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般说起“三国”，人们都会说，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好像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个四海升平的年代。
说得有些激烈的，认为那是黑暗的乱世。
有些辩证的，就说那是一个孕育了统一的分裂时代。
充分肯定的，就说那是一个在王纲解纽的环境下思想解放的时代。
无论什么说法，都不能逃避一点：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变乱的社会。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一乱一治”，意思是，但凡出现了一个太平的“治世”，在它之前或之后，都必然有民不聊生、朝政败坏的“乱世”。
这种思想是生活在战国时代这个“乱世”中的思想家孟子所提出的，原话是：“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鲁迅就曾经对此进行过一个经典的概括，说历史上的“治世”属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那些“乱世”，则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治世的时候，往往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疆域广阔，而乱世的时候，则大多是政治黑暗、国势衰败、分裂割据，但又像上面提到的，有时候乱世之后就是没有出现治世，而只是有片面的暂时的好转，这样一来，“一乱一治”的理论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于是，古代的政论家们从“乱世”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分裂。
凡是乱世，都会出现割据分裂的局面，既然这样，那么走出乱世之后，虽然不一定要出现“治世”，只要从分裂走到统一，也算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由此，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又发展出了一个“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中国历史绵延了几千年，从现象上来说，也是有这么一个不断分裂又不断重新统一的过程，而这分分合合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历史的运势？
）1.天数茫茫不可逃
古人无法寻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晰的脉络，无法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与合理的解释，既然这样，他们宁愿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左右着芸芸众生的命运。
三国：楚汉相争的“怪胎”？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个三国时代？
什么事情发生都要有个缘由，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更是如此。然而，很多读者、三国迷们，在读三国、谈三国的时候，只关心里面的人物和精彩场面了，对三国为什么会出现反而没有考虑过。
人们对三国历史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无论那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所以，《三国演义》中的历史观，也多多少少影响了读者对三国历史的认识。而《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些可以称之为“导读”的言语，这些言语影响了人们对三国时期历史状况的看法。
其中最为著名的，自然是《三国演义》的开篇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另外还有《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中，在全书最末的一首古体诗里所阐述的观点——“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这两段话，都突出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左右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所谓“天下大势”或者说“天数”。
这种思路其实并不由《三国演义》所创始，早在《三国演义》问世之前，在元朝中后期的元英宗时代，就有一部演义色彩很浓重的《三国志平话》，这部书里面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作了一番十分富有传奇性的解释。后来，这段传奇性的解释被明朝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收集进了他编著的《喻世明言》：
东汉末年，有一位叫做司马貌的书生，一夜他突然梦游地府，遇上当年汉高祖时期的一些英雄豪杰在喊冤叫屈，其中有项羽、韩信、彭越、英布等，他们或告刘邦两面三刀，或告吕后心狠手辣，或告刘邦吕后二人使用心机谋害功臣，司马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地府阎王三百年间都无法审判清楚的这一段公案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判决的办法是，让曾经受到刘邦和吕后欺压杀害的人都转世投胎，去分裂汉代的江山各据一方，而刘邦和吕后则投胎成为汉代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和其妻子伏皇后，受这些转世大臣与英雄的欺压凌辱，以偿还其前世的罪孽，而司马貌因为在阴间断此大案有功，又被玉帝封赏投胎成为司马懿，再次料理这些前世冤家之间的争战，将天下重新归拢统一，结束三国纷争的局面。
