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邀阿虹出来，在樱花树下我们聊了起来。细线似的枝条在凉风中飘摆，树叶像簇簇箭头在街灯洒下的光线中飞飞闪闪。西面--在希尔体育场那边焰火爆响，纽约大都会队一定赢了一场球。我壮着胆对阿虹说：“你为啥不能洗手不干这行呢？那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她眼睛一亮，紧紧盯着我。“你的意思是要做我的男朋友？”
“对，但我也要你不再出卖自己。”
她叹了口气。“我每月得付老鳄2000美元。我干别的怎么能挣那么多钱？”
“你还欠他多少偷渡费？”
“我父母在越南已经付完了那边的50％，但我还欠18000。”
我停下来，脑子里计算起这个数字。这是个大数，但不至于无法还清。“我每月能挣1400。付完房租和各种开销，还剩1000左右。如果你洗手不干了，我可以帮你还债。”
“我每个月去哪儿弄另外1000美元呢？我巴不得当缝纫工，可那活儿工资太少。自从你提起那份工作，我就不停地琢磨它。得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才能学到足够的手艺，每周挣上300美元。在这期间，我拿什么付老鳄呢？”她咽了下口水，接着说：“我经常梦见回家了，但我父母不让我回去。他们说我小弟将来要来我这里。他们光叫我往回寄钱。如果我能跳槽就好了。”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试图找条出路。她好像兴冲冲的，因为我要帮忙，但她的兴头却不时地让我有点儿发慌，自问是不是太莽撞了。如果我们合不来怎么办？我们怎么隐藏她的过去，不让别人知道？虽然紧张，我心里老是看见她在一座小白屋中，用一把大勺子搅动着热腾腾的锅，嘴里哼着歌，外面孩子们的笑语彼起此伏。我提议我们找老鳄本人谈谈，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来还他的债。阿虹回屋之前，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并说：“万平，我为你什么都可以做。你是好人。”
浓烈的幸福感涌满我的心头，我在潮湿的空气里站了很久，梦想着有一天我俩怎样开始新的生活。我手头要是有更多的现金就好了。我想叫阿虹和我一起睡觉，但决定不那么做，担心另外两个女人会告诉陈太太我们之间的关系。一轮满月照在沉寂的街上，墙壁和房顶都沐浴在白花花的月光里。虫子们怯生生地唧叫着，好像喘不过气来。
两天后，我早早下班回来，跟阿虹一起去见老鳄。那家伙在电话上听起来像是广东佬。我们穿过北方大道，朝678高速公路那边走去。他的总部在三十二大街上，一座大仓库里。两个妓女--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墨西哥人--在街头溜达，只穿着乳罩和磨破了的短牛仔裤。她俩都像刚吸了毒，那白女人掉了一颗牙，头发蓬乱，冲我喊了一嗓子：“嘿，有烟吗？”
我摇摇头。阿虹和我赶紧进了仓库，里面垛满了装着纺织品和鞋的箱子。我们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办公室。一个魁梧的男人躺在皮沙发上，抽着雪茄。他看见我们就坐了起来，得意地笑笑。“坐。”他指了指另一个沙发。
我们坐下来后，阿虹说:“这是万平，我的男朋友。我们有件事要求你。”
那人朝我点点头。他转向阿虹。“好啊，什么事？”
“我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我能每月付你1300吗？”
“当然不能。”他又得意地笑了，鼠眼左右转动。
“1500怎样？”
“我说了不行。”
“你看，我生病了，不得不做别的工作，挣不了那么多钱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他用指尖搓了搓稀疏的八字胡。
我插话说：“我会帮她付你钱的，但我们眼下每月实在拿不出2000来。请再给我们一年时间。”
“规矩就是规矩。要是有人破了规矩又不受惩罚，那规矩就没用了。我们从来不给什么人延期。好了，别跟我耍滑头。如果不按期付款，你们明白我们会做什么。”他的拇指朝阿虹摇了摇。
她看看我，泪汪汪的。我拍拍她的手臂，示意我们该走了。我俩站起来，谢谢他会见我们，然后离开了仓库。
