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在北京的现代化公寓里，我不断回想在广阔的阿萨姆乡村度过的短暂时光。和北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拉克普只是一个小镇，没有污染和城市的灯火阑珊。在那里，我享受到了许久以来不曾拥有的浩渺夜空、繁星璀璨。当时，我强烈地希望，能够和心爱的人手牵手，一起仰望，容身其中。也许，当露娜面对都市的先进与繁华时，有着和我同样的感受。
露娜是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的硕士同班同学。她来自印度东北部阿萨姆（Assam）邦东北部的小镇拉克普（Lakinpur）。她邀请我假期去她家做客，我欣然前往。
印度上学的第一个学期，我在对一个新的学科、一间新的学校、一种新的语言、一个新的国家的忙乱体认中，充实地消磨了时光，假期转眼到来。2009年12月8日，我和露娜在新德里火车站踏上了开往东北部神秘之国的列车。
开往神秘之国的列车
说阿萨姆邦神秘，有两层含义。首先，它地处印度东北部被不丹、中国、缅甸和孟加拉包围起来的倒三角战略要地，历史上它一直是独立于印度主体（孟加拉国以西的大三角）的小王国。先后被阿洪王朝（Ahoms,1228-1826）和扣可王朝（Kock,1540-1587）统治。英国人来到印度以后，发现阿萨姆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茶叶种植资源大大有利可图，遂把阿萨姆归入英殖民时期的孟加拉行省（Bengal Presidency,包括今天印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国）进行统治。由此，阿萨姆才成为“印度”概念的一部分。所以，阿萨姆在文化上、人种上都与我所熟识的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非常不同。就拿人长的样子来说，印度北部主要是古时从伊朗迁来的雅利安人种，五官突出，轮廓分明；而阿萨姆主要是蒙古人种，和中国人长相非常相似。我就常常被人认作是阿萨姆邦或其他印度东北邦来的学生。
由于历史、文化上迥然不同的渊源，阿萨姆邦在很多方面和主体印度格格不入，独立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阿萨姆自由联盟ULFA（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他们主张暴力革命换取阿萨姆独立，制造了好几起针对政府的爆炸行动。印度政府把其列为恐怖主义，对其进行封剿。由于爆炸中有很多平民死亡，ULFA在阿萨姆也民意渐失，其首领逃到孟加拉国，又被孟加拉警方追捕。随着ULFA的衰落，其他相似的独立组织又应运而生，阿萨姆常被人看作定时炸弹，随时有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因此，那是外国人很少涉足的地方，关于那里第一手资料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是阿萨姆神秘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乘坐的火车一路穿越印度北部恒河平原的中央邦（Uttar Pradesh）和比哈尔邦（Bihar），驶过西孟加拉邦北部由尼泊尔、不丹和孟加拉三国围困而成的狭长地带，终于在第二天日暮时分进入阿萨姆邦。路旁的景色忽然变为热带风光，低矮的茅屋和高耸的槟榔树，以及广袤的田野，远处茂密油绿的森林。这一切都得益于丰沛的降雨和由东到西穿越阿萨姆全境的布拉马普特拉大河（Brahmputra）。
水是制约印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北部的哈里亚纳邦（Haryana）和旁遮普邦（Punjab），英国人留下的灌溉系统加上1970年绿色革命期间推行的农业现代化措施，使得这片面积不足印度三十分之一的土地达到了超过全印五分之一的粮食产量。而在阿萨姆邦，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露娜告诉我，前年布拉马普特拉大河的洪灾，把她家那一带农民自家储藏的粮食全淹了。政府的救济既不公平也不及时，让他们承担了巨大损失。
