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位所谓佞臣，在太宗时期却变化很大，不但不进谗言，而且逐渐开始关心国事，积极为治理国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早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诸官吏大多都有收受贿赂的行为，欲加惩治，但苦于无证据，就让身边的人去贿赂官吏以试探，刑部司一位小吏不知是太宗故意如此，就收受绢一匹，太宗下令处死。当时裴矩任民部尚书，知道此事后认为太宗处置不当，遂进谏说：“管吏受赂，罪本应死，但是陛下派人贿赂，这是故意诱使人犯法，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说教大相径庭。”太宗听后十分高兴，为此专门召集五品以上朝官，告诉他们“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何忧不治！”太宗此言不仅是表彰裴矩，也是通过此事鼓励百官大胆谏诤。
裴矩前后判若两人，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现象，也引起了旧史家的关注，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即标杆），臣者景（影）也，表动则景随矣。”司马光的这些见解确有合理之处，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高无上，君主的素质如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时代的政治风貌。
唐太宗虚心纳谏的事在历史上成为美谈。
贞观初年，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旁边有一美人，这个美人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因庐江王反叛，被没入宫。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庐江王无道，杀害其夫而夺其妻，暴虐之甚，如何不亡？”
王珪问：“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不对？”
太宗说：“怎么能杀了人还要强娶其妻呢？你问我对不对是什么意思？”
王珪说：“我听说《管子》里有这样一件事：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郭国父老：‘郭国为什么会灭亡？’父老说：‘郭国的国君喜欢善良而厌恶邪恶。’桓公说：‘像你说的，乃是贤明君主，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郭国国君喜欢善良而不能用，厌恶邪恶而离不开，所以就灭亡了。’这妇人还在皇上左右，我还以为陛下认为庐江王是对的。如果认为他不对，那就是厌恶邪恶而不能离开。”
太宗很高兴，认为王珪说得非常正确，立即把这个美人还给她的亲人。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愚昧。隋炀帝喜欢自夸，护短拒谏，臣下不敢犯颜。虞世基不敢直言，不能算很大的罪过。商朝微子装疯保全了性命，孔子称为仁。”
杜如晦说：“天子有诤臣，即使无道也不失天下，虞世基怎么能够因隋炀帝无道，不纳诤谏又不劝谏呢，身居重位而偷生，又不辞职离去，和微子装疯是不同的。虞世基身居重位而无一句谏言，应当处死。”
由于大臣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事事都考虑得十分周全，揭示的问题不但深刻，而且涵盖面很广，唐太宗更是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使得事事都按国家的需要去做，朝野上下，形势一片大好。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为了解全国的情况，要求裴寂等一班大臣积极上书言事，分析天下的形势，以确定国家今后的方针大略。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全国经济有所恢复，太宗认为东都洛阳的宫殿过于卑陋陈旧，于是下诏修复乾元殿，以备巡狩。侍中张玄素得知此事后，急忙上疏，提出“五不可”，要求停止工程。
张玄素在奏疏中称：“臣尝见隋室初造此殿，楹栋宏壮，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采来，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中间若用木轮，动即火出。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倍于此。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毕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朝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仇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
唐太宗听张玄素把自己说得连隋炀帝都不如，心里很是气愤，他反问道：“卿以朕不如炀帝，何如桀、纣？”
张玄素据理力争说道：“若此殿工程兴起，所谓同归于乱。”
虽然张玄素的回答丝毫不留情面，虽然太宗一时下不来台，可是作为一个英明君主，唐太宗很快意识到张玄素的话是对的。唐太宗在张玄素一片良苦用心的感召下，终于以减轻人民负担为重，立即下令暂停修复乾元殿。
其实，张玄素尽管劝谏有功，但若换成其他帝王，或许他的建议未必有效。如果不是深谋远略的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他可能早已招来了杀身之祸。作为一国之君、百官朝谒的唐太宗能放下脸面，按理行事实在是难能可贵。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太宗要求房玄龄不仅自己要向皇帝提批评和建议，自己也应该听取多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一个自己护短的人是不能够当好谏臣的，他积极按太宗的意思去做。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因韦挺、杜正伦、虞世南、姚思廉等上书提批评意见，赏赐了很多东西给他们，以示鼓励。唐太宗觉得为君不易，为臣更难，而做个好谏臣更是难上加难。
一次，他对臣下说：“做臣下有时不顺从皇帝的意思就要被杀，实在是皇帝的过错。你们能够不怕触怒我，为了国家和社稷，各自尽忠职守，指出我的错误，这是我的福分，更是大唐王朝的福分，希望你们能坚持，为国家尽献自己的力量。”
韦挺经常上书纠正太宗的错误，太宗不但不忌恨他而且对他很赞赏，认为有这样的大臣辅助，天下才能够大治。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准备巡幸九成宫。
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陛下高居帝位，安定天下，救济百姓，应该使自己的欲望服从百姓，不能让百姓来服从自己的欲望。离宫游幸，是秦皇汉武做的事，不是尧、舜、禹、汤的行为。”言辞恳切周到。
太宗说：“我有气病，天气热了，病情就加重，不是喜欢游玩，我很赞赏你的诚意。”
太宗赐帛五十段。
