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综观《三国演义》这部突出描写军阀逐鹿的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么都重要，西蜀政权的创建、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尤为突出地反映了历史逻辑。
现在，关于三国题材的书籍、影视作品和电脑游戏很多，看上去都是大同小异——里边的主角，无非都是曹操、孙权、周瑜、吕布、貂蝉、刘备、关羽、张飞、赵云、孔明、司马懿等人。这些人物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很多游戏里边，用统率力、武力、智力、政治力和魅力来界定这些人，统率力当然曹操最高，武力吕布最高，智力政治力孔明第一，魅力刘备和貂蝉并列冠军……其实，人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吕布到老了，武力还是那么高吗？曹操刚出道，败仗、恶政也有，所以游戏终归是游戏，关羽的赤兔马骑了一辈子，真是老马了，可还是宝物，要传给关兴继续骑下去。
但上述这些作品给人们一个新的启示：三国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到三国后期，三国人物凋零，统一之路也就不远了。所以重视人才，重视“人”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我们涉猎三国书籍、影视、游戏的时候应该从中得到的启示。
此外，这一讲中，还要点评一下三国时代的很多人物。毕竟，英才是三国风云的灵魂和精髓所在。
）1.为何要有排行榜
以曹操的才智、魄力，也需要经过点评、炒作才能为世所晓，可见点评对于人物的重要。出身并不高的刘备，要拿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的虚衔。袁氏势力很大，但袁谭的孝廉身份，也正是品评自刘备。
汉末，二十岁的公子哥曹操，虽然平时品行多受非议，仍被举孝廉，成为郎，当了洛阳北部尉（公安局长），迁顿丘令（县长）。但曹操不满足，又从太尉桥玄那里得到赞许：“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讬。”由是，曹操声名益重。
曹操还曾经名宿许子将点评：“我是什么样的人？”子将不答。曹操非让后者点评他，子将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于是未来的“奸雄”大笑而回。以曹操的才智、魄力，也需要经过点评、炒作才能为世所晓，可见当时点评对于人物的重要。出身并不高的刘备，也要拿一个中山靖王之后的“刘皇叔”的虚衔。袁氏势力很大，但袁谭的孝廉身份，也正是品评自刘备。后来，曹丕颁布实施“九品官人法”，进一步规范了品评的行为。像水镜先生司马徽那样的民间品评家，虽然他是“好好先生”，但也不能随意评点包装卧龙凤雏这样的“高士”了。
所以一定要有严格的排行榜。
下面拿一个小例子，给大家讲解一下“排行”英才的普遍思路，如既有家学优势，又属于贵族的“马氏五常”。
三国中，经常被提到的“马家军”是指凉州的马氏军团——马腾和他的子侄马超、马休、马铁和马岱以及韩遂所领的军队。这马家军在诸侯中雄霸西北威震一方，而游戏中他们的骑兵可说是横扫千军攻无不克。到了马家军入川时，却只剩下马超和马岱。巧的是刘备有两个不错的幕僚也姓马，乃马良、马谡两兄弟。如果那两马武将和这两马文官能一同带兵，也可组成新的马家军，可能攻击力没有原来那么强，但现在既有将军也有参谋，这更像一支正规军队。不过总觉得有那么点怪怪的。
说到马良（字季常），记得最清楚的是“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这句褒奖他的话。他在刘备领荆州时跟随刘备并为其效力。刘备进取西蜀，马良被任为左将军掾，辅助关羽驻守荆州。后出使吴国，为孙权所敬重。刘备东伐时，以侍中身份招纳了武陵五溪少数民族。先主兵败彝陵，“良亦遇害”，和张南、傅彤等一样死于战场上，死时三十六岁。而且马良和诸葛亮交往甚厚，两人关系亲密，裴松之还推测他俩可能是结拜兄弟。
马谡字幼常，和其兄一起跟随刘备，虽得诸葛亮赏识，刘备却不怎么欣赏他，谓之“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孔明南征时，采纳了马谡的建议：以心服人，几番放了孟获以服南蛮。但是在第一次北伐中，马谡初上战场推测失误，导致街亭兵败，回蜀后被处死，年三十九。
先不论马谡街亭之败，他起码是“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对于马良，陈寿评曰“马良贞实，称为令士”。两兄弟皆有过人之才，更何况有言“兄弟五人，并有才名”，说的就是马家五兄弟。
每次读到《三国演义》中的“马氏五常”时，都希望马氏五人能出场，毕竟非常想看到更多的能人展露锋芒。可是，大家都知道只有两人跟了刘备，其他三人为什么不出仕呢？是要养老，或者是像徐庶那三位整天吃喝玩乐的酸“名士”一样没有抱负，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个无从知道。不过可以肯定五人皆非凡才。
说着排行榜，但榜之存在的意义，就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奇迹是要靠人去创造，光辉的业绩要靠人去建立，灿烂的未来要靠人去书写……大凡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必然是个人才涌现的时代，一个国家是否兴旺发达，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它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聚集的程度。
综观《三国演义》这部突出描写军阀逐鹿的小说，给人最深刻的启示是，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比什么都重要，西蜀政权的创建、发展与衰亡的过程，尤为突出地反映了历史逻辑。
