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的初期——元和长庆的时代——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光荣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几个领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动,都下了决心要创造一种新文学。中国文学史上的大变动向来都是自然演变出来的,向来没有有意的、自觉的改革。只有这一个时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觉的文学革新时代。这个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白居易与元稹,他们的同志有张籍、刘禹锡、李绅、李余、刘猛等。他们不但在韵文方面做革新的运动。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与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与同时的韩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后。他九岁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他为第一,除右拾遗;因他锋芒太露,为执政所忌,屡次受挫折,后来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量移通州司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时也被贬为江州司马。他们往来赠答的诗歌最多,流传于世;故他们虽遭贬逐,而文学的名誉更大。元和十四年(819年),他被召回京。穆宗为太子时,已很赏识元稹的文学;穆宗即位后,升他为祠部郎中,知制诰。知制诰是文人最大的荣誉,而元稹得此事全出于皇帝的简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荐,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挤。但元稹用散体古文来做制诰,对于向来的骈体制诰诏策是一种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长庆集》,《四部丛刊》本)。《新唐书》说他“变诏书体,务纯厚明切,盛传一时。”《旧唐书》说他的辞诰“敻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
穆宗特别赏识他,两年之中,遂拜他为宰相(822年)。当时裴度与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这位骤贵的诗人,中间又有人挑拨,故他们不能相容,终于两人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转为越州刺史;他喜欢越中山水,在越八年,作诗很多。文宗太和三年(829年) ,他回京为尚书左丞;次年(830年),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五年(831年)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779年)。
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生于大历七年(772年),在杜甫死后的第三年。他自己叙他早年的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暗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与元九书》)
贞元十四年(798年),他以进士就试,擢甲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召入翰林为学士;明年,拜左拾遗。他既任谏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谪,他屡上疏切谏,没有效果。五年(810年),因母老家贫,自请改官,除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明年,丁母忧;九年(814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当时很多人忌他,说他浮华无行,说他的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作《赏花》诗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他遂被贬为江州司马。他自己说这回被贬逐其实是因为他的诗歌讽刺时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说: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致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元和十三年冬(818—819年),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浔阳浮江上峡,带他的兄弟行简同行;明年三月,与元稹会于峡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们三人在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别。
元和十四年冬(819—820年),他被召还京师;明年(820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那时元稹也召回了,与他同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年),转中书舍人。《旧唐书》说:
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822年)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
他在杭州秩满后,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825—826年) ,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827年),征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太和三年(829年),他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遂除太子宾客分司。《旧唐书》说:
居易初……蒙英主特别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讦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太和以后,李宗闵、李德裕用事,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太和五年(831年),他做河南尹;七年(833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洛阳为东都,故各官署皆有东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与京师相同,但没有事做)。他曾在洛阳买宅,有竹木池馆,有家妓樊素蛮子能歌舞,有琴有书,有太湖之石,有华亭之鹤。他自己说:
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杨贞一所赠),举陈酒(陈孝仙所授法子酿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赠),弹姜《秋思》(姜发传授的。《旧唐书》脱“姜”字,今据《长庆集》补)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开成元年(836年),除同州刺史,他称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会昌中,以刑部尚书致仕。他自己说他能“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晚年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白衣鸠杖,往来香山,自称香山居士。他死在会昌六年(846年),年七十五。(《旧唐书》作死于大中元年——847年,年七十六。此从《新唐书》,及李商隐撰的《墓志》。)
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改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时,作长书与元稹论诗(《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八,参看《旧唐书》本传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诗”长书寄白居易(《元氏长庆书》卷三十)。这两篇文章在文学史上要算两篇最重要的宣言。我们先引白居易书中论诗的重要道: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这是诗的重要使命。诗要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华,以义为实。托根于人情而结果在正义,语言声韵不过是苗叶花朵而已。
