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来看，如果他们都去世了呢？他们的继承者，都是按照“子承父业”的传统来走上皇位，这样一来，三国的统治者就没有什么区别，全部属于“传统型”的统治者。既然没有了区别，那么在鼎立局面下的竞争，就只能依靠纯粹的国力比拼，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备和孙权没有活得更长一些，是蜀汉与孙吴的损失，因为他们所代表的统治者类型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资源，完全可以作为打击曹魏、壮大自己的一种利器。随着他们的去世，无形的政治资源丧失了，政治上的综合力量此消彼长，使他们的国家最终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而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懿，则是一个新兴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者，他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介于个人魅力型和传统型统治者之间，刘备和孙权失去的，在司马氏父子那里获得了，这样一来，又岂能不分出胜负？
与刘备相似，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一生忙于创业但没有时间进行守成的君主，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北周世宗皇帝柴荣。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和养子，跟随郭威东征西讨，基本结束了北方的割据局面。而且，柴荣在位期间，对后周政权内部进行了整顿改革，从吏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入手，打造了一个坚固的统治基础。柴荣的志向十分远大，他想要在国力强盛之后再统一天下，并且夺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进而扫平契丹。可是，他的志向还没有实现，就因为突然染病死在了军中。柴荣的一生都耗费在了国家的创业阶段，但是他却没有完成从创业向守成的转变，才让政权内部的危机在他身后爆发出来。他去世之后，年幼的儿子柴宗训即位，这位小皇帝年纪太小，根本无法自己处理国政，于是当时统领禁军的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这个最高权力没有顺利转移的空当，发动了陈桥兵变，由手下拥戴着他黄袍加身，自己做了皇帝，把柴宗训赶下了龙椅。
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和曹丕的情况相近的乱世皇帝，北齐的孝昭帝高演。高演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弟弟，高洋的儿子、废帝高殷的叔父。他在高洋去世之后，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谋求政治支持，同时在内宫争取到了母亲太皇太后娄氏的帮助，废掉了高殷，自己称帝。他做皇帝的时候，正是南北朝后期最关键的一个阶段，公元561到565年。当时，西部的北周因为推行了改革，迅速崛起，南方的梁朝和陈朝改朝换代，国力正是衰落时期，这对北齐来说，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年代，他应该先攻灭南方的陈，然后与西部的北周对峙，才能保证有最后问鼎中原的机会。可是他并没有什么治国的才能，反而只关心自己的生活问题，整日里饮酒作乐、淫乱后宫，在朝廷上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凡是忤逆了他的意旨的大臣，或者杀头或者流放，最轻的也要贬官，使得内部人心涣散，而且百姓听说他在后宫的丑事之后，也对他没有什么好感。这样一来，北齐的内部凝聚力慢慢瓦解了，而南部的陈朝获得了发展了机会，西部的北周也更加壮大，只有北齐的力量不断在滑落。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君主梁武帝萧衍，和孙权属于一个类型，都是以个人魅力进行统治。梁武帝早年间只不过是南齐政权的一个文人而已，和当时其他著名的文人一起聚集在南齐的高层周围，被称为“竟陵八友”之一。在南齐内部发生皇位纷争时，萧衍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发动政变，推翻了南齐的统治，建立了萧梁政权。萧梁政权历史上，萧衍一个人独占了四十八年的统治时间，他依靠自己的政治手腕和个人魅力，把江南地区的统治秩序建立得井井有条，被南北朝后期处在不同的割据政权下的人士称为“神州正朔”之所在。可是他的生活也颇为荒唐，几次都舍身出家，每次都是由大臣们出钱把他从佛门中赎回。而他的统治晚期，疏忽了朝政，导致了侯景之乱的发生，他自己也因为侯景作乱而被围困在建业台城，绝食而死。临死之前，梁武帝说了一句话，“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确实，这国家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也是他一手毁掉的。
