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兰姆姆很快就要起程前往加尔各答了，那是她挚爱一生的城市，也是她侍奉基督的重要地方，她的仁爱工作就是从这个城市开始的。所以，在她到达加尔各答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个城市，以及印度的种姓制度。因为，使德兰姆姆终生不安的那种贫困，除了战乱和历史的原因外，在某种程度上，跟这种制度是有关系的。
自古以来，印度的传统就将人民分为四个种姓，也就是四个等级：一为婆罗门，即僧侣和教士；二是刹帝利，即武士、军人；三是吠舍，即商人、地主、牧主、放债者；四是农民，叫首陀罗。此外，还有不配列入种姓的帕里阿，即贱民，包括屠夫、鞋匠等。而且，种姓与种姓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不能跨越。一个人在一生中，只有一种原因可能被改变种姓，那就是因为受罚而被逐出种姓，成为贱民，却没有任何可能成为另一种种姓，即便他终生努力向上向善。而受罚的原因，可能只是与下级种姓的人共进了一次晚餐，或者，同行了一场宗教礼仪。
因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就永远不可能有抬头的日子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只能是贱民。而且他们还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只能从事祖先传下来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被看作是低贱的，不干净的，只配贱民去做。
在印度教里，牛被当做圣物，受到崇奉。而贱民因为必须触摸“圣牛皮”（屠宰、制鞋等），而被看做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也因此，他们被称为“不可触摸者”。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侮辱性的称呼，这个称呼把他们与其他种姓的人彻底隔绝了。他们没有资格喝泉中的甜水，只能喝污水。他们不能进商店购物，只能卑躬屈膝地站在远处等待店员将物品扔给他们。不能进法庭，没有权利上学，等等。甚至，如果一个贱民的影子投射在一件食品上，这件食品就只能扔掉，连贵族家的狗都不能吃。
虽然如此，贱民却从不反抗。因为他们的宗教告诉他们，那是他们前世“造了孽”的结果。如果要改变，就只能耐心地等待来世。而生活在社会中上层的人们，在贱民的贫穷、悲苦和忍耐中，过着富有奢华的生活，却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或惭愧。因为在他们看来，那是他们前世“积了德”的结果。
正是因为这种情形，德兰姆姆后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根本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与他人分享的结果。既然世上的一切都来自上帝的恩赐，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当有人在饥饿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时候，富人便没有权利独自支配自己多余的财富。”
伟大的王子释迦牟尼，就是因为有感于世间的种种苦难，其中包括这种极度的不平等，在修行觉悟后，创立了人人平等以至众生平等的宗教。他说：“血和泪中没有种姓之别。”虽然佛陀的教导后来传遍了整个东南亚，甚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婆罗门的强大势力，却使佛教最后几乎在印度绝迹。而20世纪的圣雄甘地，也曾为“贱民”的权益四处奔走，他宣称“贱民”为“天之骄子”，如果“不可触摸者”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不消失，那么，印度教就必须消失。出身于高贵的婆罗门种姓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为消除这种等级的罪恶，甚至把取消“不可触摸者”写进了宪法。但事实上，社会的歧视并没有因为这些卓绝的努力而消失，贱民依然生活在不平等的极度黑暗里。
还必须说说农民。农民占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虽然被列入第四等级，但半数以上的人没有土地。大地主享受一切利益，还可以免税。农民收入微薄，却必须纳税。即便是在英国统治期间，也是这样。作为纳税人，农民基本享受不到政府的任何服务。因为大部分的税收，都用在了英国。起初，英国还从印度进口纺织品，但英国工业革命后，印度便成了英国的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就使得印度的农村手工业几近绝迹。工业技术的引进，只不过解决了一小部分人的就业问题，而过剩的劳动力竞争，又使得劳动者的工资极其低微。
其实，印度并不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但战乱加上历史遗留问题，使长期形成的贫困积重难返，而种姓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印度发展的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一参战，印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卷进战火中了。平常用来运送稻米的船只都被军队征用，这就更加切断了本来就供给不足的城市的粮食供应。战争又使难民大量涌进城市，尤其是加尔各答，一年就有几十万难民逃入，致使这个本来就人口密集的城市更是雪上加霜。拥挤不堪的街巷里，到处是污水、垃圾和大小便，加上潮湿多雨的气候，更使这个城市遍地污浊，惨不忍睹。
可怜的难民们，因为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只好住在街边的露天里。在露天里吃喝拉撒，生育死亡。孩子们就在垃圾堆上玩耍，母亲们在垃圾堆中哺乳。喝的是阴沟里的水，吃的是拣来的或乞讨来的食物。更可怕的是，患着各种疾病的人随处可见，他们就匍匐在街边，许多人倒在街角路旁无人过问，每天都有成千的人病饿而死。
不久，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结束后的印度，灾难并没停止。1946年，圣雄甘地以非暴力方式实现了印度的独立。但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印度国内的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46年7月，穆哈默德·哈里·真纳号召追随他的穆斯林采取“直接行动”，于是，在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暴乱。敌对双方就在大街上互相砍杀、放火，致使街上堆满尸体，血流成河。而从郊外飞来的秃鹰和兀鹫，公然成群地歇在屋顶上，垂涎欲滴地盯着那无人掩埋的尸体。大概有12000多人死于这场暴乱，而更多的人，是在暴乱中死于疾病和饥饿。
老迈的甘地为了平息这场可怕的暴乱，不得不亲赴加尔各答发表抗暴演说。
1947年8月，英国人离开了印度，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这是圣雄甘地努力多年的结果。但独立后的印度却被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国家：西为巴基斯坦，东为印度。圣雄甘地反对分裂，他强调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回教徒，都可以像兄弟一样和平共处。但追随他的群众却支持分裂，他们认为印度教徒和回教徒不可能和平共处。
分裂使印度失去了丰美的农业基地，粮食更加不足。而巴基斯坦又失去了工业基础，它的原料必须出口到印度去加工。而且，各自独立后的国家又并非单一的信仰者，这就导致印度的回教徒往西边的巴基斯坦跑，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又往东边的印度跑。仅在1947年下半年的几个月里，就有1000多万人在这样不停地逃来逃去——而涌进加尔各答的难民就有上百万，这种混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暴行不断发生。直至1948年1月3日，圣雄甘地被暗杀，这个巨大的悲剧才使公众失去的理智开始有所恢复。
在这种极度的混乱中，加尔各答的情况简直可以用惨烈来形容。它的贫民窟又多又脏，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以至尼赫鲁说它是“噩梦之城”。
时至今日，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仍然可以看到那些住在街上的人们。台湾静宜大学校长李家同先生在1994年11月访问仁爱传教修女会时，便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在阴沟里舀水喝，用阴沟里的水洗脸、嗽口。还有两个小男孩，每天晚上在他下榻的旅馆门口睡觉，兄弟俩合盖一块布，哥哥大概只有3岁大，弟弟自然更小。李家同先生说，这些孩子，很多终其一生都没能走进过任何一间房子，甚至可能一生都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