邓艾一支轻兵阴平渡险，使西蜀政权毁于一旦，对此，历史学家们固然可以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找出不少经验教训，但应当看到，人才的凋零，是西蜀覆亡的关键所在，暗弱的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孔明一死，西蜀便出现了人才危机，加上宦官当道，迫害忠良，弄得姜维避祸屯田，使防守出现漏洞，终于为魏所灭。
当初，刘皇叔在驻扎新野，三顾茅庐之前，虽然胸有大志，但因得不到真正的辅佐之才，关键时刻常做不出正确的对策，更确定不了夺取天下的奋斗目标，以至半生漂泊，无处立足，从他投奔公孙瓒起，到接陶谦，归曹操，顺袁绍，依刘表……处境十分狼狈。
“三顾茅庐”，孔明一番隆中对策，好似拨云见日，使刘备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接着，“孔明始入吴游说，破操于赤壁，遂有荆州，得荆州，始图益州，图益州，始定汉中，汉中定，而帝王矣”。刘备在这一征战过程中，又先后得到了庞统，法正等有才之士，到西蜀政权建立时，刘备麾下已是人才济济，文有诸葛亮，庞统，法正等谋臣，武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魏延等虎将，这时西蜀的事业可以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无论军事，外交斗争，处处占有主动地位。然而，随着荆州之失，关羽之死，彝陵之败，刘备托孤，蜀国逐渐走了下坡路。以后虽然还有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发展阶段，但与魏，吴相比，蜀国这时已经暗藏着一种不断扩大的危机，特别是诸葛亮六出祁山星坠五丈原，西蜀倒了“顶天柱”，其败亡的趋势也就确定了。
南宋著名学者陈亮曾经说过：“吾尝论孔明不死，则仲达败，关中平，魏可举，吴可并，礼乐可兴。”同时，他还根据孔明兵出祁山时三足鼎立的客观局势，按照隆中对策，作过一番平魏灭吴，统一天下的具体推想，无奈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此，陈亮曾把西蜀覆灭的原因，遗憾地归结为“天不相蜀，孔明早丧”。实际上，西蜀的灭亡，非天意，而在人谋不足；非“天不相蜀”，而在蜀无贤德之主，辅佐之臣。诸葛亮一死，西蜀再没有了第二个孔明，人才凋谢，成为西蜀败亡的先兆。
有比较才有鉴别，曹操当权时“推心以待智谋之士”，所以在他身边聚集着荀彧，郭嘉，荀攸，賈诩，程昱等，形成了一个人才群体，曹操死后，又出现了司马懿，邓艾，钟会等一群深藏韬略的“智囊”人物，为此，王夫之曾评价说：“魏足智谋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孙吴的孙权，先是有周瑜辅佐，继而有鲁肃，然后又有吕蒙，陆逊等，也算是人才辈出，一茬接着一茬，所以能鼎立江东很长时间。刘备在夺取西蜀政权时，身边有“五虎大将”效力，又得“卧龙凤雏”相佐，可谓盛极一时，然而盛世一过，随着这些将领谋臣的相继亡故，西蜀也就人才无几了，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但蒋，费二人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能力，根本无法和诸葛亮相比，诸葛亮在兵出祁山时虽然收服了姜维，但姜维作为一员武将，不可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大任。王夫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谨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
西蜀后继乏人，造成这一历史局面与诸葛亮不无关系。应该说，诸葛亮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在《十六策》、《将苑》等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人才方面的论述，比如他在《将苑》中就提出了考察识别人才的七条标准：“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智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这说明，诸葛亮当时除了治国征战，还经常考虑选拔培养人才等重大问题，他很强调要知人善任，要根据个人不同特点，选拔使用人才，力图使蜀汉出现一个“众贤云集”的政治局面。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在这方面确实做出了一定成就，例如，他曾把庞统，蒋琬，杨洪等人破格提拔到重要位置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对于蜀国的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诸葛亮在用人方面也有不少失误之处，譬如“昭烈入蜀，以荆州委孔明，孔明入蜀，以荆州委羽”，却带走了智勇双全，行事稳重的大将赵云，这与后来荆州之失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另外，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任李严而严乱其纪，任马谡而谡败其功”。特别是诸葛亮在他有生之年，虽然经常讲选才，用才，却没有培养出一名能继承自己事业的接班人，实在是一桩憾事。也可以说，西蜀的覆灭与诸葛亮生前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失误有着直接联系。