由于个人的寿命，导致了国家命运的不同，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古代君主政治的作用。在君主政治下，如果不是君主去世，是不能更换最高统治者的，而国家的重要政策，也是由君主本人制定颁布的，所以，君主在位多久，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贯彻多久，如果君主的能力适合统治国家，还说得过去，但是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自己的贪欲和私心，都有自己统治策略上的误区，因而，由于君主个人寿命的长短，让国运兴衰变化莫测。
）3.民族问题的国内化
在三国时期把民族问题国内化，抹杀了各个民族的差异，也是对各民族不了解、不尊重的表现，因而，各个政权内部发生的民族问题，都不过是自己种下的苦果。
民族战争，还是国内战争？
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读者总会发现一些情节上比较雷同的内容，只要一位大将在前线节节胜利，就总会出现后院着火的事情。不是因为君主听信了谗言调回大将，就是国内发生叛乱需要他回去平定。诸葛亮是这样，司马懿是这样，陆逊也是这样。好像三国时代的每个政权内部都充满了处理不完的麻烦，尤其是内部的叛乱，很多都是因为民族矛盾引起的。所以，诸葛亮才要在大举北伐之前花费大力气去“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司马懿才要“雪夜破羌兵”。
为什么民族问题会让三国时代的政治家们如此头疼？事实上，内部的不安定，使得他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大打折扣。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民族问题？这些民族问题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内政的？
说起来简单，只是一句话，他们内部的民族矛盾，起源于统治者们把民族问题国内化的政策。什么是民族问题的国内化？在当时，各个民族基本上都在自己的传统生活领域居住，偶尔也有混居的情况，但总是少数。由于战乱、灾荒等问题，汉族和各地的当地民族产生了交往，有时是共同开发共同生活，有时是互相仇视互相屠杀。但是，民族之间的这种关系，属于民族交往的问题，当时没有什么明确的国界，各个民族也称不上是完整意义的国家，所以，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就可以，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们偏要把各个民族都看做自己统治下的臣民，用统治汉族的方式去统治他们，这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于是会发生不断的流血冲突。有的时候，汉族的统治者借用少数民族的士兵帮助自己作战，于是少数民族跟着迁入内地，但是他们不适应内地的生活，便继续过着以前游牧狩猎的生活，这是以农业治国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摩擦也就此产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诸葛亮要“七擒孟获”？从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抓到你又释放你，是对你的恩惠，是仁慈，但是从孟获和其族人的角度来看，这无异于猫捉老鼠的游戏，是对人格的侮辱。可以想像，当时如果具有现代的各种科技成果，诸葛亮可能不会费那么多事，只要抓住孟获一次，然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并且把擒拿孟获的现场录像反复播出，再组织一些穿着孟获部族衣服的人出来喊喊反对孟获野蛮统治的口号，把孟获的宫殿拆掉，把孟获的画像烧毁，就足以立威了。可是这只能引起孟获族人的更大反感，据说，七擒孟获的故事到现在也不被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因为在他们心中，诸葛亮就是一个侵略者。看到了吧，是侵略者，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就是因为诸葛亮没有尊重当地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单方面推行中原王朝的统治办法。
在三国时期把民族问题国内化，抹杀了各个民族的差异，也是对各民族不了解、不尊重的表现，因而，各个政权内部发生的民族问题，都不过是自己种下的苦果。
在三国时代，民族问题国内化最明显的是曹魏，而曹魏政权内部，有着匈奴、乌桓、鲜卑和羌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问题。
