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奇异的陵墓建筑和富于特色的陵园布局，在中国皇陵中绝无仅有。据史书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作……随着三号陵全面清理发掘工作的完成，人们发现西夏虽深受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与宋陵相比，又不完全等同于宋陵，它们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西夏陵除了一些基本制度与唐宋陵园大体相同以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独有的特征。
西夏陵园吸收了我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之所长，同时又接受了佛教建筑的巨大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以及党项民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
西夏陵没有封土，取而代之的是高大而类似于塔的建筑，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则与平时见到的坟丘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更高大一些而已。陵塔是西夏陵园中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直径有34米左右，塔基上面到底是七层还是五层，目前还无法确定，它的四周都围绕着高低错落的佛塔群，使陵园充满了别具一格的建筑特色。
陵塔位于陵城西北隅、墓室的正后方，为中原地区陵墓所未见。其他朝代陵墓的宝顶都位于主墓室的上方，而西夏王陵的陵台都位于墓室后方，并不起土冢的作用。中原帝王陵多作断头金字塔形（棱台形），西夏王陵则形如佛塔。
其实，考古专家原以为此建筑为实心夯土台、八角锥形，上部层层内收呈七级，但经过发掘才发现，陵塔不是八角形的，而是圆形密檐塔，内部为夯土结构，外檐有大量装饰瓦，其原本是一个个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即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按照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传统丧葬习俗，墓穴一般是在封土的正下方。但根据调查结果看，西夏王陵城内的建筑包括陵台，都似乎在有意地避开陵园的中轴线，而建在偏西北角的地方。陵城的建筑遗迹包括献殿、陵塔以及陵塔前隆起的墓道填土，这条线由南门向西北偏离，三者形成了一条新轴线，与中轴线有5度的夹角。
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在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的正前方。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非常简陋，无一砖石结构，均是人工掏制的土洞墓穴，几乎没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一个永远的谜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家们还存在着诸多的猜测。有的认为西夏王朝崇奉萨满教，因为萨满教认为中间是主神的方位，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应有所避讳，因而不能占据正中。但也有人推测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因为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故而西北是吉祥之地。但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目前还没有定论。
皇家陵园的石像牲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便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雕刻中的文臣武将都是帝王生前的有功之臣，死后为他们造像，既具有陪葬的象征性质，又宣扬了帝王的威严和尊贵。
但从西夏王陵发掘的情况看，这里的石像牲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大部分消失了。专家根据石像牲碎块的分布状况分析，西夏有可能将月城作为集中列置石像牲之地，而与传统的正门外神道两侧置石像牲完全不同。
专家指出，王陵中多数陵园初建时一条夯土台阶上可能有5尊石像牲，两条台阶上约摆放石像牲10尊，但三号陵园石像牲的摆放状况可能是4排20尊。这样摆放石像牲的用意何在？由于出土的数量太少，所在的位置也不能完全确定，因此它们究竟是怎样排列的，至今仍旧是个谜。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三尊石刻雕塑既像人又像兽，狰狞恐怖，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的人们并不清楚它们的作用与功能，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驮石碑的，而石碑上记载着国王一生的事迹，也许还有功过评价。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西夏文字道破了天机。原来，这就是承载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这也与中原地区大相径庭。
虽然发现了大量的石碑座，但所有的墓碑都已不知去向，只有大量的残片散落在墓地里，着实令人费解。
2000年9月，在清理三号陵园东门地面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其大体完整，被专家确认为是“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是佛教“极乐世界”之鸟，它们都是佛教建筑上的装饰物。“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里，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而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虽然对西夏王陵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许多问题仍然不是十分清楚，如王陵棺椁的形制、陪葬品的组合、陪葬墓的数量等等。