桂州都督李弘节素以清廉著称于世，贞观八年，李弘节去世。太宗听说他家还有珠宝可以出卖，就在朝廷上说：“朝臣们都说李弘节清廉，可是听说他家人竟然在出卖珠宝，这样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清廉，简直是欺世盗名之辈，推荐的人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件事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不管是对死者还是推介的人都不公平，没经调查研究，凭道听途说就要治推荐人的罪，这分明不符合法律的程序。
魏征又怎能放过这样一个进谏的好机会呢，他立刻对太宗说：“陛下平时听说的是李弘节为官公正，又没有听说他收受财物的事，他家卖珠宝与他为官公正又不相违背，陛下怎么能因此处分推荐的人，这样做，会让天下正直的人都感到心寒。自本朝开国以来，为国尽忠、清正廉明、始终不渝的要算屈突通、张道源二人了。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京应考，只有共乘一匹瘦马；张道源的儿子因贫穷而不能自立，我没见到陛下有帮助他们的意思，而是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贫困中。李弘节为国屡立功勋，陛下也曾多次赏赐，现在死了，他妻儿卖珠，能算有罪吗？更何况地方上没有人说他是贪官，还为他的死哀叹。陛下明知他为官清廉，不去慰问，反而因家中稍有资产便怀疑是贪官，连推荐的人都要处分，这真是让人无法理解。憎恨坏人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打沉一船人。何况陛下对好人的关心也不深厚。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如果有见识的人知道，会有所议论的。”太宗听后，拍着掌说：“议论真是精辟，见解独到，我没有仔细考虑就随便说出这样的话，是我的过失。李弘节的这件事就不要追究了。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可以各授一个官职。”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说：“我昨天往怀州，有人上书说：‘为什么经常派山东的人去搞修建，现在的徭役，不比隋代少，怀、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田猎却很频繁，骄淫之主，现在又来怀州打猎了，忠谏不再到洛阳了。’四时田猎，是帝王的常礼，我到怀州打猎，与民秋毫无犯。凡上书谏正，自有常准，臣贵有词，主贵能改。像这样的上书，简直是诽谤和咒骂。”
魏征说：“国家广开言路，所以上书的人特别多，陛下亲自批阅，是希望有可取之处，所以有人乘机宣恶言。臣下劝国君，要恰到好处，言语要委婉。汉文帝要去祭高祖庙，出便门，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拦车摘帽说：‘应该从桥上过，陛下如果不听我的劝谏，我就要自刎，用我颈上的血洒在你的车轮上，使你进不得祖庙。’汉文帝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说：‘我听说君圣臣直，乘船危险，过桥安全。圣主不乘危险的船，广德的话应该听。’文帝说：‘晓谕别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于是就从桥上过。以此言之，张猛真是直臣谏君啊。”
太宗听了，转怒为喜。
魏征谏太宗的事例很多，且有很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太宗一一听从，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实现了贞观大治，如果没有虚怀若谷的性格，是听不进这些逆耳忠言的。
魏征说：“陛下能够励精图治，那么三皇就可以变成四皇，五帝就可以变成六帝，夏、商、周、汉不足道也。”
魏征把唐太宗和传说中的理想君主相提并论，所以敢于犯颜直谏。任何人都有缺点错误，关键应看他是否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建议。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说：“臣下对帝王多顺从而不违逆，甘言而取容。我今发问，不得有隐，应依次列出我的过失。”
长孙无忌、唐俭都说：“陛下圣明，使天下太平，我们看没有什么过失。”
刘洎则说：“陛下拨乱反正，一心创业，实在功高万古，正如无忌等所言。但是前不久，有人上书，言语不合陛下意者，当面责问，使上书者羞愧而退，恐非鼓励进言者。”
太宗说：“这话很对，我一定改正。”
有一次，太宗发怒，下令杀掉苑西监穆裕，太子李治进谏，太宗息怒。长孙无忌说：“自古太子之谏，都是利用有利时期慢慢劝说，现在陛下盛怒，太子却犯颜直谏，古今未有。”
太宗说：“与人相处，自然染上对方的习性。自我登基以来，虚心容纳正直之言，有魏征朝夕进谏。自魏征死后，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不断劝谏。太子从小在我的身边，耳闻目濡，染以成习，故有今日之谏。”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朝屡次发动战争开疆拓土，还大兴土木，百姓劳役越来越重，充容徐氏进谏指出：“顷年以来，力役兼总，东有辽海之军，西有昆丘之役，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虽除凶伐暴，有国常规，然黩武玩兵，先哲所戒，”又说：“夫珍玩技巧，为丧国之斧斤；珠玉锦绣，实迷心之鸩毒。”徐氏通过这些事批评太宗。太宗对徐氏的进谏非常高兴，表示愿意纠正错误，还重重赏赐徐氏，鼓励其他后宫人员也进谏。
贞观时期谏诤成风，从朝野到后宫处处都有进谏之言，使太宗集多人的智慧来治理国家。这对于天下大治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正确的决策对国家、对人民的好处是无可估量的。这一时期吏风变得清廉，生产迅速发展，经济逐渐繁荣，法制得到进一步健全，国家机构都沿着正常的轨道运转。这都与大家的积极进谏和太宗的从谏是分不开的，君主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贤明的君主就会给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清明的政治。
唐太宗胸怀大志，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集雄才大略和从谏如流为一身，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为一炉。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唐太宗极力推崇君臣合力共治，使得唐朝最终形成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君臣上下集思广益，考虑问题比较周到，所以一些好的政策能够及时推行，而那些“恶政”则能够及时得到匡正，从而避免了扰民现象。唐太宗“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的合力思想对于后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宝贵的启示。
在太宗的倡导与鼓励下，二十多年间逐渐形成了官吏积极谏诤的良好风气，唐朝政治开明，经济也繁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