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晚境的张爱玲，没想到与自己早年文章中的一项喻比，产生了切肤的联系——臭虫，这微小而生殖力异常旺盛的小东西，不知是在真实中，还是在她的臆想中，与她紧紧纠缠了数年时光。为了躲避这防不胜防的苦恼，她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的3年多时间里，不停地辗转于洛杉矶的各大汽车旅馆，在她的大量崇拜者的视线之外，过着近乎流浪的狼狈生活。
逢到条件让她满意的汽车旅馆，就多住些时间。碰上不满意的，可能早上搬进去，次日就打包离开。好在丰厚而稳定的稿酬，保证了她迁徙辗转的可能。但是这样的频繁迁徙，使得她不得不不断地丢弃身边之物，以尽量减少负累。主动与被动的，她与许多东西分离开来，只落得越来越简洁的行李与越来越清瘦的孑然一身。
她购置的物品多是一次性的，可以随时丢弃而不用心疼，她也不让自己与这些外物发生紧密难舍的感情。她长年使用一次性碗筷，脚上的毛拖鞋感觉脏了，就马上丢弃。《〈海上花〉列传》的英译定稿就是在频繁的搬家中丢失了，只剩下回目和英文短序。为了稳妥起见，她在韩国城租了一个小储物柜专门用来存放文稿，登记表上填的是林式同的名字。这个储物柜后来成为了向世界输送张爱玲遗作的“宝藏箱”。
张爱玲不喜欢繁琐的家务事，汽车旅馆正好满足了她的这一要求，每天有人负责打扫房间收拾床铺，定期换洗衣被。可是，她的移民证被清洁工偷去了，连“身份”都要离她而去了。只有臭虫，一直不离不弃地跟随着她。
每每在灯下，她睁大眼睛，靠并不明亮的视力和感觉的指引，费力地寻找这微小到仿佛无形之物。这段时间，没人可以主动联系到她，即使打来电话她也不接。她在与夏志清中断联系两年后，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到她的频繁搬家，看病，忙于应付生活中琐屑的烦恼，剩下的时间只够用来睡觉了，以至于很多信件都没有拆开。夏志清1985年寄的信，她两年后才侥幸看到。
除了承受蚤子的不断攻击，她还要忍受不时袭击而来的身体的病痛。为了申请美国政府的医疗福利，她不得不坐车去下城移民局重新办理入籍手续。高高瘦瘦的她，以突兀的装扮站立在一群中南美的偷渡客中间。生活的烦恼真的如蚤子那般，微小却如影随形，让人难以承受。其境其景，不无凄凉。
1988年秋天，张爱玲从洛杉矶的山谷区寄信给林式同，长期困恼她的“臭虫”终于离她而去了，她请他帮忙找一处固定住房。在一篇写洛杉矶的散文《1988至——》中，她描写了山谷区的街景，路上基本上看不到行人，只有一个矮胖的女店员穿过街去买冷饮和速食品，双手捧着跑回来，这一幕让她想起了当年战乱宵禁时的景象。
这个阔大而又杂乱、现代而又荒凉的都市，极其适合她在人群中隐藏自己。没过几天，张爱玲又从洛杉矶下城的一家汽车旅馆写信来，请林式同尽快帮她找到房子。可是没等林式同联系妥当，她已经在距离那家汽车旅馆不到一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公寓，在这里住了大半年光景。
这时在台湾，张爱玲热已经如火如荼。女记者戴文采为了掌握张爱玲在美国生活近况的鲜活资料，竟然在这家公寓附近花几百美元租了房间，每天潜伏在附近，翻找张爱玲丢出来的生活垃圾，研究她的生活状态，并据此写成了一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轰动。文章充溢着对张爱玲的崇敬之情，感叹见到张爱玲的第一眼，仿佛看见林黛玉活生生地从书本里走了出来。
水晶在与宋淇书信来往中得知张爱玲为蚤子苦恼，患上了皮肤病的情况，写了一篇《张爱玲病了》在台湾媒体上发表，也引起关注。这些令张爱玲十分恼火，宋淇也感于水晶行为的不妥，立即与水晶断交。
张爱玲不愿意再回到聚光灯下，接受公众目光的烘烤。半年后，她再次拜托林式同找房，随后住进了他建造在不远处的公寓楼群，住进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虽然房租稍贵，可搬家已经搬得筋疲力尽的张爱玲，再不想四处流徙了，在这里住了两年半时间。她拜托林式同千万为她的这一住所保守秘密，信箱还保留在威尔考克斯街的那一个。
这一带聚居着许多外来的拉丁族裔人，市景与治安有些混乱。张爱玲在街上被人撞倒，她拖了一个月才去照X光片，结果肩骨断裂，有人问起这事她也不愿深谈，只在给姑姑的信中淡淡地提到，“这些偷渡客多是乡下人，蛮撞有力气。”她出门都是坐公交车，与底层的偷渡客、流浪汉、工人、酒鬼挤在一起。而她自己装束怪异，手提纸袋，也仿佛是四处浪迹之人。她容身在驳杂的人群之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地认识她。
在中断联系很久后，她突然给弟弟寄回了一封信，“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她不知道，弟弟拥有的仅仅是一间14平米的小屋子。父亲留下来的青岛房产早已被政府收去，弟弟从银行出来后，在中学、小学任过教，收入微薄，所有积蓄加起来还不够娶个老婆，以致到老仍孑然一身。张爱玲曾对弟弟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没没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可惜她的弟弟没领会这番话的精髓，一生平庸无奇。而她，也确实以自己近乎极端的幽闭方式，使自己成为世人眼中“特别”的一个。