这种解释，是把三国时期彼此争斗征战的历史解释成为前世冤孽所种下的因果报应，三国不过是楚汉相争时期的那些英雄豪杰谋士武将们向刘邦吕后夫妇讨还血债的舞台，争战厮杀中枉死的将士也不过是他们为了报前世冤仇的筹码。有人认为，司马貌断狱的这个故事对三国历史的解释，是充满佛教因果报应色彩的、消极的、荒唐的，但是，综观中国古代历史，就会看出，上面的批评未免过于苛刻而且不切实际，如果从历史的现场感而言，这种传奇故事不但并不乖谬，相反，这种叙述与分析还是十分符合身处乱世的人民对朝代更替的敏感猜测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春秋战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智者老子，就在《道德经》里面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的这段话，关注的要点并不是批评“天地”或是“圣人”的“不仁”这种违背天道与道德的行为，而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问题的观点。
老子的这番预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圣人不仁”的情形随处可见，民不聊生之际，那些对现实充满不满情绪的民众就会觉得，那些打着忠君爱国、讨伐逆臣的旗号互相争权夺利的所谓的“义师”，都只不过是使用自己所控制的军队、钱粮、人民，为自己的私欲服务，有时候甚至为了个人私仇而发动不义的战争。这种思考问题的逻辑，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一结合，就对历史上的战乱产生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所谓的乱世，只不过是那些大人先生们之间的争斗，这争斗世世代代都相差无几，谁能说三国时代的纷争与当年秦朝末年的楚汉相争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区别呢？对百姓来说，这都不过是一场浩劫，那些对权力、财富充满了贪欲的灵魂不断转世，不断挑起纷争，就是这个国家充满战争的原因，而百姓，永远是他们了结恩怨的筹码与炮灰。
朝代变换、世事兴亡，带给百姓的，除了伤痛的记忆，就是饥寒的现实，所以，百姓们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他们觉得，如果不是那些纠缠了几百年的恩怨，为什么要有那些血流成河的争战，为什么要有那些对峙数十年的交锋？他们宁愿相信历史上的乱世，都是因为前世今生的孽债造成的，而不愿相信是那些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帝王将相们“以百姓为刍狗”的结果。
了解了这些历史的现场，拥有了这份现场感，你还能说这司马貌断狱断出三国鼎立的故事荒诞不经天真可笑吗？理智地说，这故事不但不可笑，而且十分值得深思，它一面试图解释历史上的乱世何以出现，一面又对未来怀有希望——因为佛教相信，因缘经来世解开之后，一切恩怨就将结束，如果那些转世报仇的人们了解了心愿，世上是不是可以少些纷争多些和平？人民的这种心理，十分切合实际，历史上那么多纷争厮杀，肯定有人含冤了委屈了，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报仇的机会，一旦要报仇，肯定又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但是这不可避免，不这样又怎么报仇呢？如果他们报了仇，扯平了，老百姓就会过上安稳日子了，这是什么精神？这恰恰是一种早期基督教的“有人打你左脸，你就该把右脸凑过去也给他打”的理念，用中国古代的概念来说，这就是“仁恕之道”，用现代观念来说，这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就是美国小说《飘》里面讲的“Tomorrowisanotherday”（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自信。
守株待兔的历史观
这种历史观念，在解释其他朝代的兴衰时，也常常可以看到相似之处。比如，北宋灭亡了，北宋的很多皇族死于金国的大将粘罕之手，而且这个粘罕，也是对后来的南宋政权十分强硬的，他甚至想见到汉人就杀，于是老百姓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祸星出现？正巧，在一百多年前的北宋建国初期，有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叫做“烛影斧声”，宋太祖赵匡胤莫名其妙地死了，然后太宗赵光义从太祖去世的那间在烛影中传出斧声的屋子走出来，马上继承了皇位，此后北宋皇帝皆是太宗子孙。宋太祖却冤魂不散，终于转世成为粘罕，不但灭了太宗子孙的国家，更是要杀光太宗的后代为自己当年之死报仇。
无论是对三国鼎立的看法，还是对粘罕屠杀北宋皇族后代原因的猜测，虽然如上面所说，似乎有理由，有合理之处，但终究不是历史的真相，而只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看法而已。这种看法，可以称之为“守株待兔的历史观”。
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心理状态，就像现代生活中，买彩票的人相信儿童的“手气”、“运气”胜过成人而纷纷寻找儿童代替自己摸彩票一样，说白了，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的绝对化”而已。
不得不说，在经历了不断的离合盛衰之后，回望历史的时候，古人无法寻找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晰的脉络，无法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与合理的解释，既然这样，他们宁愿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左右着芸芸众生的命运。基于这种“找不着北”的状态，古人才会将操纵历史发展的指挥棒交给“大势”，交给“天数”。