回去的路上，我们谈着如果不按期付满月款的后果。我心事重重，明白跟老鳄这样的恶棍打交道很危险。我听说过亚裔黑手党惩处人的故事，尤其是对那些得罪了他们的新来乍到的人。他们把一个男人推进货车，拉到新泽西的一家罐头厂将他做成了宠物食品；他们割掉了一个小女孩的鼻子，因为她爸爸没付给他们保护费；他们捆上一个中年妇女的手，塞住她的嘴，把她装进麻袋，扔到海里。华人中的一些帮会四下散布黑手党的故事，来吓唬人。的确，那些故事中有的可能是谣言，也许老鳄根本就没加入黑手党，但他轻易地就能把阿虹和我给毁掉。即使他不是黑帮头目，也肯定是个黑帮分子。另外，他在中国和越南一定有团伙，可以伤害我们的家人。
晚饭后，我进入阿虹的房间，里面干干净净，有菠萝的香味。窗台上摆着一瓶万寿菊。我对她说：“要是咱俩离开纽约呢？”
“然后去哪里？”她语气平静，似乎也在这样想。
“任何地方。美国这么大，我们可以改名换姓，在一座边远的小城里住下来，或者去各地农场干活儿，像墨西哥人那样。我们一定会有活下去的办法。咱们先去北卡罗来纳州，从那里再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的家人怎么办？老鳄不会放过我父母的。”
“你不必担这么多心。你得先照料好自己。”
“要是我跑掉了，我父母永远不会原谅我。”
“他们不是一直在利用你吗？你是他们的摇钱树啊！”
这番话好像打动了她。片刻后，她说：“你说得对，咱们离开这里。”
我们决定尽早离开。她手头有些现金，大约2000美元，我的银行户头里还有1500。第二天早晨在上班的路上，我去国泰银行取出了全部存款。我感觉有些低沉，知道以后再不能给父母写信了，否则，老鳄和他的同伙就会追踪到我们。对我的家人来说，我今后跟死鬼没什么两样。身在此地，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把损失当做需要。
那天下午，阿虹悄悄地收拾好一只手提箱，还装满了我的一个旅行包。我真希望能跟老板和几位工友告别，能从陈太太那里要回来我的300美元押金。晚饭时，娜娜和莉莉逗弄阿虹，说她已经开始为我服务了，做我的清洁工。我俩尽量显得正常，我甚至还开了几句玩笑。
很幸运，晚上没有外客电话。那两个姑娘上床后，阿虹和我溜出屋子。我拎着她的衣箱，她提着我的旅行包。樱花树在雾霭中模模糊糊，树冠茸茸一团，像座小山。一辆卡车在缅因街上隆隆轰响，我俩疾步离开，手臂挽着手臂，没有回头。
评论：《樱花树后的房子》--哈金最新短篇小说读后
明迪
新一期《纽约客》杂志（2008年4月7日）上刊登了一篇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短篇小说《樱花树后的房子》（The House Behind A Weeping Cherry），这是一篇关于三个亚裔移民在纽约法拉盛区当妓女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个性鲜明，她们三人的背景不同，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各异，其命运令人同情，但也值得深思。
小说中的叙述者万平是一个30岁不到的单身中国移民，在一家工厂里做烫衣工，与他合租一间屋的室友发现同一层楼里住的三个女子都是妓女后就搬出去了。万平一个人付不起全部房租，于是在房东陈太太的安排下晚上给那三个妓女开车，送她们出去接活，后来和其中一个20多岁的越南华侨女孩产生了感情。万平意识到自己打工其实也是卖身，只是方式不同罢了。他在反复犹豫之后决定帮助那个越南华侨女孩在衣厂找一份缝纫工作，一起偿还她欠偷渡客蛇头的债务，但请求蛇头延长还债的时间，因为缝纫工的收入很低，他自己整天熨衣服工钱也有限。蛇头不但不答应延长还债的时间还进行威胁，于是他们俩一起逃离了纽约，逃离了樱花树后那栋暗中进行交易的房子。
故事很简单，但人物感情的变化描写得细致入微，普通人在患难中互相怜惜、互相关爱、互相扶持的细节之处真实感人。这种白描手法是哈金一贯的写实风格，但这次的题材有点另类。
