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圍棋的歷史，有一種說法是印度人發明了圍棋之後，圍棋纔傳入了中國。事實上，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圍棋就已在中國産生了。在魏晉的一些文獻記載中，就有當時的文人高士下圍棋的記載。在魏以前，圍棋的盤面縱橫分爲十七道二百八十九路。到了唐代，則變成了現行的十九道三百六十一路。圍棋的産生大致受易學的影響，棋石的圓形是模仿蒼穹，盤面的路數相當於周朝一年的天數，棋石的黑白是模仿陰陽而製成的。
隋唐時期，隨着中日兩國往來的頻繁，中國的棋藝也開始傳入日本。此後，棋藝在日本普及，技術提高很快，現在日本已成爲世界的棋藝大國之一，産生了許多世界一流和超一流棋手。
中國的棋藝最先傳入日本的是圍棋，圍棋在日本叫做“棋”，據史書記載：
倭人……好棋博、握槊、樗蒱之戲（《隋書·倭國志》。）。
此處的“棋”，即指圍棋。可見，七世紀以前日本就有圍棋了。
在日本保存精萃文物的正倉院中，至今仍然收藏保存着日本遣唐使從唐朝帶回的一螺鈿棋面。無獨有偶，在中國的安陽也同樣岀土了一種隋代青色白瓷棋盘的局面。中日兩國的棋盘局面都是縱橫十九道，由此可見中日兩國當時在圍棋方面已經有了交流。留唐僧釋辨正曾因棋藝高超，而受到唐玄宗格外的寵愛。據《舊唐書》卷十八《宣宗記》記載，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三月己未：
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
日本國王子率團來華，因“王子善棋”在日本没有對手，於是唐宣宗令圍棋第一國手顧師言與之對手。王子拿岀隨身攜帶的“揪玉局冷暖玉棋子”，比賽“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這場棋藝大概算得上是中日圍棋史上最早的對抗賽了。在日本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中，也對圍棋有所提及，因此可以說日本在平安時代就已經有了圍棋。
唐朝之後，日本的一些圍棋高手也渡海來華，與中國的圍棋高手切磋棋藝，共同促進兩國圍棋技藝的發展。
日本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棋譜是鐮倉時代的日蓮上人和他的弟子吉祥丸在松葉谷草菴裏所奕的對局。把圍棋提高到一種專門學問的是京都寂光寺僧侶日海上人。本因坊算砂因圍棋的棋藝高超，受到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位著名將軍的賞識。德川家康統一日本後，專門建立圍棋所，獎勵棋道。江戶時代，圍棋事業由於有了幕府的大力扶持，變得更加興旺起來，産生了日本圍棋史上的四個著名流派，即本因坊派、安井派、井上派、林派。德川家康所建立的圍棋所掌管天覽棋（天皇觀看的圍棋）的組織、將軍的圍棋指導、外賓對局的安排和棋手的選拔晉升等工作。當時的圍棋棋盤也分爲三百六十一路，棋子也分爲黑白二色，圍佔之法大致與中國的下法相同，但勝負之法卻與中國不同。“假如圍佔着數，將内所得彼棋子拾於手各收之，待盤内二圍佔畢，然後各將所得棋子填彼所佔空内，兩皆填滿爲和局。如填空着不滿，算數多少以分勝負。”（李言恭、郝傑：《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德川家康的這一系列鼓勵圍棋發展的做法，對日本圍棋事業的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除了圍棋之外，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棋藝還有象棋。象棋在日本叫做“將棋”，現在日語中的當用漢字仍把象棋寫做“將棋”，可見其受中華棋藝影響之深。象棋大約是在奈良、平安時期由遣唐使或留學僧傳入日本的。在平安時代，日本的將棋出現了兩種類型，一種叫大將棋，另一種叫將棋，後者是現在將棋的原始型。這種普通的日本將棋是不是從唐朝傳來時就如此，目前已很難做出準確的考證，衹是從棋子的名稱來看，已完全變成日本式了。但從日本的典籍記載來看，平安時代日本已有六十八隻棋子的大將棋和三十六隻棋子的普通將棋了。
