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前夕，广播里、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先期上山下乡的先进人物邢燕子、陈加耕的模范事迹，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他们学习，为改变农村的面貌到农村去扎根落户。学校也组织我们反复学习、讨论、座谈、表决心。
高三的同学武仁、张霞、孙亮，还有一个同学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们决心到农村去，在学校报了名。武仁学习好，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有望考上名牌大学。学校再三征求他的意见，是否考虑升学？他毅然决然地要到农村去。同学们传说，张霞暗恋武仁，誓同武仁同甘共苦，所以追随他而去。孙亮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学习成绩较差，又是孤儿，所以要到农村去闯一番天地。
后来，我们这一届初三一班刘海，也要求下乡，很多同学没有劝住，和武仁他们组成了一个集体户，到临江四道沟公社落了户。
临行，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赠给了他们很多东西，浑江市给了他们安家费。之后，学校敲锣打鼓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落户的烟筒沟村。
学校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表决心，用纸写出来，挂在新开辟出来的“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园地”里。我班梁妞、宋芊竟然写了血书，表达她们“两手准备”的决心。“两手准备”，就是升不上学就下乡，到农村扎根一辈子。我自己就是农村人，深知农村同城市的差距有多大。每一个农村人也都为这种差别愤愤不平，只不过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无法脱离农村罢了。有几个心甘情愿地到农村去吃苦受累的城里人？除非真正有改造天地、让农村脱离苦海的大智大勇的人。否则，也不用树立邢燕子、陈加耕那样的典型了。我知道大多数同学是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做出这种表示，谁都可以理解。可她们这种写血书的行为，未免做作得太过分，我对她们的评价是“虚伪”。我对这种虚伪的人，从骨子里反感。但她们这种做法，为班主任争得了仕途上进步的砝码，杨山当然如获至宝，除树为班级的典型外，又作为他工作的业绩，汇报给学校。学校又作为“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先进典型汇报到上级，并在学校内大肆宣传。她们二人这才知道，这事当不得玩笑，如果真升不上学，那就真得下乡，否则如何自圆其说？于是，这二人拼了命地学习，每天都复习功课到过半夜两三点钟，天不亮就又爬起来看书。在中考时，宋芊当场就昏倒在了考场上，被医护人员架出去打了两针，清醒过来就又回到考场上答卷。幸运的是，她二人都升了学，宋芊考上了本校高中，梁妞考上了长春铁路技术学校，避免了第二种准备的尴尬。我们班绝大多数同学升了学，少数几个没有升上学的，也没有一个下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