每当谈到政府，露娜总是义愤填膺。在悠然漫长的火车里，她让我给她讲讲中国，讲讲共产主义，她说她是共产主义者。她对中国的所有具体认识都来自我，这个班里唯一的外国人。这也是她此生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她惊讶于中国人熟练地操作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对网络世界的熟稔，中国人的爱好广泛，可以边学习边写作赚稿费、教中文赚生活费，画画、拉小提琴，还像苏格拉底一样总在提问，对她视为垃圾的印度民主如此好奇……我告诉她，广义上来讲，我只是一个个体，我的生活方式是个人化的，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
火车上，我尽量避免谈论中国。因为在印度，尤其印度东北部，中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阿萨姆邦北部相邻的是中印争议地区。就在我们出发之前不久，达赖喇嘛刚刚高调访问过那片地区的宗教圣地达旺，引发了一场中国和印度政府的唇枪舌剑，被双方媒体炒得轰轰烈烈。而阿萨姆南部、东部的其他几个邦长期酝酿着独立于印度的运动，相传都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印度那些没有看到民主好处的群体都向往共产主义，在这些人眼里，中国是他们的榜样。
虽然我一再把话题扯开，但露娜似乎非常想让大家知道，她带着一位中国客人。我们对面坐了一对说孟加拉语的夫妇，长相酷似藏族人。露娜说他们很可能是从孟加拉国偷渡过来的。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开始有大量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阿萨姆和西孟加拉邦。20世纪60年代末，年轻的英迪拉·甘地刚开始领导国大党，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受到党内外质疑，国大党也因此分裂。为了赢得大选，英迪拉·甘地对孟加拉非法移民“睁只眼闭只眼”，很快颁发给他们合法居民身份，以此获得这部分选票。而这些难民给当地居民带来很大困扰，抢了劳工的饭碗，还四处搭建难民区。到了20世纪70年代，阿萨姆反对非法移民的学生运动声势浩大，进而发展成独立运动的雏形。直到今天，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身份认同缺失、自然资源紧张都是阿萨姆向往独立的主要原因。
露娜向那对夫妇介绍我的中国背景，邻座的一个阿萨姆商人闻讯而来。他说他正在用从一个中国商人那里学来的模式管理他的员工，给他们两倍于其他公司的工资、但要求三倍于别人的产值，如果达不到就炒鱿鱼。这个方式非常有效。之前，他的员工总是懒懒散散。和露娜不一样，他觉得中国不错，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如何利润最大化，比计划经济了40年的印度人（中国只有30年）更懂得市场。他说印度一些其他政党执政的邦，如西孟加拉、泰米尔纳德和喀拉拉状况都很差。这和露娜说的正相反，她认为那些邦比其他地方治理得好多了。露娜说，他不是穷人，自然观点不同。
首府古瓦哈蒂城
露娜家不通火车，我们要在首府古瓦哈蒂（Guwahati）转乘长途汽车。火车到达已是傍晚，我们决定在露娜朋友家借住一晚。
波丽是露娜在古瓦哈蒂大学读本科的同学。她没有露娜那样好运顺利考上研究生，这一年正赋闲在家，边考研边照顾弟妹。我和露娜每人花10卢比（相当于15元人民币）乘坐私营的老式货车从火车站去郊区的波丽家。那辆标准载客5人的车里足足塞进了15个人，车顶还拴了行李，售票的小伙子挂在车外，一只手扒住行李架，一只手到处招揽顾客。一路尘土飞扬。
波丽在泥泞的道路旁等待我们到来。她用手电照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土路上，带我们找到了家门。波丽和露娜
