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还住在老街靠近露天电影院的那条巷子里，那里面一共住了五家人，离我家最近的是刘姨家。刘姨不太爱说话，说话时有外地口音。但她对我们这些孩子最好，也长得最好看。在巷子的中间有一口水井，夏天里刘姨常常打一桶井水，把西瓜泡在里面，给我们吃冰凉的西瓜。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巷子里疯跑，坐在路边树荫里打扑克时，她也从来不责怪我们。但我们时常听到她的哭声，我们都知道那是因为她丈夫打她。她的哭声就像风筝一样忽高忽低，幽幽地飞着。大人们习惯了，他们依然熟睡打鼾，而我们却听着、不能入睡。我曾听到别人和我母亲讲起，说刘姨总是挨打是因为她年轻时候有作风问题，她是破鞋。这是我不明白的道理。
某一天，刘姨的丈夫喝完酒跳进北边的池塘游泳，淹死了。我们谁也没有为此太难过。那以后，刘姨常常在她的院子里摆上小桌，让我们在那里下跳棋、打牌。她还用香精、白糖给我们做汽水。她穿上我们没有见过的好看衣服，坐在旁边看着我们。女孩儿总爱抚摸她的衣服，问那是什么颜色、什么花儿，刘姨说：“等你长大了，就把它给你。”
后来，刘姨生病了。我们不再去她家了，因为她总是躺在床上。有时候，在阳光充沛的下午，我们从院门的缝隙里看见她穿着长长的袍子，躺在屋檐下面的小竹床上。
没有多少人去看望她。只有善良的妈妈常常让我送些吃的给她，炒鸡蛋、肉丝面、饺子等等。她虽然躺在屋里，却似乎能听见我的脚步声，我端着饭盒走到院门口，还没有敲门，她就会叫我的名字。我走进去，她已经起床了，准备好碗，我就把饭盒里的东西倒进她的碗里。然后，我在她屋里坐一会儿。这时候她总是东翻西找想弄些好玩儿的东西给我，但通常只能找到连环画书。我翻看一会儿画书，就开始翻弄她家里摆放的东西：镶在镜框里的她的照片、插在玻璃瓶里的干花、上面雕刻着人像和花纹的木盒子、不知道做什么用途的小瓷瓶、搭着一块白纱的缝纫机。她的家里总是特别安静，能听到院子里的鸟叫、徘徊在石榴树顶的蜜蜂的嗡嗡声。有时候，她看我无聊，就故意叫我帮她给花浇浇水、把板凳上的浮土擦一擦。我乐意干这些活，也喜欢和她在一起。
有一次，她给我看她的相册，那里面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像高楼、沙漠、大山。她对我说，年轻的时候她不在这里，她是下放到这里来的。我约略知道“下放”有贬低的意思。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爱上了一个人。”我脸红了，我约略知道“爱”是不好的。她说：“我爱上一个人，上面的人说我们犯了错，所以就要把我们分开。他们把我送到这里，把他送到更远的地方。”“上面的人是谁？”我问。“就是管理我们的人，能管住我们的人。”我茫然地看着她。她倚在床头，头发拢在一边，脸上微微泛着红光。她盯着窗户又开始说了，好像在对我说，又好像在喃喃自语：“从那以后，我吃了很多苦头，我再也没有爱过任何人。也没有人爱我。我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真叫人难受。”我问：“为什么吃苦头？”她突然笑了，把我拉到床上，坐在她的旁边，她看着我说：“为什么？等你也爱上别人了你就会知道，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知道。”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词，我说：“爱上别人，那就是作风问题吗？”她不笑了，严肃地盯着我看。她那样看我真让我受不了，好像她不认识我或者我是个骗子。我低着头，她却把手放在我头上。她抚摸我，妈妈有时候会这样，但似乎又不一样。她说：“傻孩子，爱上别人是没有错的，做什么都没有错。你会明白的，你是个小聪明鬼，你很快就能明白了。”她突然坐起来，把我的头搂进她的怀里。
后来，我常常怀着那个隐秘的梦想坐在她旁边。我希望她给我讲“爱”，把我搂进她怀里，贴着她柔软、神秘的胸脯。我就在她家里呆着，直到听见妈妈叫我回家。她再也没有抱过我，好像她把这些都忘记了。她仍然给我看照片，让我认识她的亲戚朋友，她也会抚摸我的头发，夸奖它又黑又软。有时候，她把一件一件叠好的衣服伸开来让我看，她让我摸一摸蓝粗布衣服，就像妈妈和其她阿姨常穿的衣服那样，她又让我抚摸一件黑色的、光滑的衣服，问我哪一件好。我指着那件泛着亮光、没有扣子的衣服。她兴奋地敲了敲我的头，说：“我说过，你是个小聪明鬼。你选对了，那是丝绒。”
她让我知道了丝绒比蓝粗布好看得多，她还让我知道一个女人不应该穿男人那样的、连脖子里也缀上纽扣的衣服，她不应该像男人那样粗鲁武断，那不会是她的光荣，只会是她的损失。当她倚在那儿，几乎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她似乎也在告诉我些什么。有一次，她给我看一本花卉的图片集，告诉我很多花卉的名称，像水仙、芙蓉、木槿、兰花、百合、玫瑰……她一遍遍地教我，捂住下面的字让我辨认。最后，她问我：“你都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她又告诉我：“女人都喜欢玫瑰，因为玫瑰象征着爱情。”我问：“为什么让它象征呢？”她说：“因为它的颜色、气味，还因为它有刺。”
