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国歌催人奋进——聂耳田汉
聂耳(1912—1935年），原名聂守信，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自幼喜爱音乐，学习过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熟悉传统乐曲。学生时代，聂耳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5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33年8月，聂耳发表第一首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作品《开矿歌》。1934年，他为电影《大路》创作的两首歌曲《开路先锋》和《大路歌》，表现出聂耳创作技巧的成熟，是其成名之作。他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成功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他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
田汉（1898—1968年），字寿昌，笔名陈瑜，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剧作家、诗人、我国国歌的作词者。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6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发表诗歌和评论。1921年，田汉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倡导新文学。1922年，田汉回国，受聘于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1924年，他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半月刊》，以后相继任教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大学、大夏大学。1926年，他在上海与唐槐秋等创办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秋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文学科主任、校长。田汉在从事文艺活动的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与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工作，和夏衍等打入电影阵地，创作大量进步电影文学剧本。曾被捕入狱。1937年后，田汉开始创作话剧，并举行劳军演出。后参加文化界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田汉到长沙、武汉从事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初与马彦祥等编辑出版了《抗战戏剧》半月刊，后又去长沙筹办了《抗战日报》。同年2月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艺术宣传工作，组建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和孩子剧团。1940年，田汉到重庆，创办《戏剧春秋》，后到桂林领导组建新中国剧社和京剧、湘剧等民间抗日演剧团体。1949年后，田汉先后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毛泽东拍板，将田汉、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毛泽东评点聂耳、田汉】
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
——摘自孙琴安著的《毛泽东与著名艺术家》，重庆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聂耳、田汉小传】
每当那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都会想起它的作者——人民音乐家聂耳和伟大的戏剧家田汉，前者是国歌的曲作者，后者是词作者。因为《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和田汉成了民族精英的象征。
聂耳：中国革命之号角
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又称紫艺，云南玉溪州城人，生于昆明。聂耳4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境贫苦，艰难。坚毅的母亲，不仅含辛茹苦承担着全部家务劳动，而且从不放松对儿女的教育。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给孩子们讲岳飞、《柳荫记》、《孟姜女》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母亲常常用滇戏或花灯曲牌边唱边讲。这些低徊哀婉的歌声，像潺潺小溪一样注入聂耳幼小的心房，成为他音乐艺术的启蒙之音。
聂耳家附近，有个姓邱的木匠会吹笛子。那悠扬笛声常常使聂耳听得入迷，后来，他和邱木匠熟识了，就利用课余时间跟他学吹笛子。不久聂耳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音乐，启迪了聂耳的智慧，也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学校，他被推为“儿童乐队”的指挥；在家里，他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常结伴到西山、金殿等风光秀丽、环境清幽的地方练习合奏。有时，吃过晚饭，他们坐在翠湖堤上，一会儿合奏，一会儿独奏，一会儿唱歌，通宵达旦，尽欢而归。
一次，聂耳路过一座庙堂，遇上庙里的乐师们正在演奏“洞经调”。那曲调时而高昂欢快，时而低沉忧伤，穿插其间的打击乐，节奏明快，动人心弦。洞经调虽是庙堂音乐，但它包含着不少民间音乐的精华，爱好音乐的聂耳被深深吸引住了，久久舍不得离去。忽然，他发现乐师中有个吹笛子的人，是他家过去的老邻居。他喜出望外。事后，他带上纸和笔，找到这位吹笛子的乐师，恭恭敬敬地请他一段一段口述，自己将曲谱记录下来。后来，聂耳在上海创作的器乐曲《翠湖春晓》，其意境有他与伙伴在翠湖堤上演奏时获得的神韵，也有这洞经调的“影子”。
1927年，聂耳考进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不但搞音乐也演话剧。他的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曲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已显露出他的才华。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接触小提琴，常常到西山美人峰下孜孜不倦地练琴。
1927年，大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他不顾反动派的迫害，积极参加我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的演出，参与散发传单等秘密活动，并毅然加入了共青团组织。
1930年夏，19岁的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了。正当他要走上工作岗位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聂耳参与进步学生活动，被叛徒告密，当局下令要逮捕他。当时，他的三哥聂叙伦刚从日本回来，准备去上海工作。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他的三哥将计就计，让弟弟顶自己的名，连夜离开昆明去上海。
到上海后，经朋友介绍，聂耳进了一家名叫“云丰中庄”的小商号当伙计。这家小商号只供食宿，不给工资。在那里，聂耳每天劳动长达十小时以上。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仍然每天坚持学英语、日语，练习小提琴。
1931年4月，聂耳以刻苦自学的成绩和多方面的才能，考入了“明月歌舞剧团”，从此，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
聂耳进入“明月歌舞剧社”，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专心致志，毫不旁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个月，他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琴手。接着，聂耳又学习作曲，研究和声，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
不久，聂耳离开了“明月歌舞剧社”，到了距离抗日前线较近的北平。在北平，他与左翼戏联和音联的同志取得联系，参加了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演出。他常在群众性的集会上演奏《国际歌》，听众随着他的乐声齐声合唱。他还到天桥去看贫苦人的各种演唱，细心地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里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嗓子，有的在卖武功，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进攻的冲锋号。”