历史上少数民族大举进入内地杂居于汉人之间，起源于两汉时代。在西汉的宣帝时期，匈奴著名的呼韩邪单于时期。呼韩邪单于与汉宣帝进行谈判，确立了两族交好的关系，此后汉朝把北部的边塞附近土地赐给匈奴作为他们的聚居地，并且借助匈奴保卫边疆，后来，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六年（50年）开始，南匈奴逐渐迁往北部边塞以内居住，帮助东汉戍守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从此，南匈奴人众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到了东汉中期，政治黑暗，外戚和宦官交替揽权，不仅移居到塞北的鲜卑和羌人对汉朝的战争频繁发生，就是南匈奴也“叛服不一”。南匈奴借着汉末军阀的争战之机，与其他割据一方的军阀一样，积极参与了汉魏之际的各种战争。
灵帝中平五年（188年），汉朝调发南匈奴兵，配合幽州牧刘虞讨伐张纯。但匈奴内部对此意见不一致，由此发生了兵变，单于羌渠被杀，其子于扶罗到洛阳讼诉和求助。当时灵帝病死，董卓带兵入京，董卓军中多是与匈奴世代为敌的羌人。于扶罗只得退走，到了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参与了讨伐董卓的活动，投靠了袁绍，后来又背叛袁绍，依附袁术。袁术被曹操打败后，于扶罗返归乎阳。兴平二年（195年），于扶罗死，弟呼厨泉即位为单于。董承、杨奉等迎接汉献帝东归时，因为军事力量不足，也向匈奴求助。南匈奴还曾经一度投靠曹操，可是在建安七年（202年）又伙同高干、郭援等背叛曹操。之所以南匈奴会如此反复无常，甚至胜过了吕布“三姓家奴”的背叛频率，因为他们在汉人地区里面，只是一支用来作战的职业军队，并不是什么臣子，而是独立的军事力量。可是，中原的军阀们却以汉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他们，常常斥责他们的不忠。
不仅如此，在统治政策上，曹魏的统治者对匈奴也不大尊重，反而是以治理中原汉人的办法去管理他们。根据《资治通鉴》建安二十一年的记载，对匈奴的治理方式是：
南匈奴久居塞内，与编户大同，而不输贡赋，议者恐其户口滋蔓，浸难禁制，宜豫为之防。秋七月，南单于入朝于魏，魏王操因留之于邺，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单于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子孙传袭其号。分其众为五部，各立其贵人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
可见，随着匈奴聚居地的扩大和人口繁殖，魏晋统治者对匈奴的控制也日益严密，把其民族的独立性忽视了，而是看做一般的编户齐民。曹操曾经分匈奴的部众为五部，以削弱匈奴首领单于的力量，而且还派汉人为各部司马，削夺匈奴贵族的权力。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当中枢尚能控制大局时，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遇到中央政治败坏或内乱迭起时，就会失去控制，甚至会引起匈奴的反扑而遭受灭顶之灾。
曹魏的大将邓艾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经上书说：
戎狄都是人面兽心，没有什么仁义之心，他们势力强大的时候就会欺凌我们，如果势力衰弱了就会内附来混饭吃。所以在历朝历代都有那些蛮夷挑起的祸患。每当匈奴势力强盛的时代，就是中原受到践踏侵扰的日子。现在虽然匈奴已经进入塞内投奔了我们，但是匈奴单于的首领地位日渐衰落，而各部落大人的威仪却越来越强，这不是又在造就新的不安定因素吗？不能不加以防范。那些居住在我们境内的羌人如果和匈奴杂居的，应该想办法让他们分离出来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有了变乱可以依靠羌人来抵御匈奴。
邓艾看到了匈奴人的民族凝聚力当时仍然十分强，所以虽然他们的首领单于被分隔在邺城，但生活在部落中的那些王侯依然足以兴风作浪，仍需继续分割其势力，尤其需要把与汉人杂处的匈奴人设法移居边外，以断祸根。但这种“徙戎”主张说起来容易，切实行之就很难。在天灾人祸已经搅得各族人民无法安居时，再强行迁徒数量众多而又对晋朝统治积怨已深的匈奴等族人，恐怕是会招致反抗的。而从少数民族的角度来看，他们既然已经进入中原农业区，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迁走呢？
而且还应该看到，匈奴王侯贵人在此时的力量也十分值得争取。曹魏及后来的晋朝统治者虽然限制了匈奴王侯贵人的军政权势，在经济上仍给予优裕待遇。匈奴的贵族，历汉、魏、晋三代而未衰，但已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但和军阀武将交往频繁，甚至还可以与名儒士大夫贯通一气。但是由于曹魏内部要把匈奴人迁到塞外的主张，使得匈奴人对此怀恨在心，终于，在西晋发生了八王之乱后，匈奴人刘渊率领部众杀入西晋的中原地区，建立了十六国时期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
草原霸主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