在日本南北朝時代産生的九十二隻棋子的中將棋，在足利幕府第四代將軍足利義持當政的應永年間（1342～1427）相當流行。天文年間（1532～1554），京都的貴族日夜下棋，連各地的戰爭都置之不顧了。日本現在流行的四十隻棋子的將棋便是以平安時代的普通將棋爲基礎，再加添“飛車”、“角行”二隻。其後曾又增加“醉象”、“飛豹”二隻，至後奈良天皇（1527～1557）時又將“醉象”、“飛豹”去掉，成爲現在衹有四十隻棋子的將棋。明代的李言恭、郝傑在研究了後奈良天皇改定後的將棋時認爲：“棋盤橫連，河界九行，直亦九行，與中國象棋盤相似，正用行而不行路也。各營主其次序，一金將，次銀將，次桂馬，再次香車，排定九行之邊；左桂馬之前立一角行，右桂馬之前立一飛車；河界之次各立九步兵於九行内，齊齊排定聽行。”（李言恭、郝傑：《日本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日本棋子的造法是上尖圓，下平方，上薄下厚。現今日本棋子的製造方法仍是按照這個樣式製造的。
在安上桃山時代（1573～1603），日本棋史上出現了大橋宗慶、本因坊算砂兩位將棋高手。大橋宗慶是個醫生，他隨從日本著名武士將軍織田信長出征。織田信長把將棋當做軍陣，獎勵武士學習下棋。因大橋宗慶在下棋時有使用“桂馬”的妙技，織田信長便賜他一個“桂”字，此後大橋宗慶便改名爲“大橋宗桂”了。織田信長死後，大橋宗慶又以棋藝侍奉豐臣秀吉。豐臣秀吉死後，大橋宗慶又以棋藝侍奉德川家康。長慶十二年（1607），德川幕府中專門設置了將棋所、圍棋所，大橋宗慶擔任將棋所的司（所長），本因坊算砂擔任了圍棋所的司（所長），俸禄是五十石。後來，大橋宗桂以將棋爲職業，成爲了一代將棋高手，從此便産生了日本專業的棋手和流派。在整個江戶時代，日本的將棋分爲了三派，即以大橋宗桂爲祖師的大橋本派、以大橋宗桂次子大橋宗與爲祖師的大橋分派、大橋家的門人伊藤宗看爲祖師的伊藤派。
圍棋和將棋由中國傳到日本之後，經過日本棋手的不斷吸收和創新，逐漸呈現出鮮明的日本特色，成爲了日本人民喜愛的大衆娛樂活動之一。
§§§第二節朱子學對日本的影響
儒學隨着漢字傳入日本之後，日本統治階級始終把它作爲一種必備的文化教養來對待，並没有當作一門獨立的學問去研究。從中國宋朝傳入的新儒學——朱子學也是如此，它當初是依附於禪宗而傳入日本的。
朱子學傳入日本之後，經過了日本的一系列吸收、消化之後，逐漸變得日本化起來。即便是這樣，它對日本社會的政治、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都産生了極爲重要的影響。
一、朱子學的産生及在日本的流傳
朱子學是南宋時期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理學之一，它的産生對中國封建思想的進一步完善，具有極爲重要的意義。朱子學形成不久，便隨着入宋僧的返日而傳到了日本，並對日本社會的各方面産生了不小的影響。
1.産生
中國的儒學文化到中、晚唐之後已開始日益壯大，以韩愈、李翺開啓的由外向内轉化，由斥佛、排佛到“援佛入儒”爲契機，使得中國的儒學文化更加發揚光大起來。在這個理論基礎之上，北宋的儒學大師們經過多方的努力，終於創建了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爲精緻、最爲完備的理論體系——理學。