我升五年级之后，妈妈把给刘姨送吃的的任务交给妹妹。这让我很生气，但我也找不到理由反对。放学的时候，我经过她家门口，总想进去，但我找不到一个理由。我偶尔随妹妹去看她，只停留一小会儿，而我们几乎什么都不说，我感到她和我一样在保守着一个秘密。
我上中学了，很久没有去看她，听说她病得越来越重，几乎不能起床了。妹妹对妈妈说，刘姨的屋里有股怪味，妈妈怀疑她小便失禁了。妈妈可怜她是个孤寡女人，亲戚又都在外地，动员邻居们想想办法。那天他们聚在我家外屋里，我惊诧地发现大部分人不过是在说她的闲话。他们说，她无儿无女是因为她自己不愿生，她不愿给淹死的那个丈夫生孩子，所以才常常挨打。他们还说，她丈夫酗酒、被淹死都是被她逼的，她和以前那个男人也不知道搞了什么勾当，她现在瘫在床上算是她的报应。最后，他们决定在她床上挖一个洞，洞下面垫上沙子，每两天大家轮流去扫扫，这也算邻居们仁至义尽了。吃饭的事情就由我家包下来，其他家捐些米面给我们。我在隔间里听着，把脸藏在一本竖起来的书后面，我的泪不住流下来，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怨恨，还是因为怜悯。
暑假里的一天，巷子里没有人。我跑到她的门口，从门缝里往里张望。我看到她的窗户、门、窗前空地上的石榴树、花盆里枯死的植物。我轻轻推门走进去，当我走到堂屋门口时，我闻见妹妹抱怨的那股味道。我没有敲门，推门直走进去，就像以前那样。
她的屋里充斥着熏人的粪便味儿，到处零乱不堪，扔着卫生纸、塑料袋、空瓶子。她躺在那儿，脸瘦极了，她那双眼睛就像两个深陷下去的黑洞。她的床单被褥都污秽不堪，就像她的脸一样，已经辨认不出本来的颜色。她听见有人进来，却没有看，依然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两眼瞪着屋顶。直到我叫她，她才惊恐地转过脸。她看上去那么惊恐、苍老，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对我说：“我动不了了。你好长时间没有来了，我想叫你来，怕你受不了这个味儿。”她咧咧嘴角，想对我笑，脸却难看地歪曲着。
我的泪淌下来，我恨我自己，我不想这样。
“你不应该来，你看见我这个样子会恶心，我浑身发臭，动也动不了。我就怕你看见。以前刘姨不是这个样子，你要记住以前的样子。”
我用手捂住嘴哭起来。
“乖，不要哭，”她安慰我，“你长大了，不能哭。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我哽咽着点点头。
她等我稍微平息下来，对我说：“我把我的画册、相片都留给你保管，好不好？”
我说：“好。”
她说：“如果我死了，你就把它们拿走。你替我保管，你能保管好，我相信你。”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因为你懂得爱别人，你从小就懂得。”
我似乎被那个字刺了一下，眼泪又淌下来，我狠狠咬着嘴唇。后来，她叫我喂她喝一点儿水，找一条毛巾湿湿水给她擦擦脸。
我问她我还能干些什么，她说：“要是你能让我死就好了。”
“你走吧，以后别来了。”过一会儿，她把脸转过去。她平躺在那儿时，就像已经死了。
我又在床前站了一会儿，而她一直催我走，我只好走了。我没有回家，我沿着那条街一直往前跑。我跑到街的尽头，跑到我过去读书的小学校后面那片树林里。我跑到树林深处，坐在草地上哭了一阵。然后，我像小时候那样爬到树上，倚在树杈上。我把自己藏在树叶当中，觉得平静了一些。我从交错的枝叶间看下午时候的天空，看到一些麻雀乱哄哄地飞，云彩像扯碎的棉絮到处乱飘。
大约半个月后，刘姨死了。妈妈说她不知道怎么会从床上滚下来，因为她几乎不能翻身了。但她还是从床上滚下来了，她可能在冰凉的地上躺了整整一个晚上又一个上午。
在她的亲戚到来之前，我到她住过的房子里，把她的相册偷偷拿走了，还有那本她给我看过的花卉图片集。我把这些东西放进床底下的一个纸箱里，在纸箱底层铺上厚厚的报纸，上面压着我冬天的棉衣。
当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时，我就能关上门，把她的相册取出来翻看。那些模糊不清、年代久远、四角被彩色三角粘纸固定在黑色厚纸上的照片，每一张我都清楚地记得。我会记住她过去的样子，就像她曾要求我的那样。那些娇美、在发黄的纸张上永远盛开的花儿，我也能说出它们每一个的名字。有时候，在那逼仄的小房间里，在台灯斜射的光晕里，我能听见往昔那渺茫的回音：
她说：“女人都喜欢玫瑰，因为玫瑰象征着爱情。”
“为什么让它代表？”
“因为它的颜色、气味，还因为它有刺。”
我如今也经历了爱情，渐渐了解了她试图告诉我的那些秘密。但没有一朵比得上这朵童年的玫瑰，她根植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缀满记忆中那些永恒的瞬间，盛开着甜蜜、芳香、痛苦、和深红色的死亡……
2008年5月于新加坡
作者简介：
1978年生，祖籍河南。1995年赴新留学，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两度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现居美国休斯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