是，她的是在手上！在手上？如果我的也长在手上、或者胳膊上、腿上、背上，甚至脖子上，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它能稍稍从我脸上移开，让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唇露出来，我一定会高兴得哭出来。可她仍然坚持把它抹掉，她要一双白净的手，就有这种挑剔的人。
我仿佛被这些念头、形象绞缠住了，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当我奋力摆脱掉它们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正看着我，以前没有人像这样看我。我不觉偏过脸，像某些时候那样侧身坐着，尽量小心翼翼、不动声色地调整着角度，直到我相信他看到的是我没有被任何印记污染的侧面，是我最好的角度。但我这样不是为了要和他开玩笑，而是因为羞耻。我听见雨声弱下去，我们似乎也没什么话可说了。恼人的光线又照进来。后来，他把汽水瓶放在柜台上就走了。走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留下了那家医院的名字。
他走了以后，我看着那张纸条上的字，发呆了很长时间。我觉得刚才的事情、他说的话都不像真的，就像梦见的东西一样漂浮、虚幻。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大哭一场。我想，他一定是可怜我。但我知道还有不少人可怜我，但他似乎和他们不一样。我把那张纸条装进了我裙子的口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把手放在那个口袋里，捏着它，确定它好好地在那儿。回到家里，我把它夹进一个塑料皮笔记本的内侧封皮里，放进床头柜第二个抽屉的最下面，压在姐姐写给我的信、爸爸送给我的带盒儿钢笔、还有几个朋友送给我的生日卡下面。后来，我就一直放着这个本子。
接下来那几天，我在店里查看记账本、发票本、翻烂的杂志、抽屉里面的零散纸片，总之一切可能用来临时记录一个人号码和名字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找到。我想负责人应该有，可我没有借口问他。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后来，我去过两次省城，去他告诉我的那家医院。不知道为什么，从登上火车的时候起，我就会想到他，好像我正往他所在的地方去。
第一次去是在他走了半年以后，我和爸妈说我想去省城看看。他们很惊讶，因为我从来不愿意出门。小时候，他们想带我和姐姐出去旅游，他们告诉我出去了可以看牡丹花、可以爬山，也可以去动物园，可以看宫殿，可以坐火车……后来发现说什么也不能打动我，他们就只好带姐姐一个人去了，让奶奶搬过来照顾我几天。奶奶从来不问：“你为什么不去？”奶奶还对我说：“去了也尽是跑腿儿，累死人，哪儿也没有家里好。”可现在，我自己说我要出门，还要一个人坐火车。爸妈显然很高兴，也没有问我到底想去省城看什么。爸爸马上决定由他去给我买火车票，妈妈劝说我一定要到人民公园看看，再去买几件新衣服，她还给了我二百块钱。我说我自己有钱，妈妈说第一次出门，要用她的钱。除了妈妈给我的钱，我从我的存款里又取了五百块钱。
刚好是冬天，爸爸买了站台票，把我送到车上。我穿着姐姐的旧鸭绒袄，用一条毛线围巾把脸牢牢围起来，露出一只右眼、半只像是涂满了紫色眼影的左眼。两个多小时，我一直坐在靠窗户的座位上朝外看着，用左手托着下巴、手指轻轻遮住那半只眼睛。和后来的那次旅途一样，我用一只眼睛观看沿途的景色，我也没有吃妈妈给我准备的苹果、鸡蛋还有几袋零食。我的围巾被呼出来的气息弄湿了，变得又冷又硬。
当我随着别人走出来，站在出站口外的广场上茫然无措时，我也想到他。似乎他就是一只手，会把我领到我要去的地方。一个骑摩托车的人上来问我，爸爸嘱咐过不要理这种人。后来，我坐上一辆三轮车，开三轮的是个女的。她给我要了十五块钱。
到医院里，我终于解开了围巾。不知道为什么，一旦到了医生面前，人就不会感到羞耻了。
医生凑近看着我的脸，说：“这么大的面积？”
我心里猛地一沉，问他：“这能治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仍然研究着我的左脸。
过一会儿，他说：“你这个一两次激不干净，面积太大，我估计，可能要连续治疗五到六次。”
“医生，有办法治好吗？”我急躁地问。
他笑了，说：“办法还是有的，得做好长期准备。即便不能和右脸一样白，颜色起码要减轻很多，基本上看不见。不过，你眼睛周围就没办法用激光打了，太危险，可能会伤到眼球。”
医生还告诉我，我脸上的这个色块叫“血管瘤”，不是一般的胎记。他告诉我激光治疗每次的费用大概要四千块。
从省城回来，我一路上都在计算，如果要连续治疗，达到医生说的效果，我可能要准备两万多块钱，我现在总共才存了三千多块钱，但我并不气馁。一路上，我也在想象那种神奇的光，它会如何钻到我的皮肤底下，抹去这块占据我的皮肤的、可怕的污迹。我还想象着当我终于完成治疗以后，我会是个什么样子，认识的人看到我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他再看到我……
我始终没有告诉爸妈那次去省城的目的，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发愁，再说他们也没有钱。我也不想告诉姐姐。我希望自己谁也不依靠，能把这些钱攒齐。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那样站到大家面前，好好的，只有左眼周围还有一圈淡淡的红色。当我从省城回来，敲开家门的时候，妈妈一定认不出我。有时候，我独自一个人躺在黑暗中，不厌其烦地让这些画面在脑海中来回闪动、旋转，我竟然会高兴得淌下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