1932年11月，聂耳从北平又回到上海，先后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百代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为电影配音和作曲。这一时期，由于他和许多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经常接触，思想进步更快。上海“苏联之友社”成立音乐小组后，他和任光、张曙等积极参加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后来，他又和任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1933年—1935年之间完成的，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期。聂耳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并担任导演和主演；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卖报歌》等。1935年，聂耳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不久又为电影《逃亡》创作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等30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
聂耳不幸于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鹄沼海滨溺水逝世，当时留日学生和华侨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其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聂耳骨灰送回上海。1937年8月，由聂耳胞兄聂叙伦将其骨灰接回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晓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石碑。1954年，聂耳墓重修葺时，郭沫若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为聂耳刻石树碑，以代徐碑。旧墓地，虽周围景色佳秀，但比较狭窄，春城人民一再要求重建聂耳墓。1980年5月，在云南省和昆明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聂耳骨灰迁葬于西山太华寺与三清阁之间的新建墓地。这里地势宽敞，层林叠翠，是聂耳生前喜爱的地方。
田汉：现代戏剧奠基人
田汉，字寿昌，笔名陈瑜，1898年农历2月20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乡春华山下一户贫农的家里。田汉的少年时代是不幸的。他9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两个弟弟靠母亲易克勤纺纱织布为生。因家境贫困，母亲只能勉强供他一人上私塾。但这种生活上的艰辛，对年幼的田汉虽然造成学习上的一些妨碍，但更多的是激励他更加奋发地去学习，去追求。他的老师具有一双慧眼，特别垂青这位英俊少年，1912年，老师推荐田汉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校长是徐特立。那时，田汉没有钱买书、买蚊帐，曾得到徐老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帮助。在这所学校里，田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1916年，田汉在师范学校毕业。此时，恰逢他的舅父易象被派赴日本任留学生经理员，这就为田汉去日本求学提供了一个机会。1917年，田汉便随同舅父到了日本，先习海军，后改学教育。但他酷爱文学戏剧，那时就有热心做一个剧作家的理想。田汉的舅父易象，字梅臣，早年参加同盟会，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南社爱国诗人，后在长沙为军阀赵恒惕所害，牺牲时年仅38岁。易象之死，使田汉对封建军阀十分仇恨，青年时代的国难家仇，激励他以后在作品中不断地向封建制度冲击和挑战。在日本学习期间，经宗白华介绍，田汉结识了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他们情投意合，一见便成知己，书信往来甚多。他们常在一起真挚、坦率地纵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真谛，彼此以歌德、席勒相期许。后来，他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为《三叶集》。1920年，田汉在东京发表了独幕剧《环琳和蔷薇》。
1922年，田汉回国，在上海中华书局任编辑，同时在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任教。其间，他还与妻子易漱瑜创办《南国月刊》，他们自己筹钱印刷，自己校对稿件，自己装订，自办发行。《南国月刊》发表了《获虎之夜》、《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他还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都是把莎翁的名剧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个译本。《南国月刊》还编发过郭沫若、郁达夫、宗白华等人的文稿。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到民间去》。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为“南国社”，下设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五大部，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
1927年，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1928年建立“南国艺术学院”。这期间，他编写的第二部电影剧本《断笛余音》被拍摄成电影，上海举办了历时一周的艺术鱼龙会，演出了他创作的《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名优之死》，以及他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的《父归》等剧。著名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和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在会上演出了欧阳予倩创作的新京剧《潘金莲》。这一活动，轰动了当时的上海，获得很大成功。参加南国社这一活动的师生还有洪深、徐悲鸿、唐槐秋、黄芝岗、陈白尘、金焰、郑君里、廖沫沙、吴作人、张曙、赵铭彝、顾梦鹤、陈凝秋（塞克）、俞珊、唐叔明等人。
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真理的追求，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受到马列主义和来自苏联的普罗文学的影响，他的创作思想开始转变，逐渐摆脱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坚决地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前进。1930年，他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在《南国月刊》上公开发表，该文对近十年的“南国”戏剧运动作了总结并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了自我批判。同年6月，上海演出了田汉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六幕剧《卡门》。反动军警以所谓“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的罪名下令禁演该戏，“南国社”也遭到查抄。田汉即于此时带领“南国社”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
1932年，田汉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文委委员。在党的领导下，他在文艺的多种领域努力创作，取得了不少成果。话剧方面，他写了《乱钟》、《梅雨》、《1932的月光曲》、《回春之曲》等；电影方面，他写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民族生存》、《黄金时代》等；他还积极组织和推广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词。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张曙、贺绿汀等人，都是他密切的合作者。有些歌曲至今还在流传，如《毕业歌》等。
1934年，田汉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由聂耳作曲并担任导演和主演，在上海演出时获得很好的效果。闭幕后，观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久久不离开剧场。在他编写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中，他创作了主题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由聂耳谱曲，很快在国内广为流传。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等人保释，出狱就医，软禁在南京。他在狱中表现坚定，曾将铜板磨成五角星，并留有诗词以示其志不可屈。
在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田汉组织中国舞台协会，在南京这个国民党心脏地区演出《回春之曲》、《洪水》、《复活》等进步戏剧，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反动统治，给予辛辣的讽刺和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