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大家都起床了，在院子里四处忙着。波丽的爸爸是一名在郊区政府工作的水电工，母亲是家庭妇女。10年前，父亲以很低的价格买下了这片郊区土地，自己盖了房子，全家从农村搬迁过来。随着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扩张，土地价格飞涨。波丽一家虽没有富裕的收入，却还拥有自己的土地，让他们的生活不至于窘迫。
清晨的古瓦哈蒂上空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隐约露出不远处起伏的山脉，山前架起一台台采矿机的剪影。从这里南去100公里，就是西隆高原（Shillong），那里居住着改信基督教的母系部落。波丽和露娜两家都是印度教徒，她们决定利用在古瓦哈蒂的一天时间，带我去看一看阿萨姆两间著名的印度教神庙。
传说，印度教众神之一的毁灭之神湿婆（Shinva）的妻子萨蒂（Sadi）是一名刚烈女子。有一次，湿婆神受到了侮辱，萨蒂一气之下跳进油锅以示愤怒。等湿婆神把爱妻捞出来的时候，萨蒂的身体裂成了八块，分别落在了印度次大陆八个不同的地方，而代表生育的腹部则掉在了阿萨姆，阿萨姆因此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相传萨蒂腹部掉落的那个地方，就是如今的卡玛卡亚神庙（Kamakhya）。
卡玛卡亚神庙在古瓦哈蒂城西，我们先要坐车从郊区进城。坐在四面透风的公车上，就像走在贾樟柯电影的印度版里。正在兴起的城镇，到处是建设、尘土、令人窒息的污染，混乱与希望并存。在一个停靠了无数车辆的环岛下车之后，我们走进了城市的街道，密集的商铺蜂拥而至，人口密度增加，更多的工程和垃圾，更大的灰尘。露娜自豪地告诉我，这里就是古瓦哈蒂城，阿萨姆的首府。
前几天，尼赫鲁大学来了两位研究印度城市化的欧洲学者。他们希望知道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到城市化进程，尤其是乡村向中小型城市的迁移。我们换了一辆公车，和每天都走在“城市化”这一伟大进程中的人们一起，颠簸着。贾樟柯电影的镜头不断浮现在脑海，在中国人和印度人的面孔上，看到的是同样的表情。这是一种共有的命运。
香火旺盛的卡玛卡亚神庙和古瓦哈蒂城一样拥挤，信徒赤脚走在狭小的庙堂里。外面拴着准备宰杀的小羊羔。象征女人生育的卡玛卡亚神庙每个月都“来月经”，羊羔们就要血染池塘。露娜说，一年前，她第一次去献血。当时，独立组织ULFA在古瓦哈蒂法院附近制造了一起严重爆炸（2008年10月），将近300人死伤。当地政府和民间机构组织人们为抢救伤者献血。
我们从法院附近经过，那里还保持着警戒。一扇铁门里面，是警察和穿黑西服的律师、法官，铁门外是摆地摊的生意人和沿街乞讨的流浪者。铁门周围的墙上贴着各种政治标语，有画着镰刀斧头的宣言，也有反对暴力革命的学生联盟传单。我们不能进入铁门。就在当天，阿萨姆又发生了两起爆炸。露娜指着铁门那一头隐约可见的堤岸告诉我，那就是布拉马普特拉大河。
布拉马普特拉大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是中国境内著名的雅鲁藏布江，中游横穿印度阿萨姆，下游进入孟加拉国，冲击成肥沃的孟加拉三角洲，由孟加拉湾入海。我们在岸边坐渡船前往河中央一座小岛神庙乌玛纳达（Umananda），相传是湿婆神和爱妻做爱的地方。
露娜在每一处神庙虔诚供奉神灵，祈求和丈夫一起光明的未来。这是她半年来第一次回家。一路上，她不停和丈夫通电话，甜蜜之情溢于言表。可是，我们从小岛神庙坐船回岸时，他们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布拉马普特拉宽阔的河面之上，波光粼粼，小船晃着露娜愤怒的背影。这一次，又是因为钱。
和家庭决裂之后，丈夫那家小复印店成为露娜唯一的经济来源。露娜在德里一切吃穿用度都极尽节俭，几乎没有闲钱。这次出发之前，她向人借了5000卢比（相当于750元人民币），打算在古瓦哈蒂买些礼物给家人。当然，是丈夫一家人。她把钱鼓鼓地藏在胸罩里，时不时用手摸摸检查一下。可此时丈夫却打电话来，叫她不要买东西浪费钱，家里什么都不缺。露娜平时唯丈夫命是从，但这一次，她要一意孤行。