尽管结束流徙安住下来，可放弃的存在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张爱玲继续放弃着对这个世界的念想——外物、奢念与浮名。她竭力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因为她知道，原本，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在世界之外，也在世界之内沉浮，终将被时光之水淹没。
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可以隐隐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
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 ring of truth，事实的金石声
圆是不圆，万千因果终成空
与张爱玲在台湾轻易扎根，沛然茁壮不同，胡兰成在客居日本多年后，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了台湾，被中国文化学院聘为终身教授。可是好景不长，在又一波清算汉奸的风潮中，他受到强力攻击，只得意兴索然地回到了日本，不久客死异乡。
这一消息传到张爱玲那里，怕是已迟滞了不少时日。这时，张爱玲正在埋头写作她的一部重要作品，《小团圆》。那是她束心入笔，对胡兰成的隔空回答。
在为数不多的朋友中，邝文美、宋淇夫妇算得与张爱玲渊源最深、情谊最长的。宋淇促成了张爱玲与皇冠的牵手，彻底改变了张爱玲在异乡的生活境地。其后半生最重要的作品，带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对照记》、《海上花列传》白话本与《红楼梦魇》尽数由皇冠出版。1984年，又是由宋淇牵线搭桥，香港邵氏公司拍摄《倾城之恋》，张爱玲拿到了一笔不菲的稿费。后来但汉章拍摄《怨女》，关锦鹏拍摄《红玫瑰与白玫瑰》，也都是通过宋淇与张爱玲取得的联系。
1985年深冬，张爱玲一次夜归，因为走得急，到家感觉心口刺痛，深感年事已高，在异乡随时可能遭逢不测，写信给宋淇夫妇，“刚巧几天后有两万多存款到期，换了一家开了新户头，就填你们俩作beneficiaries（受益人），可以帮我料理。”唯有面对这对夫妇时，张爱玲才表现出少见的任性般的依赖。她写给他们的信总是絮絮叨叨，不复是写给他人的那般简洁清淡，许多不曾对其他人说的话，她都端给了他们。在信中，她嘱咐他们“一有空就写信”。宋淇夫妇见证了《小团圆》的诞生过程，也改写了这部张爱玲唯一的自传体小说的命途。
早在1975年，邝文美、宋淇夫妇就接到张爱玲的信，说自己正在写一个长篇《小团圆》，而且这部小说的触因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不无渊源。在她，自然是不肯让世人只听男主角的一面之词，既是“传奇”，那不如让她这个更擅长写传奇的女主角来写。仅仅隔了几个月，18万字的《小团圆》成稿就寄到了宋家。邝文美、宋淇夫妇自然是马上拜读，且在十分认真地读完后，由宋淇执笔给张爱玲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信。他担忧此书的自传色彩太过明显，出版的话难免被台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为政治上声讨的把柄。他也担忧正急于在台湾登岸翻身的胡兰成，借此作品作为宣传自己的噱头。刚好，胡兰成于一年前被台湾文化学院聘为了终身教授。宋淇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1976年台湾再版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时，就在书的扉页上扯出张爱玲做广告，“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宋淇劝张爱玲慎重修改《小团圆》，不要让这部作品毁了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丢掉中文出版的市场。张爱玲听从他的劝告，放弃了急于出版《小团圆》的念头，将之留在身边反复修改，这一改就是二十年。直到她离世的前两年，她还在书信中与宋淇商量关于《小团圆》的修改事宜。《小团圆》似乎耗费了张爱玲太多的心力，在这二十年间她再没写过什么像样的小说。
尽管钱是生活的必须，张爱玲还是秉持——不属于她的绝对不要一分。1990年《联报》副刊想刊发早年的《哀乐中年》电影剧本，准备将稿费寄给张爱玲，张爱玲却在信中说明，这部电影是桑弧编导的，她虽然参与了预写过程，但不过是过问，当时只拿了编剧费而未署名，现在她也不能冒领这笔稿酬。事事分明清爽，是她贯彻始终的人生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