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核之光两弹之魂——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年)，原名钱秉穹，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铀核三裂变的发现者。钱三强，原籍浙江湖州，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户书香门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钱三强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1940年，钱三强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2年，钱三强在里昂大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44年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生导师。1946年，钱三强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原子研究所所长，1950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年，钱三强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钱三强在核物理研究中获多项重要成果，特别是发现重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了科学的解释。他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发展和“两弹”研制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十分钦佩钱三强，称其有勇气。
【毛泽东评点钱三强】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积极的协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苏联能够帮助，这很好。不帮助，我们也一定干得好。
——摘自宋一秀、杨梅叶编著的《毛泽东的人际世界》第3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最近，读过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钱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是很不容易的。
——摘自宋健主编的《“两弹一星”元勋传》第181—18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钱三强小传】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真是无巧不成书，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正好出生在51年前的这一天。钱三强原名钱秉穹，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一户书香门第，父钱玄同原籍浙江湖州，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后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斗争，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骁将。他的科学、民主思想对钱三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钱三强不足周岁时随父亲迁居北京，1919年，7岁的钱三强进入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学校二年级就读。为了丰富课余文化生活，父亲为钱三强订阅了《小朋友》、《儿童世界》等杂志，引导他阅读《小说月报》等读物。钱玄同思想开明，教育孩子采取引导、启发的方式，他放手让钱三强在学习中自己培养兴趣、爱好，曾多次对钱三强说：“你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由你选择。但是一个人要有科学的头脑，对任何事物，都应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究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决定取舍。读古书，要用历史眼光看问题，这样才能搞清社会制度的由来和文化变迁，才能对社会满怀改革的责任。时代在不断发展，你学习，就要为改造社会服务。”父亲的教诲培养了钱三强积极进取、不断探索的精神。
小学毕业后，钱三强顺利升入孔德中学。受家父影响，他开始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彷徨》等文艺作品，不仅开阔了眼界，还提高了写作能力。上中学时，钱三强对写作、体育、美术和音乐等都很感兴趣，篮球和乒乓球打得十分漂亮，并在全市比赛中获奖。14岁那年暑假，同学李志中在给钱三强的信中，自称“大弱”，而称当时名为“秉穹”的他为“三强”，恰巧这封信被父亲钱玄同看到了，问之原委，才知道李志中因是家中的老大，但身体虚弱，就自称“大弱”；钱三强在家中排行第三，身体强壮，李志中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三强”。
听着儿子天真纯朴的解释，钱玄同笑道：“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我对‘三强’这个名字可解释为立志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久，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
中学毕业前夕，钱三强受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鼓舞，萌生“工业救国”思想，准备考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学电机工程，立志为建设强盛的国家服务。由于在孔德学校学的是法文，而南洋大学则用英文教学，他只好于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以期打好英文基础再考南洋大学。
在北京大学，钱三强除了专心学习英文和其他专业课、实验课之外，常听清华大学教授吴有训、萨本栋在北大物理系兼课讲授的近代物理学和电磁学，因为这个缘故，他阅读了英国科学家罗素的《原子新论》，从而对原子物理学发生了兴趣，并于1932年改变初衷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进入清华大学后，钱三强在以系主任吴有训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良师的精心指导下，注意全面汲取知识，注重内容和方法、理论与实际、动脑与动手相结合，基础知识学得非常扎实。1935年，吴有训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钱三强积极报名选修该课程，并学会了吹制玻璃的技术。他的毕业论文是制作一个真空系统，测试金属钠的表面对改善真空度的作用。
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钱三强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去向，一是南京军工署，二是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后者。吴有训为他写了推荐信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钱三强到该所后，从事分子光谱研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在严济慈的指导与合作下，钱三强完成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项实验研究工作，并发表论文《铷分子的带光谱与离解能》。几个月后，他在严济慈的支持与鼓励下，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拿到了赴巴黎大学的留学名额。
1937年夏，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钱三强满怀报国之志赴欧洲，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当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1940年，钱三强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1年，当钱三强计划回国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火如荼，太平洋航线因此被中断，他滞留在里昂大学任教，指导大学生写毕业论文，同时从事量子力学和照相版对射线的感光机制的研究。一年后，伊莱娜·居里再次邀请钱三强返回巴黎，继续在过去工作的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1944年，钱三强被委任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45年，受伊莱娜·居里派遣，钱三强赴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威尔斯物理实验室学习核乳胶技术，并出席英法宇宙线会议。1946年夏，钱三强和在德国工作的清华大学同学何泽慧博士相约在巴黎结合，从此开始了共同的科学生涯。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在法国的十余年，是钱三强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他从一名留学生成长为著名的科学家。从1937年到1948年的11年中，钱三强以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超人的智慧，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科研课题。当他和居里夫妇拍出世界第一张核裂变碎片的照片时，他欣喜若狂地告诉朋友：“你知道核裂变释放能量有多大意义吗？这种能量如果有朝一日被用来为人类服务，该有多好！”