我和波丽的弟弟、妹妹跟着露娜来到古瓦哈蒂最热闹的市场，这里和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印度首都德里见到的居民集市很像，满满四个街区都是卖服装、布料和小商品的店铺、地摊，人挤人游动在其间。我从没见过露娜这样大方地花钱。在德里，她连一杯3卢比的茶都要掂量三分，这回，700卢比的阿萨姆纱丽“美克拉茶达”（Mekhla Chadar），挥手就拿下三件，还给丈夫买了一身800卢比的传统礼服，一反她一贯的消费理性。
此时的露娜，有种大姐大的感觉。在德里时，她事事小心，下了课就憋在宿舍或图书馆里，从不参加社交活动，拘谨得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人。但一到古瓦哈蒂，她的神态、做派都变了。别人要跟在她后面，为她拎包，一切活动要以她的意志为转移。毕竟，她是这里走出去的状元、飞出去的凤凰，这是她接受仰慕的地方。她是在衣锦还乡。
整个傍晚，波丽一家都在为露娜梳妆打扮。她要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久别重逢的丈夫面前。波丽和妹妹帮她穿起新买的乳白色“美克拉茶达”。这种阿萨姆纱丽有着独特的折叠和穿戴技巧，一块长方形的滑面布料经过三个姑娘的反复修饰，把露娜娇小结实的身材包裹凸显得恰到好处。露娜戴上塑料仿制的珍珠项链和耳环，涂上厚厚的眼线和口红。看起来，成熟了好几岁。
我们坐当晚8点的长途汽车，波丽的爸爸和弟弟去送我们。不同于拥挤的街道、庙堂，古瓦哈蒂长途汽车站很大，空间开阔得像布拉马普特拉暗涌的河面，就连飞扬的尘土和垃圾在这里都显得没那么令人难以忍受。车站最前面立了一个阿萨姆独角兽（Great One Horned Rhinoceros）的雕像。这种原本生活在整个恒河平原的野兽，由于大规模捕猎数量骤减，如今只有3000头，其中大部分在阿萨姆。它也成了阿萨姆的象征。这个气势非凡的汽车站，让我相信了，古瓦哈蒂城是通往印度整个东北部的大门。
我们要坐10个小时的汽车到拉克普。12月的夜晚寒气逼人，露娜买的是没有暖气的车票。凌晨1点，汽车在中途补给休息。黑夜被浓雾填满，几步开外的路灯被晕染成一片昏黄。我开始担心，这样的能见度怎么赶夜车？此时露娜在我身旁，睡得安详。
拉克普镇--田园诗下的危机
剧烈颠簸之中，我被露娜叫醒，“到拉克普了，快准备好，马上下车！”我昏昏欲睡，透过窗外的浓雾隐约可见几株槟榔树。不一会儿，我们就被长途汽车撇在了清晨六点的乡村公路上。
环顾左右，雾散开的地方，一座座小巧的乳黄色房子掩映在墨绿的芭蕉叶中，小村静谧犹如梦境。乳白色的浓雾一头，露娜和一个骑摩托的男子拥抱在一起。许久，才招手叫我过去。我终于见到了露娜的丈夫，那个让她魂牵梦绕、抛下一切去追随的人。拉杜尔很害羞，不会讲英语，只是微笑地看着我。那真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农村青年。
露娜叫拉杜尔先用摩托把我送到家里，再来接她。我坐在拉杜尔的摩托后面，穿过村子崎岖的小路，露水打在脸上，四周是新绿的农田和热带植物。我们突然拐上一座竹子搭的小桥，一颠一颠过了河，眼前便是一座院落，一位黝黑的赤脚老人正赶着两头印度牛原地绕圈碾麦子。“这是爸爸，这是家。”拉杜尔用印地语对我说。
露娜丈夫一家人都不会英语，我们用简单的印地语交流，他们日常都是说阿萨姆本地语。家里的院子很宽敞，前院是两层的粮仓和储放农具的棚子，后院是厕所、井和晾衣竹竿。房子是一层的，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三个大卧室，由宽敞的走廊相连。屋里的陈设简洁、齐全，几乎都是必需品。拉杜尔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子还有他和露娜小两口一家住一间卧室，平时吃饭都在一起。只有大儿子的媳妇可以下厨房做饭，露娜只能打下手。
