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2日，经过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印度医疗队终于达到了中国抗日总指挥部——延安。两天后，延安各界代表为印度大夫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在欢迎会上和印度友人一一握手，并招呼他们在自己的身边坐下。不久，毛泽东在他那除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以外没有什么家具有窑洞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五位印度客人，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询问有关印度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印度人民反帝的形势，印度各政党的主张等。他对印度友人说，中印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这一点从中国一本古典名著《西游记》所描写的唐僧在孙猴子的帮助下，历经千辛万苦到印度朝圣取经的故事中便可看出。毛泽东还说中印两国人民由于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中午，毛泽东请他们吃便饭。柯棣华一开始有些拘束，可这种拘束很快就被毛泽东幽默的谈吐、友好举止所打破了。毛泽东爱吃辣椒而且吃得很香的样子，使得爱德华也模仿着吃。毛泽东就风趣地说，印度和中国可以团结起来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两国人都喜欢吃辣椒。
到1939年11月4日止，印度医疗队在延安度过了最重要、最丰富多彩的九个月时光。柯棣华在延安模范医院医治伤员的过程中，被从前线回来的英雄们的事迹所感动，并进一步了解了许多中国顽强抗日的秘密，也激起了他要到前线工作的愿望。这期间，卓克华大夫因身体受不了这里的严寒气候，木克华由于得了急性肾炎回印度了。特别是在1939年9月上旬，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扫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更加艰苦的时期。在这个严峻时刻，柯棣华和他的两位同伴再一次提出到前线工作的要求。柯棣华向有关领导说：“我来的目的是要直接为抗日的军民服务，我是个外科医生，也要像白求恩那样，到前方去为受伤的战士动手术。”1939年10月29日，三位印度大夫又一次见到毛泽东并一起吃饭，在桌边就坐后，柯棣华再次恳求：“毛泽东，我们要求到前线去，为正在那里浴血战斗的军民服务!”在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多次请求下，1939年11月毛泽东批准三位印度大夫到抗日前线工作，并举行欢迎宴会。临行前，三位印度大夫被坦率告知，上前线是很危险的，因为要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但他们毫无惧色，愿与中国同志共赴危难。他们的目的地是晋东南的武乡，离延安直线距离为900里左右，在正常情形下不用一星期就能达到。然而，由于敌占区的阻碍，他们只能绕道西安，沿着奔腾咆哮的黄河进发，经历六个多星期的时间才到达，朱德总司令亲自迎接了他们。按原订计划，他们应立即投入工作，但没过多久，年老的爱德华大夫病倒了，不得不回国。
经柯棣华和巴苏华的特别要求，为及时有效地做好伤员的抢救工作，医疗队被分配在一个精锐部队的团属下，扎扎实实地在前线干了一个月。一次，日寇约两千人向我根据地进犯，炮弹一颗颗地落在救护所附近。考虑到柯棣华的安全，大家劝他把救护所搬远些，但柯棣华却说：“我们到前线来是为了及时抢救伤员，如果我们的救护所离敌人很远，对我来说是安全的，对不怕流血牺牲的伤员来说，不知要增加多么大的痛苦，是多么的不安全!”在连续40多小时的战斗里，他给80多个伤员进行了手术和治疗。一个月后，他们接到命令去五台山接替白求恩大夫的位置。柯棣华和巴苏华3月底告别朱德总司令，告别太行山。为避开日军集结地并保证印度友人的安全，朱德命令每个根据地都派一团人沿途护送，历经四个多月才到达目的地。
在阜平建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期间，由于柯棣华一直努力学习汉语已达到精通的程度，被留下来在学校教课，而巴苏华接命令返回延安。这样留在华北前线的就只有柯棣华一人，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首任院长。
担任了院长职务的柯棣华工作担子更加重了，他以白求恩为榜样，坚持把医疗队设在前线近处并亲自带领医务人员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在敌人向根据地残酷扫荡时，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护理员，转移行军途中他总是形影不离地跟着担架走，甚至亲自给伤员喂饭，把自己的被子、衣服给伤病员用。当地的老乡有病只要让他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会立即赶去医治。组织上按院长职务分配给他的马，在行军途中，柯棣华不是让给身体不好的同志骑，就是用来驮东西。分配给他大一点的房子，他让给伤员住，自己住小屋，生活上处处以一个普通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医疗工作，他更是认真负责、刻苦钻研。有一次，为了医治一个胃部受了重伤的战士，他头一天先想了又想，仔细地制订手术方案，第二天又将方案拿去与卫校江校长、殷主任商讨，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手术从上午八点一直做到下午四点，终于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胃肠吻合术。除此之外，他还担任着卫校的讲课任务，自己亲自编写教材，指导学员实习。