理學，亦稱爲新儒學，又被稱爲“道學”或“宋學”。理學雖有衆多的名目，但究其特質，實際上是一種以儒學爲主體，吸收、改造釋、道哲學，在涵三教思想精粹的基础上建立起來的論理主體性的本體論。宋代理學在其整體形成過程中，大致分爲了開創時期、奠基時期、集大成時期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的展開，又都是伴隨着對釋、道思想精粹的吸收和改造，圍繞着將倫理提高爲本體這一主題而進行的。在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號稱“北宋五子”的努力下，理學的理論基礎與體系框架已粗具規模。到南宋時，朱熹集理學之大成，並使理學更加趨於成熟。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登紹興進士第，歷任轉任副使、閣修撰、寶文閣待制等職。因其僑居福建，因而他的學術有“閩學”之稱。朱熹對釋、道之學十分關心，他曾自述說：“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朱子語類》卷一○四。）年長之後，朱熹也潛心於佛教。對於道教經典，朱熹也下過許多搜集整理和研讀的功夫。正是在“集諸儒之大成”並充分吸取釋、道哲理的基礎上，朱熹對理學展開了一次系統的、創造性的總結，從而成爲兩宋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所建構的哲學思辨結構頗爲龐大，它的最高範疇是“理（太極）”。他的理學體系雖然繁博宏富，包羅萬象，但其至關緊要的核心仍然是倫理學本體。在他的理學體系中，不僅將綱常倫理確立爲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強調人們對“天理”的自覺意識。爲了指明自覺認識天理的途徑，朱熹精心改造了漢儒編纂的《大學》，突出了“正心—誠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這一系列範疇中，“格物—致知”是基本岀發點。從“格物”到“致知”，實際上便是將外在規範轉化爲内在的主動欲求，亦即倫理學上的“自律”，有了這一自律，方有了誠意—正心—修身乃至齊家、治國，明德于天下的功業。
經過朱熹的構造，一個龐大的以人的倫常秩序爲本體軸心的儒學體系得以建立。孔、孟的一系列思想在這一體系中被加以新的形而上學的解釋，釋、道兩教關於個體修煉與宇宙論、認識論的思想精粹亦被廣爲攝取入内。自兩漢以來、多元的思想意識形態至此越過“正”—“反”階段而進入“合”的集大成境地。朱熹也因此成爲儒學的“正宗”繼承者和“禮教”的聖人，於是朱子學便形成了。
2.朱子學在日本的流傳
朱子學形成之後，對中國文化産生了極爲深刻的影響，朱子學所展開的倫理學主體性的本體論，將中國文化重倫理、重道德的傳統精神推到極至，從而引起了極爲複雜的文化效應。朱子學在傳到日本之後，對日本社會各方面也産生了極爲深刻的影響。
據說高倉天皇（公元1168～1179年在位）時，侍讀清源賴業曾爲天皇進講過朱子注釋過的《大學》、《中庸》，这是日本最早講朱子學的記載。但宋學何時傳入日本，學者們的說法卻多有分歧。在日本的東洋文庫中，現保存有朱熹的《中庸章句》抄本，其卷末署有“（日本）正治二年三月四日，大江宗光”的識語。正治二年即公元1200年，恰是朱熹亡故的那年。而大江宗光則是鐮倉幕府的政所别當大江廣元之子。由此可見，在十三世紀初的鐮倉中期，朱子學著作就已開始傳入日本了。衹是由於大江宗光的經歷史載不詳，所以也就無法瞭解他對宋學有怎樣程度的理解。