露娜一到家就换上了粗布纱丽，卸了妆，头发包起来，摇身变成家庭主妇，和嫂子凑在一起，四处找活儿干，勤快得不得了。吃过早饭，丈夫骑摩托去了复印店、哥哥骑摩托去街政府上班。印度的行政系统分成四级，最高的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第二级是邦政府（State government），第三级是区政府（District government）。比如拉克普就是阿萨姆邦下的一个区，而比区再低的是街区（Block），是地方性的办事机构，权力不大，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国家公务员系统，街区下面就是村。拉杜尔的哥哥就在街区政府负责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问题。
家里的年轻人都忙开了，我就跟着爸爸走街串巷。爸爸年轻时在军队做后勤工作，跑遍了印度，退伍后回家务农。因为他见识广，在村里很有威望。清晨干完农活，他在井边洗了澡，用一块白布包裹起下体，把剩下的布料顺手搭在身上，赤脚走上乡村小道。我跟着他，来到了另一家院落。
这天有个家族聚会，后院里的主妇们正在准备午餐。爸爸把我留给一群女人，自己走开了。只见十几个主妇围坐着几大筐新鲜蔬菜，剥皮的剥皮、切块的切块，边说边笑。我一下被其中一个女人吸引了。她是这一家长子的媳妇，今天她家摆宴，雇来那些没有土地的佃农做饭干活儿。
她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对自己美貌的不知晓。她就那样自然地站在井边，把儿子往腰间一挎，一只胳膊托住他的小屁股，两手伸在前面麻利地洗衣服。在一群粗俗的媳妇之间，她是那样随和地与人交谈，好奇地打量我这个中国人，羞涩地微笑。她的美有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虽被粗布纱丽和白头巾层层锁住，却从周围人对美的无知与无视中顽强地钻出来，在炫目的阳光下安静地流淌。
不一会儿工夫，她洗完衣服，井边换了一个刷锅的主妇，其他人也准备出一整筐切块儿冬瓜、一小筐芋头、一大筐圆白菜和青菜，只差水萝卜、胡萝卜和小黄瓜还没弄好。旁边一个男人已经挖出了两个烧柴的土坑，火生起来了，菜就要下锅。亲戚们陆陆续续到来，小孩子越聚越多，喊成一片，哭成一片，好不热闹。
我走到房子另一头，只见十几个家族中的男性长者在院子空地上搭起了白布帐篷，围坐一圈，齐唱古老经文。空地中间是简陋的神龛。那天是一位家族先人的忌日，爸爸在其中主持整个仪式。他们坐在铺开的方形棕榈叶上，轮流向神龛磕头致敬、祈祷保佑先人，求福降于家族。每个男人都像爸爸一样围着白布，黝黑、精瘦、头发浓密，神情既认真又轻松，有时嚼一嚼槟榔、喝几口清茶。过了一会儿，女性长者也零星加入进来。老人们齐唱的声音自然悠扬，在槟榔树围成的院子里久久回荡。
准备家族聚会宴
放眼望去，这座村庄满是绿地、庄稼繁茂。收割季节刚过，大片大片农田留着金黄色的茬子。几头牛散落各处，专心致志地吃草。收割之前，牛是不让下地的，以免坏了收成。印度教徒奉牛为神，坚决不吃牛肉，还有很多富人捐钱支持“护牛运动”。但农村里耕地、拉车都用牛。露娜家两头牛的背骨上，有浅浅的血痕，肩胛突出的那块骨头被磨得湛湛滴血。前一阵子收割季节，牛儿可能用得太狠了，现在终于可以休养生息一阵子。
阿萨姆地处热带，和云南处同一纬度。而阿萨姆地势低洼，常年降雨充沛、土地肥沃，一年可种三季。但是，拉杜尔家和村里大部分人家一年只种一季，就是7月雨季播种到12月份收割，其他时间土地闲置。个别人家种两次，几乎没人种三次。拉杜尔家有将近10亩土地，还只是村里平均水平。家里六口人，爸爸、妈妈和嫂子是全职劳动力，拉杜尔和哥哥在县城有工作，兼职做农活。从劳动力角度讲，一年耕作三次并不现实。农忙时，爸爸会雇佣佃农，不过雇佣期只有一两周。
这里也有人把土地租出去给佃农使用，比如露娜自己家。地主拿收成的三分之二，佃农拿三分之一。但大部分人家还是习惯自己耕种。他们不认为闲置土地是浪费，反而相信这样可以让土地更肥沃。更主要的是，他们种地只为自给自足，一年种一次已够全家吃饱。无需劳神再给自己增加负担。而且，收割之后，还有大量后续工作，比如粮食加工、储存、喂养牲畜等等。
这里有地农民的生活实在是悠闲惬意。一天里，人们大部分时间喝茶闲聊、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乡村集会、乡亲之间走街串巷，只有一少部分用来干活。人们守着大片土地，全心享受着自给自足、阳光普照的日子。村里也有一些无地农民（landless farmer），生存境遇要惨得多，靠给人打短工过活。比如这几天收割季节刚过，有土地的家庭为了庆祝丰收，轮流请亲戚们来家里吃丰收宴，那些住在不远县城里的亲戚都会带着一家人开车来聚餐。无地农民就被雇来做饭。听妈妈说，一开始，每家都有大片土地，但有些人家孩子生得太多，土地越分越小，到最后，就只剩下一间房大小。