为什么古人会对历史发展的走势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又为什么要在摸不着头脑之后把历史发展的动力推给“大势”、“天数”呢？
说起来也比较简单，因为决定着国家的分合兴亡的，就中国古代而言，根本不是儒生们的治国主张，也不是大臣们冗长的奏折，而是军阀们手中的刀枪。而在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结构下，决定国家治乱兴衰的，不是孔孟之道，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皇帝的个人取向。所以，即使没有文化修养的皇帝如明太祖朱元璋，只要他的取向倾斜于百姓，国家就会朝着重民的方向制定政策，而即便饱读诗书如乾隆，只要他的取向为着自己的千秋功业，也会造成花用无度民不聊生的后果。
政治的兴废治乱取决于皇帝，国家的统分离合决定于军阀，那百姓又能如何呢？百姓只能把生活安定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将帅王侯，自己在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分享上却一无所有。正因为百姓一无所有，所以他们要想个办法补偿自己。
如何补偿呢？就是把限制皇帝和军阀权力的希望寄托给上天，希望有个不变的定数，定期清算帝王将相们的罪过，褒奖平民百姓的善良。正因为这样一种想法，那个“司马貌阴司断狱”的故事才能发生在平民身上，那个清贫的一介书生才能转世成为结束三国纷争的司马懿。平民百姓无法控制政治资源，所以他们就在思想世界里面，幻想出一种可以凌驾于世俗政治之上的权力，并认为这权力属于自己。说到底，百姓还是对皇帝和军阀垄断政治资源进行着隐晦的抗拒，并要求全民分享政治资源。
百姓有了这种想法，自然会造出一些相应的名词，这就是“天下大势”和“天数”等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古人所说的“大势”或者“天数”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但是，这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现代人对古人不了解、不理解，同时在面对古人的说法时不谦虚，所以想当然地把古人所说的“大势”、“天数”等等概念抽象化了。事实上，古人所说的“天下大势”或者“天数”，是有其具体所指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内容。
具体落实到《三国演义》中所讲的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和无法逃脱的“天数”，其内容是指东汉时期无休止的宦官和外戚之间的互相争权夺利和倾轧仇杀。东汉政权正是在这种可笑的内耗中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殆尽，才让这座外强中干的帝国大厦在黄巾大起义的打击下轰然倒塌。
人民不享有任何政治资源，而掌握政治资源的社会阶层，却又如此贪婪腐败，所以，一方面是掌权阶层进行竭泽而渔的掠夺和盘剥，令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另一方面是平民百姓们心中的不满情绪积累得越来越多，盼望有个改天换地的大行动，民意在这种“守株待兔的历史观”的心理作用下，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在百姓的这种盼望心理之下，他们心中的“大势”和“天数”终于来到了，在宦官和外戚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状态，接近两败俱伤的当口，一个靠着行医治病画符念咒成名的方士张角充当了替天行道者。没有张角的振臂一呼，就不会有此后近百年的分裂局面，也不会有三国这段充满传奇的历史了。
事实上，从东汉中期的汉安帝时开始，农民起义和小范围暴动就经常不断地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张角的成功，在于他以宗教作为联系方式，建立了全国的教徒组织，正是具备这种前期准备时间长、入教人员多的条件，能够让黄巾起义一下子就给东汉政权致命的打击，直接从政治信仰上和军事力量上摧毁了东汉帝国。
所以，应该说，在古人心里，东汉王朝的天命断送在宦官和外戚手里，而宦官和外戚的政治影响力断送在黄巾起义手里，黄巾起义被各地的实权派军阀镇压了，所以，各地的实权派军阀也就吸取了黄巾起义身上所具有的“天命”，彻底地扫荡宦官和外戚，开启了三国时代。古人心目中的“天命”不断从一个主体移动到另外一个主体身上的过程，就是古人所说的“大势”，也就是后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这种说法自有其缺陷，但是在古人的思想世界里面，这种思路和逻辑是再正常不过的。
最后应该说，正是因为平民们那种“守株待兔”的历史观，让他们对起义或是镇压都表示漠然，只是为了自家生计着想，所以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们才会越闹越大，最终把国家的版图撕成三份。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不过是守株待兔的人们作壁上观的结果。百姓从分裂中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果，这是他们祈望天命的时候所始料不及的。
）2.“内重外轻”与“内轻外重”
三国时期的历史，就是一个从内重外轻走向内轻外重，再由地方实力派主宰中央，摆脱内轻外重的内耗局面，走向新的统一的内重外轻局面的过程。
走马灯走出的三国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三国，已经从古人所熟知的“天命”角度作过了分析，那么，历史上是如何孕育出一个三国的？如果仅仅是黄巾起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很多种，为什么最后形成的是三国鼎立几十年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