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兼并了波鸿协会后，克虏伯企业的财务经理约翰尼斯·施罗德发现貌似健康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已经存在着财务风险。
在吞并波鸿协会后5年，施罗德的不祥之兆才应验，克虏伯患了“流动资金梗塞症”。其实施罗德直接的警告做得并不晚。但无论是小阿尔弗雷德还是贝托尔特·拜茨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后来整个德国都发现了克虏伯康采恩存在的财务问题，并强烈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失。
小阿尔弗雷德很快做出决策，他让他的新任财务经理阿诺·泽格去平息公众的愤怒波涛，并指出，短期债务与资产负债总额的比例大约是30％，这与曼纳斯曼和莱茵钢材公司的情况一致。而且在这个时候联邦政府与德意志银行发言人赫尔曼·约瑟夫·阿波斯一起声明，克虏伯的财务是稳定的。到那时为止，这对联邦财政和德意志银行来说这是个异乎寻常的事件。这只有一个解释，克虏伯这个名字还有它的象征意义。但它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迁：克虏伯已经从德国好战的代表变成了德国勤奋能干的招牌。正是在政府和银行的双重支持下，克虏伯钢铁公司度过了这次危机。
可在这次财务危机中小阿尔弗雷德认识到，过去简单的家族领导已经不适应当今经济的要求，同时他的儿子阿恩特也完全不具备一个大型企业领导人的素质，于是小阿尔弗雷德决定剥夺阿恩特的继承权。
1966年9月15日到16日凌晨，拜茨与阿恩特进行了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谈。会谈后，在那张将他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的文件上，阿恩特签了字。这样，他放弃了他的遗产，这份遗产估计价值500多亿马克，单单他应得的那份合法遗产就价值250亿马克。作为放弃遗产的回报，他每年都获得退休金，这笔退休金在当时价值200万马克。直到今天，都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直到深夜都谈些什么内容，没有人知道。但就是这一夜的长谈，克虏伯实现了由世袭制到股份制改革的关键一步。
在实现了股份制改革后，克虏伯公司不但摆脱了落后的世袭制，而且可以更轻松地从资本市场上获得长期资本，这为将来克虏伯公司渡过难关、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