1942年1月4日，柯棣华在给巴苏华的信中，清晰地描写了这段时间的工作及心情：“现将我去年一年时间在这儿的情况简单地奉告如下，去年一年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便奉命主持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该院是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有的一个卫生所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所而组成的。这两个所共有200张病床位。我作为医院的领导，必须参与行政工作，加上我又主管外科病房，因而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医务工作包括查房、做手术和帮助学员上手术台实习。我们平均每天做两个手术，因此，病人的流动量很大。整整一年中，我们做了大约450例外科手术，其中有45例截肢，20例疝气，35例腰椎和前骶骨副交感神经手术，3例肠吻合和几例妇科手术。
“关于我的学习，缺乏政治方面的英文书是个巨大的困难，特别在上半年是如此。但不管怎样，现在，我在中文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能够在几乎不用字典的情况下阅读如中国革命史一类的中国书和报纸。报纸的社论（特别是延安的《解放日报》），总是越读越有兴趣，尤其是关于政局变化的分析部分。我现在的问题是缺少时间。一句话，我的政治理论学习，并不令人满意。
“然而，我去年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正如你所了解的，我在来延安之前，政治上是多么落后。我那时满脑子是资产阶级思想，虽然满怀着民族主义的激情但对于革命的方法却模糊不清。在这里的一年多时间里，过着八路军战士的生活，在会上和个别谈心中经常听取同志们的批评，使我感到自己在性格和思想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我把1941年看作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头之一。”
“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头之一”的内涵有：这一年他与中国姑娘郭庆兰在日军扫荡前结婚了。第二年，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大眼睛、黑皮肤的男孩，聂荣臻给其取名为柯印华，意为印中友谊的结晶。
在这段时间里，柯棣华多次向组织提出入党的要求。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决心把我的一切交给中国共产党，我今后的去向由中国共产党决定。”入党后的柯棣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工作。长期紧张过度的工作，又缺乏休息、营养，近一年里癫痫病反复发作，彻底摧毁了这个年轻人的身体。1942年12月9日，他就与世长辞了，年仅32岁。对于他的逝世，延安各界举行了上万人追悼会，毛泽东亲笔写了悼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朱德主持了这个隆重的追悼会，并写了挽词：为中印两大民族的解放而团结奋斗!第二年的中国清明节，毛泽东、朱德又联名致函印度国民大会，赞扬他们派来的援华医疗队，对柯棣华大夫的逝世以示悼惜。柯棣华逝世后，为了缅怀他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的遗体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作者点评】
如果说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从丝绸之路始，从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都可见一斑的话，那么客观地说这种友谊并未突破宗教、商业的范围。柯棣华及印度援华医疗队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将中印人民的友谊升华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反法西斯斗争的这一共同理想上。
柯棣华大夫是在中国抗日烽火连天的时候参加援华医疗队的，那时他只有27岁，到他逝世时也不过32岁。他在华工作的五年内，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始终工作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不顾自己健康、生命安危，到抗战前线医治伤员，工作尽职尽责，不畏艰苦、任劳任怨，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此间虽然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但我觉得我充满了活力和愉快，我热爱中国，热爱着正以无穷的威力摧毁法西斯暴行的英勇抗战的军民!”正是这种爱使他不惜一切以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柯棣华去世后，毛泽东亲自给他写了挽词，并按中国最传统的方式，在柯棣华大夫逝世第二年的清明节，与朱德一起写了《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以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