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这世上最苦的不是黄连，黄连不过是舌尖上的苦。最苦的往往是伤心，它能苦到人的心里。伤心的苦是泥沙俱下，多味杂陈，倒让你说不清其中哪一味最苦。
经过了半年的游历，徐志摩从海外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望着熟悉的上海，他的内心五味杂陈。上海，我终于回来了！你面貌仍然如旧吗？小别胜新婚，徐志摩迫不及待地想念陆小曼。他兴冲冲地想，也许经过他上百次的写信规劝，此时的陆小曼已经戒掉了阿芙蓉，再看到她时，又是那个面色红润、笑眼弯弯、风情无限的陆小曼了。
他走时正是初夏，路边的悬铃木萌着新芽，正急忙把旧绒毛的衣服给拱下。回来时已是深秋，瑟瑟的秋风无情地把大片的法桐叶吹得四处凋零。仅仅是一个春秋，草木由兴到衰，仿佛真应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道理。
徐志摩兴冲冲地赶到家，他高呼着小曼，带着一股清新的旋风推开了家门。推开门后，他的心顿时像堕入了冰窖。那个他无比糟心的场景又呈现在他面前。陆小曼躺在烟榻上，比他走的时候面容更憔悴了。因为吸阿芙蓉入毒太深，她的牙齿是黑色的，面容苍白失色，身体骨瘦如柴，那个曾经明目皓齿、淡雅灵秀、玲珑剔透的陆小曼早没了往日的风韵了。她的对面横陈着翁端午，两人正对着烟灯吞云吐雾，一副醉生梦死的状态。听见徐志摩进来，陆小曼只是微微睁开了眼睛，对他略颔首示意，表示知道他回来了，然后又闭着眼睛继续享受着阿芙蓉的快感。
看着眼前的情景，徐志摩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他知道，他那一百多封情深意切的信，如同投到了太平洋，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
徐志摩是个文人，他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情绪。很快他在给陆小曼的一封信中说，我决意去外国时是我最难受的表现。但那时万一希冀是你能明白我的苦衷，提起勇气做人。我那时寄回的一百封信，确是心血的结晶，也是漫游的成绩，但我归来时，依然是照旧未改，并且招惹了不少浮言。……在这最近二年，多因循复因循，我可说是完全同化了。这究竟不是道理！因为我是我，不是洋场人物。
这信里有对陆小曼与翁端午关系的指责，也有自检过去对陆小曼百依百顺，同时也痛惜自己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这种不良的循环中，变得沉沦失去自我。
而陆小曼却不这样认为，她曾对王映霞说，照理讲，我们婚后的生活应该比过去更幸福甜蜜，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对我不但没有过去那么好了，而且还干预我的生活。叫我不要打牌，不要抽鸦片，管头管脚，我过不了这样拘束的生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森林，自由自在。也许陆小曼觉得这就是她的理想生活。自由的，无目标的，随心所欲的。
其实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相恋时就应该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那时他是盲动的，只看到这朵爱情花的美丽。即使是花蕊里有霉点，花瓣上有残破他也在所不惜。当爱情的花朵采到了手，再重新审视这花朵时才发现，原来残缺的地方正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方。
陆小曼本来就是朵富贵花，她唯一的缺憾是爱人的不解风情。而徐志摩给了她所期望的爱情。于是，她像飞蛾扑火般投入了这段爱情。其实，生活仅有爱情是不够的。陆小曼仍然还要过她灯红酒绿锦衣玉食的生活。而徐志摩却以为爱情滋养出的花朵，人生必然活得精彩，可惜他错了，爱情的土壤有时也会开出罂粟的花来。
这时期对徐志摩是最黑暗的，他不但家庭生活不如意，就连事业上也屡屡不顺。当年他们几个呕心沥血创立的新月社，此时，因办刊的方向出现了严重分歧，再则新月社内部诸人争权夺利也矛盾重重，他不得不辞去《新月》主编的位置。与此同时，当年他从欧洲留学回来时，就极度热心想在中国发起筹办世界笔会——中国分会。他历经千辛万苦地到处筹钱圈地，刚露曙光，最终还是因各种原因流产了。他曾悲哀地说，我不知道风是朝那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事业的屡屡挫败，家庭的不如意，徐志摩觉得上海如同一个泥淖，让他陷入了两腿烂泥的境地。此时，他非常渴望能出国，拔腿甩掉烂泥，到国外去过世外桃源的生活。徐志摩旅美欧多年，极其崇拜西方文明，他曾这样赞扬过巴黎：
