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读三国、谈三国的时候，人们有一种倾向，认为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都是靠着双拳打天下，然后找到一个诸葛亮式的军师辅佐，才成就大业的。多少戏曲和评书都是这样渲染的，从现象上看，也好像真的是这样，三国时代的三家统治者，最初也都是靠着自己的一支小部队，在多年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后建立了国家。
但是，如果把历史简单地看成三个军事集团的成长，那三国历史就变成三国战争史了，在战争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更为重要的社会因素，反倒被扔在一旁不被重视了。无论是曹魏、蜀汉还是孙吴，它们虽然靠着军事力量取得了地盘，但是它们为什么要制定出那样的军事目标和军事计划，则是军事本身所不能决定的。
说到这儿，就要提一下著名的春秋仁君宋襄公了。他秉承西周以来的贵族战争原则，认为在敌军渡河时不能进攻，敌军上岸没有列好队时不能进攻，就这样，他失去了一个个机会，反倒被敌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这还不算，战败后他还和对方主将说，我军的将士，受伤的不能杀，老人不能杀，家里是独子的不能杀，如果要杀就杀我一个人，但是对方哪里会听他的话，还是按照春秋时代争霸战争的规则，来处理宋襄公和他手下的士兵。
宋襄公的故事看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是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就是合情合理的。战争本身只是工具，不同的政治主张在战争上都有体现，在建国的道路选择上更是如此。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建国不建国、成功不成功并不是最高的追求，如果为了追求胜利放弃自己的伦理价值观念，是绝对不可取的。
）1.出身·资历·政治路线
由血缘出身所带来的政治资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稳定性，你即使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资源，这个资源并不是就跟着你走的，你自己还要成长，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经历，这种政治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资历。
政治资源决定一切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东汉皇帝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地方军阀们相继起兵，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从中外的经典理论来说，这些军阀以地方势力企图操纵中央，这属于僭主的勾当，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说的“霸道”。这一点，并不因为起兵的军阀们个人的家族出身而有什么区别。
以往一直有这样一种理解，认为军阀们的出身不同，所以导致他们实行了不同的政治路线。这种观点从古代到现代，一直有人这么说，甚至一些学术著作里面，也说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所以他奉行的是儒家的政治路线，而曹操则因为出身于宦官养子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尔虞我诈的权谋，所以他推行的是法家路线，刘备则因为出身汉代皇室旁支的后裔，所以代表了汉代正统，是王道的代言人，等等。
这个说法特有迷惑性，为什么呢？因为从现象上来看，出身于士大夫家族的人，他们几代人的政治倾向，往往都是代表着士大夫利益的，而宦官的党羽或者养子，因为投靠了宦官，所以在政治路线上更加接近宦官集团。所以，人们对袁绍和曹操有这样的认识，也不足为奇。当然，不足为奇并不是说正确无误，前面已经说了，按照经典的理论，曹操和袁绍都是“霸道”的执行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的出身，并不能影响他们的政治路线。
出身是什么？是一个人从他的家族所继承的政治资源，比如政治观念、政治势力、政治地位等。曹操和袁绍在出身上的不同，就在于一个继承了家族的士大夫的名声，一个背负了家族投身为宦官养子的恶名。然而，这种由血缘出身所带来的政治资源上的不同，具有不稳定性，因为你即使继承了家族的政治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并不是就跟着你走的，你自己还要成长，还要有自己的政治经历，这种政治经历是什么呢？就是资历。政治资历，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加上家族影响、时代机遇等综合因素所获取的政治资源。这种由政治资历带来的政治资源，才是和你个人的政治路线一致的，不然就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尧舜禹都是由禅让做了君主而到了禹的儿子启的时候为什么就从禅让制度一下子变成家天下了。
所以说，出身和资历，是一个人政治路线的两个支撑点。这两个支撑点中，出身可以说是先天的，就好比人的遗传能力，而资历则是后天的，是自己在不断的历练中获得的能力。先天遗传的能力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开发，也会退化甚至完全失去这种能力，而后天获得的能力，在不断的激发和锻炼中，则会越来越强化，并成为你独有的特殊能力。政治路线也是一样，先天获得的（出身），只不过是一个起跑线，后天培养的（资历），才是真正的特色。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的历史来看，当时存在的可供选择的所有政治路线，都是大小军阀们可以共享的政治资源，他们可以选择王道，比如迂腐的士大夫孔融，也可以选择霸道，比如曹操、袁绍、袁术等人，更可以选择“无道”，比如军阀割据的先行者董卓。军阀们最后选择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路线，并不在于他们的血缘出身，而在于十分具体的现实原因，那就是他们的政治资历，即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获取的政治资源和形成的政治取向。
政治生态与政治路线
那么，既然事实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还会有袁绍和曹操一个是儒家一个是法家的看法呢？这个看法是怎么形成的？
按照现存的历史记载，正是因为东汉末年特有的政治生态，才会让人们有如此浓厚的出身论意识。而这种以出身来判断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分野的说法，正是当时人们的论调，被记载进了《后汉书》和《三国志》。所以，要真正破解出身论意识，还要从东汉末年的政治生态说起，从宦官专权和士大夫抗争说起；而且，要知道袁绍和曹操政治路线的区别并不是士大夫政治路线和宦官政治路线的分野，还要知道士大夫政治和宦官政治的路线究竟都有什么特点。