正治元年（1199），日僧俊芿攜弟子安秀、長賀兩人入宋，在明州景德寺跟如菴學佛。俊芿初學顯密諸宗，次學戒律，还向精通程朱理學的禪僧學者北磵、樓肪等人學習。當時的南宋禪風已經大盛，有感於這種新的形式，俊芿又到明州雪竇寺、臨安徑山寺學禪。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據《泉湧寺不可棄法師傳》記載，俊芿還常涉獵外典之學。此外，俊芿還和南宋的錢相公、史丞相、楊中郎等儒學學者往來，彼此切磋、交流研究理學的心得體會。建曆元年（1211），俊芿從南宋回國時，攜帶中國典籍兩千餘卷，其中的佛教典籍一千零八卷、世俗典籍九百一十九卷，碑帖九十六卷。在九百一十九卷的世俗典籍中，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儒道經書二百五十六卷，在這二百五十六卷中便包含有宋學著作（參見西村天囚《日本宋學史》第12～13頁，東京二堂書店1909年版。）。如果以此與平安時期入唐八家的《請來書目》相比較，那麽，無論是儒道經書還是雜書，俊芿攜帶回國的典籍均比入唐八家多得多，這種情況正反映了這一時代哲學宗教界的新形勢。後世的學者認爲，這是朱子四書的東傳，爲朱子學傳入日本之始。但後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連書目也未曾保存下來。據《本朝末談義》記載，俊芿曾給左大臣德大寺公繼講經史（和島芳男：《中世紀儒學》第66頁，吉川弘文館1965年版。），假借當時宋朝逐漸流行的朱子學來宣傳、弘揚禪宗。季安在《漢學紀源》中也認爲朱子學傳入日本始於俊芿，他說：“本邦有名僧俊芿，建久十年（1199）浮海遊宋。……而其歸則多購儒書，回我朝乃順德帝建曆元年（1211）。而寧宗嘉定四年（1211），劉爚刊行四書之歲也。據是觀之，四書之類入本邦，蓋應始乎俊芿所齎回之儒書也。”（岡田正之：《日本漢文學史》第271頁，吉川弘文館1954年版。）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中日大部分學者都認爲，攜來宋學著作，並對宋學著作有一定理解並加以研究的是禪僧圓爾辨圆。圆爾辨圆于嘉禎元年（1235）來宋留學，仁治二年（1241）回國。在他帶回日本的書籍中，就有朱熹的《大學或問》、《論語精義》等著作。他還于正嘉元年（1257）爲鐮倉幕府執政北條時賴講解南宋居士奎堂的著作《大明錄》，這可能是日本禪林講授宋學的最早經筵。《大明錄》講儒、道、佛三教一致，關於儒教則遵奉宋學，大多引用二程及其門人之學說。圆爾辨圆還曾著有《三教要略》和《三教典籍目錄》（足利衍述：《鐮倉、室町時代之佛教》第43～47頁，有明書房1970年翻刻本。）。以圆爾辨圆十三世紀中期攜朱熹著作歸日並講解《大明錄》爲宋學傳入日本之始，還是有充分根據的。在圆爾辨圆之後，日本禪僧奝然、天、淨雲等也曾留學宋朝，並在返日後傳授禪宗和宋學。據桂菴玄樹（1427～1508）的《桂菴和尚家法倭點》記載：
宋朝以來，儒學不原於晦菴，不以學焉。故兒童走卒皆誦：“不宗朱子元非學，看到匡廬始是山。”此意漢儒者雖多，以晦菴之義也，宗領也。匡廬山於山衆美相備，譬朱子之學也。新註諸家之說，違背晦菴之義者，皆不敢取也。南宋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晦菴撰《大學》、《中庸》序。此時新註行於天下，大明永樂十三年乙未（1415），撰四書、五經大全二百二十九卷，此天下破棄古註，無家藏古書一本者也。普光院殿御代，渡唐船雖載新註來，叢林不事本書之學，故不辨新古之好惡。東福不二（指當時日本著名的禪宗寺廟東福寺。）歧陽和尚初講此書，凡正本國傳留之謬，以便於叢林說禪，宜於土俗世話，要而已。
在十三世紀中期，當赴宋日僧致力於攝取宋學的同時，日本稱爲“歸化僧”的中國赴日禪僧也正努力把宋學介紹給日本。由於他們原本是中國禪林的學者，儒學素養一般比較深厚，因此他們于宋學的傳播上，註重義理的闡發，這比主要引進著作的日僧又深入了一步。
在禪僧和學者的努力下，朱子學在日本逐漸流傳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