咳，巴黎！到过巴黎的一定不再稀罕天堂；尝过巴黎的，老实说，连地狱都不想去。整个巴黎就像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蒸酥了的——有时许太热了些。……巴黎，软绵绵的巴黎，只在你临别的时候轻轻地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其实连这都是多余的。谁不想再去？谁忘得了？
一团乱麻的徐志摩，渴望离开中国，到国外去享受那种，香草在你脚下，春风在你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的理想自由的生活。可惜，天不遂人愿，他出国发展的计划屡屡被打破。他曾遗憾地多次给在巴黎留学的刘海粟写信，羡慕他们在海外学习的艺术精进和享受欧洲自由的快乐。
也是这一年，徐志摩最尊敬的恩师梁启超在北京去世了。
梁启超病重期间，徐志摩匆匆赶赴北京与他见了最后一面，此时的梁启超已经病入膏肓。
在北京，他又看见了久别重逢的林徽因。此时的林徽因已经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与梁思成结了婚。这次是因为父亲病重他们匆匆回国了。
在朋友们的聚会上，徐志摩看着眼前的林徽因仍如过去那样涡媚犹圆风度不改，在席间，她与朋友们谈艺术、谈建筑，纵横捭阖针砭时事谈锋甚健。她说话仍是急脆脆的，经历多年的留学生涯，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稚嫩的小女生，艺术思想早已超越青涩趋于成熟了。她在一群朋友中优雅地吸着烟侃侃而谈着，如同书房案几上摆放的那束水仙花，清清爽爽不沾点污，在书香墨宝中散发着沁人肺腑的幽香。
在林徽因身上，天生有种磁场，她身上有种超凡脱俗的清丽，如同冬日里的腊梅，秋日里的白莲，靠近她便可嗅到那沁人肺腑的幽香。只要走进她的客房，便有种进入世外桃源般的宁静和致远。有人说她是民国废墟中的一抹红，是那个时代许多男人心中的女神。林徽因是新女性，她不喜欢人呼其为梁太太，她要以自己的姿态站立在人生的舞台上。在女人少话语权的民国，她点亮了一盏灯，让男人的目光循着光亮而找到她，并被她魅力四射的光晕所吸引着折服着，心甘情愿地围绕在她的周围。她身边除了徐志摩，还有一位为她终身不娶的男人——哲学家金岳霖。她的家像一个舒适的艺术沙龙，每到周末常常高朋满座，有这样一个集美貌与冰雪聪明的女主人，怎么能让朋友不趋之若鹜呢？
此时的林徽因已经学有所成。回国后，她与梁思成双双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分别任教授、主任。这一年林徽因设计的东北大学的校徽“白山黑水”获得了大奖。就连梁启超的墓碑也是她与梁思成一起亲手设计而成的。
看着眼前这个美丽清高而又才华超群的林徽因，想想自家烟榻上横陈着的那个面色苍白、牙缝渗黑、风华失尽的陆小曼，不由让徐志摩的心头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其实他从来没有把林徽因彻底忘记，每当得到她的一点信息，都能让他心泛涟漪。每次看到她清澈的眸子都会让他有种魂不守舍的颤栗。他知道，她注定不是他的。但他喜欢注视着她，如仰望高山雪莲之纯净，凝视深山灵芝之珍惜。他心里知道，今生，在他的心里根本抹不去她的影子。
从北京回到上海，徐志摩觉得自己从清新自然的文化氛围中又回到了浮华奢糜的上海，心里是灰蒙蒙的。因为要供陆小曼的花销，他整天奔波在教书赚钱中，像他那样一个热情奔放文思灵巧的诗人，创作竟然枯竭了。过去他是那样的喜欢色彩，读他的诗，常常让人感到是一帧色彩艳丽的画卷。那绿色的、粉色的、嫩黄的颜色常常在他的诗行中跳跃着。可惜生活枯竭了他的色彩，正如他所说的，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也是这一年，泰戈尔失魂落魄地来到上海。20世纪20年代末，是全球思想发生裂变的时期，泰戈尔在美国、日本继续演讲他的博爱、宽恕、和平的理念，一路上受到了冷落和排斥。在美国洛杉矶海关，移民官竟不知道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并对他粗暴无礼。这使老人黯然神伤，情绪低落。在回国的路上，因心情不好，年事已高又染重病。徐志摩得到消息后写信邀请他到上海小住几日。
失意的泰戈尔路上写信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了疲倦的。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徐志摩答应了。
船到的那日，徐志摩拉着郁达夫一起去码头接老人。在瑟瑟的秋风中，徐志摩独立在船码头上，看着波涛诡异的黄浦江，神情木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新时代的摈弃，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也许是同病相怜，他说话的时候，眼睛木然地望着远方，脸色青灰，声音很低，情绪十分低落。郁达夫说他从来没有在徐志摩的脸上看见过如此悲哀的表情。