我很难把眼前这番富庶的乡村景象和露娜在德里过的那种穷酸日子联系起来；更难把这里田园诗般的生活和主张暴力的思想联系起来。晚上，乡亲们聚在拉杜尔家看电视，阿萨姆新闻里播放独立组织ULFA领袖在孟加拉被警方追捕的消息。领袖在逃亡期间发表了一篇宣言：“我们要在阿萨姆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共和国，让所有人平等地生活。印度政府倡导的民主从来只是政客们的说辞……”哥哥说，他们同情ULFA，因为他们为穷人争取权利。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阿萨姆从事乡村发展非政府事业的珍妮·梁（Jenny Liang）。她创办的NGO“蚂蚁”（The Ant，the action northeast trust）致力于帮助农民获得发展的技能与机会。她说，我所观察到的矛盾现象是因为，虽然农民自给自足的日子看起来很富庶，但由于缺乏交易手里没有钱。一旦发生意外，比如洪灾、地震、劳动力损失等等，村民就会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而且，阿萨姆缺乏工业、经济落后，中央财政拨款少，政府既没钱也没能力有效帮助农民。所以，像她一样的很多社会工作者都选择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改善农民生活。
甘地曾在他阐释建国方略的《印度自治》（Swaraj）中说，印度自治的基础不在于发展高层政府治理，而在巩固基于传统的乡村自治，即“潘查亚特”（Panchayat）。每个村庄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管理者，实行自我统治，维持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他不鼓励生产剩余产品进行交换，因为多余的钱财会滋长贪婪之心，破坏安宁生活的道德基础。
打破这乡村安宁的是第二天下午，露娜父母及家人的到访。自从女儿和拉杜尔私奔之后，露娜家多次打到拉杜尔家来要人，还阻挠拉杜尔的生意。丈夫经常因此和她吵架。有一次我们正上课，露娜被老师叫了出去，原来是她舅舅找到了学校。舅舅想劝她，给她些钱，但露娜回绝了。她说她再也不想和那些无情的人有什么瓜葛。当天晚上，得知此事的丈夫就气得要离婚。这天，露娜和丈夫从外面回来就开始吵架，爸爸妈妈扒在窗外听着干着急。一会儿见她含泪跑出来，又躲回去。问她也不说。我猜一定是她家里人得知她放假回村，要来闹事了。
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当露娜爸爸妈妈和三个表姐妹出现在村口的时候，露娜还是紧张得面色发白、浑身发抖，躲进卧室。当时，拉杜尔和哥哥都在上班，爸爸出去了。家里只有女人。妈妈把露娜一家请进客厅，把我介绍给他们。他们礼貌性地和我打招呼。露娜的爸爸妈妈一看就是县城来的，穿着、做派和浑身缠着粗布的乡下人很不一样。我想象中，两家人一见面就会短兵相接、大打出手。可事实上，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互相虽怎么不说话，但是乡亲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有说有笑，气氛并非尴尬。露娜的一对双胞胎表妹到卧室里去看她，她理都不理。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露娜被拉出来见父母。谁想到，一见面，露娜就放声大哭。这哭的威力使人群乱作一团。露娜的父母背向另一边，哀哀叹气。她的哭声如积蓄已久的火山喷发，气势如虹，令人畏惧，谁都不敢上前劝阻。持久的哭声又让屋子静下来，似乎所有人都在默默思索泪水的根源。
就在此时，我被另一个住在拉克普的朋友卢帕接走了，临时安排我在她家住一晚。拉克普是个小镇，露娜家的事情人尽皆知。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不是件值得宣扬的事情。毕竟，这里并不开放。