在法国期间，钱三强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原子核裂变进行的，他共发表研究论文40余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钱三强的出色工作和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国际核物理领域闪闪发光的科技新星，特别是有关铀核三分裂的发现和解释，被约里奥·居里夫妇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实验室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法国学习、工作期间，钱三强还受到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和老师、法共党员约里奥·居里的影响，在党的领导人邓发、刘宁一的启发下，树立了强烈的民主意识和正义感，更加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1948年初，在他成果颇丰、地位晋升、荣誉加身的时候，钱三强毅然放弃个人的发展机遇，决定回国，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服务。居里夫妇知道此消息后，不免有些惋惜。钱三强诚恳地说：“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钱三强的话感动了约里奥·居里，他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说：“你是对的。我要是你，也会这样做的。”约里奥·居里夫妇于1948年4月26日为他写了工作和品格的评语，其中写道：
“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露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来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最为优异。我们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同时，居里夫妇还慷慨地赠送给钱三强一点放射源，以便中国开展原子核科学工作时使用。约里奥·居里还特别叮嘱钱三强，中国进行这方面工作时，一定要注意理论研究，并且理论要与实际结合。
1948年夏，钱三强与何泽慧携刚足半岁的长女钱祖玄登上了回归祖国的航船。8月，他毅然拒绝了南京当局的挽留，坚持到北平，接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和周培源教务长的邀请，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与何泽慧积极组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48年冬，钱三强坚决拒绝了南京当局策划的要他乘飞机去南方的计划，遵照旅法支部领导人的意见，坚持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了。钱三强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情不自禁地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和周围的人们一起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此后的几十年中，钱三强的经历与中国科学院都有着密切关系。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他在中国科学院担任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这符合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热切愿望，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的科学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钱三强作为一位早与党组织有过接触并受到影响的进步科学家，对筹建中国科学院，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无比热忱，并为之倾注了心血。
1949年5月，钱三强当选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他和其他委员一起拟定关于设立国家科学院的提案，这个草案在总结旧中国科学事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描绘出构建科学院的基本蓝图，对于建院的基础及所包括的学科范围和科学院的性质、任务、组织系统，以及拟调整、改组而设立的研究机构等，都有详尽说明，为形成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初期工作的总方针和基本任务，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钱三强的另外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是组建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钱三强自从30年代与原子核科学结缘，他梦寐以求的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核科学事业。1939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发现铀核裂变反应，科学界既感到无比兴奋，同时也预感到这一伟大发现如被用于制造战争武器，人类可能灾难临头。在随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这一预感终成事实。
1948年回国后，他牢记老师约里奥·居里“要反对原子武器，必须要掌握它”的告诫，为实现这个愿望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同年9月，在钱三强的呼吁下，北平研究院决定组建原子学研究所，他受聘兼任所长，但所里经费缺乏，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展开。
几个月后，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不久，他得知自己将要陪同郭沫若团长出席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就积极向组织提出建议，要求支用一笔经费出国购买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这一要求迅速获得批准。钱三强向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即被采纳，在异常困难的境况下，批准数目可观的美元交他办理购买科学仪器设备，可见新中国政府对科学事业的格外重视。他不由联想到，一个科学家在新中国也必将大有用武之地，他更加百感交集，对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充满了信心。
核裂变现象发现五年后，原子武器首先在美国问世，美军于1945年8月9日和8月13日先后在日本长崎、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丧生。尔后，各国紧锣密鼓研制和发展原子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新中国为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全面遏制，还多次进行原子讹诈。钱三强深知原子武器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1952年他作为联络员，陪同国际科学委员会成员在我国东北和朝鲜战场调查并发现了美国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亲身感受到战争贩子疯狂时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罪恶，因此，他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同正义科学家一起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坚决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他始终不忘老师约里奥·居里的告诫，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家领导人建议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盼望着中国的原子弹能早日诞生。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所——近代物理所，钱三强先任副所长（吴有训任所长），1951年起任所长。从此，钱三强真正有了在核科学事业中施展抱负的机会和舞台。他接受任务后，认识到建所最紧急的事情是要网罗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上卓有成就的带头人。钱三强求贤若渴，早在1949年底，他就亲自到清华园拜访了彭桓武教授，同时致信浙江大学王淦昌教授，诚邀他们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彭、王先后于1950年2月和4月来到筹建中的近代物理所。后经钱三强建议，两位都从1951年起担任副所长。自此，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成为新中国原子核科学大军中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几十年后，当中国跻身于国际核工业先进国家时，王淦昌说：“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学家，他的功劳最大。”
钱三强还十分注意选拔国内优秀大学生、研究生到所里和所外进行专业培训。几年间，仅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和其它有关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到所里进行专业培训的学生就有200余人，这些年轻人后来大多数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