为了欢迎泰戈尔的到来，徐志摩特意在家为他布置了一间印度式的房间，里面铺着地毯，墙上挂着挂毯，一切都极力模仿着印度的风格。
泰戈尔来了，他白须拂然，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睿智的光芒。谁知，当他参观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房间，看着富有中国味的陈设，以及床上挂着那顶石榴红的帷帐后，竟非常喜欢。他说，我喜欢这间古香古色中国风味的房间，让我睡这一间吧。
当年徐志摩与陆小曼苦恋未果逃避欧洲时，原想见到泰戈尔向他倾诉爱情的苦恼，可惜那次错过了泰戈尔。但是徐志摩通过书信，还是把他和陆小曼的恋情和心中的忧闷向诗人倾诉了一番。诗人都是极其浪漫的，他怎么会不知道爱情的忧伤。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泰戈尔很快给徐志摩写信，让他不要气馁，他非常赞扬他为爱情而奋斗。当他在上海看到陆小曼时，陆小曼立刻展现了她乖巧玲珑聪颖的一面。泰戈尔看了甚是喜欢。他像一个长辈一样和蔼、慈祥地抚摩陆小曼的头叫她小孩子。在徐志摩的家中，三人相谈甚欢，谈诗谈画常常到半夜也不肯分开。在徐志摩家里，泰戈尔感到了来自中国的温暖。
泰戈尔不爱出去玩，他喜欢与徐志摩清谈，有时谈起诗来，竟然可以聊几个小时。诗人的情愫是细腻的，飞鸟的啁啾、落叶的轻盈、风的呢喃、月的清辉都能触动诗人的雅致，让诗人百感交集。
每当他们谈诗的时候，陆小曼就静静地坐在他们身边，托腮凝视着，倾听着他们婉转好听的英语。有时，泰戈尔会给他俩吟诗，他的音调是独特的，仿佛不是朗诵，而是低声的喃喃吟唱。有时像两个爱人的喁喁情话，有时像与上帝低语，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忘我的神圣意境中。
在上海，泰戈尔还曾带着徐志摩和陆小曼到他一个印度同乡家里做客，他跟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儿子和儿媳妇。离别之时，泰戈尔拿出一袭紫红色丝质长袍，袍上多处用金线绣的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装饰，看上去非常华丽。泰戈尔把这件极为珍贵的长袍作为礼物送给了陆小曼和徐志摩。
诗人在离别时伤感地说，我的孩子，我已经老了，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他欣然动笔为徐志摩夫妇留下一帧远看像山、近看像老者的自画像，他还特意为徐志摩和陆小曼写了一首诗：
一
路上耽搁樱花谢了
好景白白过去了
但你不要感到并不快
（樱花）在这里出现
二
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
摆脱它那沉默的负担
泰戈尔在上海的日子里，徐志摩与陆小曼全身心都融化在他的身上。在这几天里，或许是被诗哲高洁的灵魂感染着，或许是三人水乳交融的交谈，陆小曼身上那慵懒浸骨的病痛似乎淡多了，整天都沉浸在快乐充实的精神享受中。陆小曼曾感慨地说道，这是她与徐志摩结婚以来最快活的几天。
其实，人生就像是一首咏叹调，大部分的旋律像小河淌水般娓娓道来，只有当爱情到来时，才会激情四射唱出最华丽的高音。但是高音过后，曲子会渐渐地趋于平缓。波澜起伏才是真正的人生。徐志摩与陆小曼激情高音唱越后，应该尽情地享受着静听风的晚笛，闲看野花摇曳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不愿停下脚步，他们渴望的爱情永远像他们恋爱时那么高调，那么甜蜜。
徐志摩如一只云雀不停地歌唱着，追求着理想的虚无缥缈的爱情。而陆小曼如一只孔雀，喜欢站在高高的架上，给人们展现它美丽的羽毛。云雀理想是空中的云游，而孔雀拖着沉重的尾巴，不想飞高了。他们互相抱怨着，云雀抱怨孔雀的懒惰，孔雀抱怨云雀不知道它的沉重只知道唠叨。他们在爱的纠结中，渐行渐远。
泰戈尔的到来，激活了徐志摩几近干枯的诗情，陆小曼获得了比阿芙蓉更振奋的激情。但是激情毕竟是短暂的。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极平淡的，如山涧的流水单调地唱着重复的歌曲。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扬，飞扬，飞扬，——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雪花的快乐》
我望见二个月亮，
一般的样不同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