电影Eyes Wide Shut（《大开眼戒》）不仅因为性俱乐部的大胆场面而引起争议，其中对妓女的同情也引起过非议；另一部电影Scent of a Woman（《女人香》）里的主演者Al Pacino（阿尔.帕西诺）因该片获得奥斯卡影帝，电影里的那段经典探戈舞被人们津津乐道，但孤独的退伍军人在舞后去找妓女并对妓女大声赞美却被人不齿。哈金小说中的主人公与妓女没有肌肤之染，但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后对她们的命运产生了同情，是否会遭到争议？或被认为是继《自由生活》之后又一个反“美国梦”的故事？
长篇小说《自由生活》自2007年10月出版以来，各种解读和反馈都有，其中一种解读是：哈金的小说反映了追求自由的路上没有自由。我个人读完后觉得小说主人公武男为了自由而走了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他最后在放弃小餐馆事业重返打工仔生活时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我曾问过哈金:“你觉得值得像武男那样付出那么高的代价吗？”他回答：“当然值得。这正是自由的含义。”他还说道：“一个人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为那些愿意付出代价的人而写的赞歌。”
《樱花树后的房子》不同于《自由生活》，《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是自我选择付出代价，后者中的三位亚裔女子不是自愿地付出代价，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为了偿还债务，有的身不由己。她们在异国他乡出卖身体是否出卖了灵魂？她们为什么不在别处打工而要受人凌辱？她们的命运是个人造成的还是有社会因素？无论是妓女还是其他苦力工，为什么明知海外底层移民生活的艰辛还要前赴后继地偷渡或移民？这些问题不由得不令人思考。
哈金下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的故事全部发生在纽约法拉盛区，其中有一篇《作曲家和他的鹦鹉》获得过2007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作曲家和鹦鹉之间逐渐建立起情谊的过程，人物的心理变化描写得十分细致，其他几个陪衬人物的心态改变也描绘得非常生动。另一篇故事《选择》讲的是为了亲情而放弃爱情，同样地细腻感人，叙述从容不迫。读他的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短篇小说更见他的功底。这些短篇布局巧妙，结构严谨，人物鲜活，对环境的描写非常真实，人物的细节处理也很传神。哈金在大学教文学创作已有14个年头了，为了撰写这本短篇小说集，他多次去华人移民比较集中的纽约法拉盛区，观察和体验新移民的生活状况。
哈金将目光投向在美的华人移民生活后，刻画出一系列底层小人物的形象，他没有渲染移民创业的艰难或者成功的辉煌，而是关注移民生活的质量和移民的内心感受。
在获得了一系列奖项之后，哈金还是一如既往地勤奋耕耘，对波士顿大学的教学工作也很敬业，他的人生如同他的语言风格一样朴实。说到语言问题，有人觉得他的语言朴实无华、精准犀利、厚重，有人觉得太直白、太中国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从《等待》开始，“哈金式的语言”已经独树一帜。他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等一系列连英语母语作家都梦寐以求的文学奖，他的眼界在向更高的标准看去，但他的态度是“获不获奖都一样，写作是一辈子的事”。
无论是过去的“中国故事”还是现在的“美国移民故事”，都是“个人”故事。《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武男由留学而自我放逐而移民，在创业的同时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和一条个性化的、基于对社会和人性的本质观察、脱离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超越意识形态进而超越时代的文学创作之路。这也许正是哈金自己所走的路。
（原载美国《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