卢帕家在县城，她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大学老师--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家庭。这次她带了三个在尼赫鲁大学认识的德国留学生到拉克普。他们当天试图开车去中印争议领土地区，被边境上的警卫挡了回来。那里警戒异常严格，非本地居民的印度人一律要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得到批准才能进入，外国人申请则要提前好几个月也很可能被拒。中国人就根本不可能从印度进入那里了。据说持中国护照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当作间谍抓起来。
卢帕这次带回三个洋人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拉克普，所到之处引起众人围观。镇上的亲朋好友都邀他们去做客，当晚我也跟着去了几处邻家。那条街住的都是老师和公务员，都有两层别墅、一个大院子。家里放着各种印度出版发行的英文刊物，有全国性的《今日印度周刊》（India Today）《开放周刊》（Open），也有东北部区域性的《今日东北部》(The Northeast Today)，还有阿萨姆当地的《阿萨姆通讯》（The Assam Tribune）、《阿萨姆时报》（Assam Times）等等。几乎每家都是两个孩子，全部在接受教育。
当时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新近的两起爆炸和独立组织ULFA领袖被追捕。我问卢帕的妈妈对此怎么看。这位政治学教授坚定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支持他们，谁会支持恐怖主义呢？我说，很多村民就支持，他们说独立组织在为穷人说话。她笑了笑，“穷人？印度所有政治派别都说自己是为穷人说话。结果呢？谁为他们争取到一点权益了？”我问她在两个月前的邦政府大选中投了谁的票，她说，没有一个领袖让她满意，地方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缺乏领导力。但和那些主张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方性政党相比，她还是把票投给了主张经济发展的国大党。“当然，国大党也是腐败成性。”她摇了摇头。
奈保尔（V.S. Naipaul，印裔英国人，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著名的印度三部曲之二《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A Wounded Civilization）中，批判被歪曲的甘地主义。1975年他访问印度的时候，正值印度的民主危机，英迪拉·甘地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宪法被冻结。他看到那些谈论着拯救印度的甘地主义者把贫穷奉为神圣，拒绝发展，试图用老旧的习俗代替国家机器。他认为，甘地思想在特殊时期唤醒了殖民地的自我觉醒，带领印度走向独立，却无法把印度带出贫穷，因为他把落后和不思进取合法化了。
奈保尔结束那次访问后15年（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不得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开始直逼中国。但增长带来的两极分化又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污染严重、乞丐遍地的古瓦哈蒂和风景如画、邻里融洽的拉克普之间，也许奈保尔也会重新思考关于发展的论述。然而，露娜和她的爸爸、妈妈、丈夫以及丈夫一家，却从未怀疑过他们“从农村到城市、从穷人到富人”的理想。