据史籍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皇帝献城投降后，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9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能够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9座。迄今西夏王陵的9座帝陵究竟分别是谁的？陵园中为什么没有发现能相当于皇后等级的陵墓？这些都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西夏的“天书”
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此处也发现了许多遗物。200年前，在武威的大云寺内，一位前来游历的学者发现，院子里有一座碑亭被砖块砌满。僧人告诉他，里面藏着一块不吉利的石碑，一旦出世，就会带来灾难。在学者的再三要求下，砖块终于被拆掉，秘密珍藏的石碑露出了面目。
灾难并没有发生，石碑上只是刻着一些古怪的文字，看起来很像汉字，但博学的学者一个字都不认识。绕到石碑的背后，看到了汉字，根据上面记载的年号，学者终于弄明白，原来石碑正面是失传已久的西夏国文字。这块石碑至今被完整地保存在武威市博物馆里。
就在武威的西夏文石碑被发现后的100年，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又在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典籍，西夏文遂成为一门新兴的国际学问，各国学者都试图破解它的含义。迄今为止，一共发现了6 000多个西夏文单字。但关于西夏文的含义和读音，至今还没能完全破解。西夏文究竟来源于什么时代？它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
据说，李元昊在1038年建国的前后，提出了创建本民族文字的想法。大臣野利仁荣对他的想法进行了演绎后，创造出了西夏文。从外形上看，西夏文和公元前2世纪左右的汉字小篆很相似，由无数的线条叠加在一起，写起来比小篆还麻烦。总体来看，它们字形方整，“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因为它取材于汉字却又完全有别于汉字。
西夏人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西夏文字的繁复特性，为日后的失传埋下了祸根。
西夏文字在创立后经过近100年的发展渐趋成熟，大量的西夏书籍于是出现了。宁夏西夏学研究会会长李范文说：“当时的翻译也还是相当发达的，可以说，整个西夏地区凡是寺院，都有西夏文的经典流传。所以，西夏文字的发明，对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国家法典、官方文书到佛经、文学历史著作，甚至私人的契约和借款单，西夏文应有尽有，它们中有一部分是用手工书写的，有一部分属于雕版印刷，还有一些却令人疑惑。
武威市博物馆原副馆长孙寿龄自幼喜爱刻章，对木头和泥的特性相当了解。当他第一眼看到西夏文的《维摩诘所说经》时，经验和直觉即告诉他，这是一本泥活字的印刷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花了3年时间，试验用泥活字刻印一本新的《维摩诘所说经》。
孙寿龄说：“泥活字的横竖，不是一条直线，它横不平行，竖不垂直，这是因为刻的时候是一拐一角挑刻的，刻出来以后，由于刀刃急转，它就偏左偏右、偏上偏下，这是它最大的特点。这在交叉处就能看见。但金属活字、木活字就没有这种现象。”
在银川，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在仔细研究了另一本西夏文佛经后认为，这本佛经是木活字的印刷品。边框的不整齐和倒字的出现，是活字印刷的最好证据。
牛达生说：“雕版印刷品，要把字刻倒，是有意的安置，有一番含义在里面。而活字印刷品，如果字倒过来，则是无意中不小心搞错的结果。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差异。”
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国人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极大地推动了书籍的生产。600年后，公元11世纪，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由于没有发现当时的活字印刷品，于是有人对毕昇的发明提出疑义。西夏文书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这进一步证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在中国，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又逐渐流传到欧洲。
西夏亡国后，西夏文字并没有马上消亡，而是仍在继续用于传播文化。直到1372年，仍有僧侣用西夏文刻经。《西夏文刻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卷印制于明洪武五年，长260厘米，高17厘米，上下双框。卷首有版画，文中有发愿刻印佛经者的人名。从经卷文字的整齐、清晰，字体流利和纯熟的情况来看，当时的西夏语还是一门生动的被纯熟使用的语言。此后，顽强生存了400多年的西夏文字才渐渐被人遗忘，成为了“死文字”。
但无论是死去的文字，还是变成废墟的陵墓，西夏对很多人都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它悲壮的毁灭和曾有的辉煌一样，富有传奇魅力。
虽然西夏文字和它的历史一样，有如无法解读的天书，但是经过国内几代西夏学专家的共同努力，现在已实现了对西夏文的成功解读。因为被俄罗斯探险队掠走、现藏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黑水城文献，是打开神秘西夏文明的钥匙，所以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已经达成协议，合作整理出版黑水城出土的文献。经过10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出版13卷，仍有多半有待续出。
尽管流失的文献未能回归祖国，但资料已在中国刊布，也算是魂归故土。对于一直致力于西夏研究的工作者和热爱西夏文明的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基本的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