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不足，首先表现在识别、选拔人才上存在着偏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诸葛亮“端严精密”，但却由此产生出他的一个重要缺点——求全责备，正如后人评价他时说“明察则有短而必见，端方则有瑕而必不容”，《读通鉴论》说他用人总是“查之密，待之严”，要求人皆完人，而对一些确有特长，又有棱有角的雄才，往往因小失大，见其瑕而不用其玉，结果使他们有的“无以自全而或见弃”，有的虽被“加意收录，而固不任之”。例如，对魏延这样一个长于奇谋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是“急躁冒进”，始终用而不信，甚至在政治上一直怀疑他有反心。同时，诸葛亮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但有较大缺点者，往往驾驭不得其法，处之极端，例如，刘封本来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孔明却认为他“刚猛难治”，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除之；马谡原是一位既有所长，又有所短的人才，诸葛亮在祁山作战中先是对他用之不当，丢失街亭后又挥泪将他斩首。正因为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偏颇，处之极端的做法，使得当时蜀国的许多大小官员谨小慎微，喜欢做表面文章。
其次，由于诸葛亮生前出将入相，内政军戎“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必亲理”，不仅自己被弄得“食少事繁”，忙得吐血，而且这种包办替代的做法，也影响了接班人的锻炼成长，不利于他们经风雨，见世面，尽管诸葛亮对西蜀事业鞠躬尽瘁，忠心耿耿，但他的这种性格却影响了自己选拔人才的眼界，使他过多地重德而轻才，再加上不重视培养益州本地“干部”，因此政权难以巩固，他的后继者蒋琬、费祎和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而为黄皓、谯周之流的小人所制。
在用人这一点上，诸葛亮与刘备、孙权、曹操等人相比，确实不及。孙权敢于放手使用年轻的军事指挥官，当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时他们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曹操深知“大勇者不务细行”的道理，例如官渡之战后，他将曹军内部一些人在战前写给袁绍的投降信付之一炬，既往不咎，表现出了用才之大量，因此深得人心，“士长于略者，相踵而至”；刘备虽然在其他方面有些不足，但在建立西蜀政权时，谋臣武将，人才济济，这也就体现出了他用才的高明之处。而武侯治蜀时，西蜀的人才已经寥若晨星，后来，曹魏向西蜀发起全面进攻时，蜀国只剩下姜维一人东遮西挡，这时，后方不仅兵力空虚，更重要的是人才空虚，以至邓艾阴平渡险后，西蜀朝中没有一人能够想出对策来，最后只好俯首就擒。其实，邓艾渡险之后，只有区区之兵，又精疲力竭，加之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假如这时西蜀朝中还有一个像法正那样水平的谋略家，也不至于如此收场。
总之，当人们评说蜀国灭亡的原因时，不可丢掉人才这个重要因素，当我们分析西蜀后继乏人的原因时，应当从孔明身上找出对于我们今天都有借鉴意义的教训。
）2.惟才是举与政治花瓶
连声名不好的人，都可以凭借一技之长进入曹操的阵营，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而刘备阵营内的许靖，却是惟德是任政策下的一个政治花瓶。
东汉时期，以经术、封建“德行”和门第作为选官标准，选拔的官员大多是有虚名而无实能的士族地主。
为了“巩固政权”这个中心的需要，从汉末混战到三国鼎立，出现了两种培育人才的倾向：德行、才能。为了政治这个中心，刘备求德，曹操求才，其《求贤令》体现了这个明显的片面倾向，虽然很多能人因此加入曹操阵营，但此风气的形成，对当时的英雄豪杰们的忠君坚贞的政治操守，都有非常严重的侵蚀作用，最终造成了司马懿篡夺曹魏政权，后来更出现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危局。
曹操一生常常于烽火征尘间横槊赋诗，“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为一统江山，他外练武功，内修文学，躬身竭力，不舍昼夜。然而他又深知抱负的实现仅凭一己之才毕竟是独木不成林，单柱难擎天，尤其是在赤壁大战失利之后，他更确信人才、智力的举足轻重，因而他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重用人才，并将求贤用贤作为自己一贯的治国之道，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砝码，以政令、法度、公告等行政公文的形式广而告之。
自建安八年至二十三年15年间，他先后四次以各种方式颁布“求贤令”，告知世人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声称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有经天纬地之才，他可以不论资历、不问门阀、不计前嫌、不顾尊卑，甚至不讲德行，一概兼收并蓄，委以重任。《短歌行·对酒当歌》以文雅的诗章、文学的语言将《求贤令》形象化、艺术化，诗中一个为人才求贤若渴迫不及待的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也实现了以诗的形式直播自己的治国之道——求贤用贤的一贯思想。这种为人才不惜一切的思想贯穿于曹操的整个政治生涯。
曹操著名的一篇《求贤令》中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