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多次协助皇帝推翻外戚的统治。为什么作为宫内的服役之人，宦官能够有如此大的政治能量和嚣张的气焰？这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宦官大都出身在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无后之人，没有声望和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同时，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对皇帝的脾气禀性摸得十分清楚，进而迷惑、愚弄皇帝，让皇帝把他们当做最可信任的人。另外，大部分宦官都是自幼便在宫廷中生活的，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官传达政令，宦官就出现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行政优越地位，还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东汉中期开始的宦官当政，虽然和外戚干政一样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皇帝的亲信在年幼的皇帝无法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代为管理，但宦官在人们心中，是“刑余之人”，本身在生理上不算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受到官僚士大夫们的蔑视，宦官自己也有一定的自卑心理。所以，宦官当政之后，也对轻视他们的士大夫进行打击和压迫，而且对与他们争夺中央政治权力的外戚不遗余力地进行打压，使得朝廷的权力成为他们发泄私欲、打击报复的工具。这样一来，宦官专政就变成了祸国殃民残害大臣的黑暗政治，加上宦官的政敌们所作的渲染和夸张，让宦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拦路虎，于是宦官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打击对手，坐实了他们祸国殃民的罪名。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民众与士大夫们的抗争。
士大夫的力量，在东汉时期，也已经基本成熟，成为外戚、宦官、王族、豪强之外的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到处游说。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阖，受到各国君主的重用，正是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哪一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熟悉法律的官吏，阻塞了儒生的仕途道路。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统治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光武帝本人甚至和当时的名士严光有十分密切的交往。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而士人力量日益壮大的时候，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因为士大夫对宦官的蔑视和对宦官把持政局的抨击，宦官自然要对士人进行打击、管制，甚至使用暴力，这样一来，士人的从政道路自然而然地就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和外戚的争斗，引起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怀着拯救国家危急的政治理念，同时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的阵营中，士人群体除了社会上中下阶层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由士人出身而做到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的人。这样，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的结合更加密切。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自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其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朋党，并以此为罪名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社会上层，个人的儒学修养也比较高，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下层的贫苦人家甚至佃农之家，很少读书，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官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朝中颇有声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死后，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兴起了迫害的大狱。
既然这样，士大夫出身的官僚和名士们，自然对一切和宦官有些关系的人怀有敌意。曹操的父亲曹嵩当年做了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士大夫们不能原谅这一“有污点”的出身，每每以此来攻击曹操属于宦官一党，不但不信任他，而且在曹操和其他的大军阀、大官僚产生矛盾的时候，还对他倒戈一击。更有甚者，曹操在政治斗争上的对手们甚至散布出谣言，说曹操的父亲曹嵩不是曹腾的养子，而是曹腾的私生子云云。
可以说，曹操和袁绍在人们心中的区别，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他们之间的政治路线差别属于宦官政治和士大夫政治的分野，完全是东汉中期以来宦官和士大夫在政治斗争中水火不容状态的延续，这个问题上，曹操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白白背上了“阉竖余孽”的恶名。而且，曹操奉行的政治路线，并没有像宦官那样严厉打击士大夫，也不是像宦官那样倒行逆施，为了一己私欲不顾人民死活。相反，袁绍的政治路线，却有点和宦官政治相近，任人唯亲，顾忌猜疑，所以最后他手下最出色的谋士们都被扔在一边，而袁绍自己却尝到了兵败的苦果，多年积蓄的政治势力一朝之间化为乌有。
）2.乱世——是否别无选择
在乱世，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个人的生存问题，乱世一来到，你随时可能被其他的军阀吃掉，还谈什么忠君爱国呢？这就是一个生存底线的问题。
人性与丛林法则的较量
乱世之中，东汉政府一向倡导的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被那些原本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大官僚和大军阀们所背弃，而这些人，往往是受到儒家教育最深的——当然，出身于戎马的董卓除外。是什么让他们一夜之间就背弃了自己先前所信奉的理念，而加入到政治权力的角逐之中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