露娜舅舅来过学校之后，老师们也知道了她的事情。一个老师听说我要去露娜家，和我谈起了这件事。他说，印度传统是女方出嫁妆，露娜私奔过去，她父母嫁妆费不用出了，丈夫家却要损失一笔钱。但他们两家还争得这样死去活来，因为露娜是他们走出拉克普的唯一希望。尼赫鲁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可以让一个出身贫寒者在大城市里立足。
第二天是周日，几个德国女孩儿要去教堂，我也跟着。没想到，拉克普这个印度教占主导的小镇里，竟有一座造型可爱的基督教堂，有完整的教会机构。那天，高敞的教堂里有四五十个当地人去听印地语弥撒，随着风琴唱圣歌。信众大部分是无地农民和镇上的穷人。
基督教在英国殖民时期传入印度东北部，当时整个东北部只有阿萨姆一个行省。基督教不仅带去了西方文明，给原始部落带去了一夫一妻制，更带去了丰富的物资。很多当地穷人因为可以得到一袋粮食作为奖励而改信基督。20世纪60年代，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阿萨姆南部和东部的梅加拉亚（Meghalaya）、那加兰（Nagaland）、曼尼普尔（Manipur）、米佐拉姆（Mizoram）相继脱离阿萨姆邦，成为独立邦。至今，这些地方的基督徒最高达到了总人口的90%。
弥撒结束之后，嬷嬷们一定要请我们几个外国客人到她们那里坐一坐。我们被带到了教堂旁边的教会中学。卢帕和哥哥都从这里毕业，这里是镇上唯一的英语学校，虽然他们并非基督徒。其中一个教名为托马斯（E.Thomas）的嬷嬷告诉我，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上学，大家一起求知生活、其乐融融，无须有宗教的划分。卢帕就说她信仰所有的宗教，因为她爸妈是印度教、自己在基督教中学度过童年，还有一个穆斯林男朋友。
这里有11个嬷嬷，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20岁，来自印度各地。今年70岁的托马斯嬷嬷来自印度南部喀拉拉邦，20岁时献身上帝，听从上帝安排四处云游，50年前来到这里传教。听说我来自中国，她激动地说：“我知道中国！1962年，我在拉克普，人们说中国人打过来了。我们所有人都吓得不行。后来又听说中国人撤走了。4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见到了中国人！”
回国
当晚（2009年12月14日），我离开拉克普，先坐10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古瓦哈蒂，再坐3个小时飞机到德里，转乘国际航班回北京。
当我在北京感受着5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时，露娜和拉杜尔在四季如春的拉克普举行了迟来的婚礼。露娜私奔到丈夫家的时候，拉杜尔的哥哥和嫂子还没有结婚，按规矩，弟弟的婚礼不能在哥哥之前。露娜来德里上学以后，哥哥结了婚。她这次回去，村里懂天象的长者告诉爸爸，这几天是良辰吉日，宜嫁娶。一家人临时决定举办婚礼。办了婚礼，她和拉杜尔的婚姻才算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露娜的家人终究在露娜那次撕心裂肺的痛哭之后妥协了，答应停止他们的阻挠行为。但女儿的婚礼他们并没有参加。我时常想，对于当初只有19岁的露娜，到底是什么促使她作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三年的生活僵局、双方家庭的对抗以及经济上的窘境都不曾让她改变。这背后强大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蜗居在北京的现代化公寓里，我不断回想在广阔的阿萨姆乡村度过的短暂时光。和北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相比，拉克普只是一个小镇，没有污染和城市的灯火阑珊。在那里，我享受到了许久以来不曾拥有的浩渺夜空、繁星璀璨。当时，我强烈地希望，能够和心爱的人手牵手，一起仰望，容身其中。也许，当露娜面对都市的先进与繁华时，有着和我同样的感受。
2010年1月30日星期六于尼赫鲁大学可依娜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