洎周衰泰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时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刓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
这就是说,《楚辞》与汉诗已偏向写主观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观的表现人生的工作了。
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谢灵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浸微矣。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矣。嚼!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
他在这里固然露出他受了汉朝迂腐诗说的恶影响,把三百篇都看作“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美刺诗,因此遂抹煞一切无所为而作的文学。但他评论六朝的文人作品确然有见地,六朝文学的绝大部分真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
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旧唐书》作“三四十”,误。今据《长庆集》。)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对于中国诗的历史的见解。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解完全与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铭,前面附了一篇长序,泛论中国诗的演变,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见解多和上引各节相同。此序作于元和癸巳(813年),在白居易寄此长书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的社会问题诗在当时确是别开生面,为中国诗史开一个新时代。他那种写实的艺术和大胆讽刺朝廷社会的精神,都能够鼓舞后来的诗人,引他们向这种问题诗的路上走。元稹受老杜的影响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叙诗寄乐天书》(《元氏长庆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诗的政治社会的背景,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一班诗人作“讽谕”诗的动机。他说:
稹九岁学赋诗,长者往往惊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识声病。时贞元十年(794年)已后,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务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过。
阃节将动十余年不许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将豪卒复之处,因丧负众,横相贼杀,告变骆驿。使者迭窥,旋以状闻天子曰,某色(邑?)将某能遏乱;乱众宁附,愿为帅。名为众情,其实逼诈。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缘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孩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阁,甚者碍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断。侯甸之内,水陆腴沃,以乡里计。其余奴婢资财生生之备称是。朝廷大臣以谨慎不言为朴雅。以时进见者,不过一二亲信。直臣义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间,时或缮完 坠;豪家大帅乘声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炽。习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备宫闼中小碎须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饼饵。吏缘其端,剽夺百货,势不可禁。仆时孩,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不数年,与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为诗;性复僻,懒人事;常有闲暇,问则有作。识足下时,有诗数百篇矣。习惯性灵,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时,有罪谴弃,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间,是丈夫心力壮时,常在闲处,无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怀;又复懒于他欲,全盛之气注射语言,杂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纪末年,九世纪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观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觉这种状态的危机。元稹自己说他那时候竟是“心体悸震,若不可活”。他们觉得这不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时候了,他们都感觉文学的态度应该变严肃了。所以元稹与白居易都能欣赏陈子昂《感遇诗》的严肃态度。但《感遇诗》终不过是发点牢骚而已,“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还不能满足这时代的要求。后来元稹发现了杜甫,方才感觉大满意。杜甫的新体诗便不单是发牢骚而已,还能描写实际的人生苦痛,社会利弊,政府得失。这种体裁最合于当时的需要,故元白诸人对于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虽然齐名,但杜甫远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说:
……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志铭》序)
这还是大体从诗的形式上立论,虽然崇拜到极点,却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伟大之处。白居易说的话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诗,“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而杜甫的诗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的话,李白便不能说,这才是李杜优劣的真正区别。当时的文人韩愈曾作诗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有人说,这诗是讥刺元稹的李杜优劣论的。这话大概没有根据。韩愈的诗只是借李杜来替自己发牢骚,与元白的文学批评没有关系。
元白发愤要作一种有意的文学革命新运动,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两点:一面是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一面是他们受了杜甫的绝大影响。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没有什么文学主张。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说老实话。还要提出他们所以要说老实话的理由,这便成了他们的文学主张了。白居易说:
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长庆集》作“愦”)发,或食辍哺,夜辍寝(此依《长庆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这便是有意要作文学改革。他又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书讳“治”字,故改为“理”字,此处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叙诗》书的“理务因人”,“理乱萌渐”,皆与此同)。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
最末十四个字便是元白的文学主张。这就是说,文学是为人生作的,不是无所为的,是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说:
是时皇帝(宪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便是他们认为文学的宗旨。白居易在别处也屡屡说起这个宗旨。如《读张籍古乐府》云: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诗中自叙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