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1884年7月9日出生于俄国维帖布斯克省一个贫苦家庭。19岁时，他参加俄共（布）从事反沙皇活动，曾被逮捕。1918年，他奉列宁之命赴美国、墨西哥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1923年受共产国际之命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指导中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孙中山结下深厚友谊。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一味迁就蒋介石，致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称其“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是个冒失鬼”。
【毛泽东评点鲍罗廷】
“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据毛说，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摘自斯诺的《毛泽东自述》第54页。
【鲍罗廷小传】
鲍罗廷（1884年～1951年），全名为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原名迈克尔·格鲁曾伯格，又称格鲁金伯尔格、迈克尔·马尔克维奇·格拉森堡、格鲁津森堡、戈鲁津别尔克、迈克尔·鲍罗廷、布兰特温。曾任苏联政府派驻国民政府代表，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国民党、国民政府顾问。
1884年7月9日，鲍罗廷出生在俄国维贴布斯克省雅努维奇村的一个贫苦家庭。16岁时，他对沙皇统治极为不满，参加了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崩得），从事推翻沙皇的活动。青年时代，鲍罗廷曾在俄国的一所大学里读书。19岁时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在里加地区从事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不久，被列宁召回俄国。1905年他奉命到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里加委员会工作，不久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鲍罗廷被沙皇秘密警察逮捕，1907年春移居美国，在波士顿、芝加哥的俄国侨民中间开展革命活动，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并与其他侨民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出版了一种名叫《美国工人》的刊物。1908年，他在芝加哥为俄侨建立了进步预备学校，并且担任援助俄国政治犯委员会的主席职务。在美国期间，鲍罗廷还学习了法律和哲学，以后又在一所大学里担任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从这时起，鲍罗廷的名字闻名于世，成长为一个成熟、能干的革命者。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鲍罗廷于1918年7月从美国回到俄国，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19年3月，他出席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化名布兰特温。不久，他带着列宁的《致美国工人的信》到了美国，成为共产国际派赴美洲国家的第一个使者。鲍罗廷此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为解决在华盛顿的苏俄政府贸易代表团的经费而偷运并出售珠宝。鲍罗廷带着价值100万卢布的珠宝，缝在两个手提皮箱夹层里，经荷兰横渡大西洋。虽经多方努力，但偷运和出售珠宝的任务仍告失败。另一任务是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墨西哥，鲍罗廷通过在《先驱报》上发现的线索，与社会党两个犹太人认识，进而在一家旅馆里同罗易取得了联系。由于他们两个共同努力和多方面的活动，终于将社会党改造为共产党，宣告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成立，使之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时，鲍罗廷和以罗易为团长的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大会。
1920年2月，鲍罗廷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此后，经柏林返回莫斯科。根据列宁请求，鲍罗廷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翻译成英文。1921年1月，他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2年2月21日至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全体会议召开，鲍罗廷为英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共产国际》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后，他化名乔治·布朗，作为密使前往英国。1922年8月，鲍罗廷在格拉斯哥被捕，判苦役半年。刑满释放后，他回到莫斯科。
鉴于鲍罗廷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加拉罕的建议下，1923年9月，鲍罗廷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派驻国民党代表，来华支援中国革命。鲍罗廷先到北京，首先同苏联驻北京代表加拉罕进行了长谈，然后同李大钊取得联系。李大钊约集北京地区的中共负责人和鲍罗廷一起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讨论了国共两党联合战线问题。会谈中，鲍罗廷首先简单地了解了一下北京的工作情况后，便开始讲了一大篇民主联合战线的理论问题。但在关于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多数同志不同意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鲍罗廷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就中国革命客观形势来看，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条件地统一起来。他根据国际形势与中国历史的现阶段的情况，系统地讲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加入国民党，要求他们在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与方式方法上多进行研究后，再向中央提出意见。
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后，鲍罗廷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广州立即开始了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25日，孙中山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此后，鲍罗廷同孙中山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谈话。由于鲍罗廷在英、美住过相当长时间，有很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能力，英文水平很高，能说善写，同孙中山很谈得来。孙中山向鲍罗廷详细地询问了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一一作了回答。孙中山听了很感兴趣，称列宁是“中国最伟大的朋友”。同时，孙中山也很欣赏鲍罗廷的组织才干和清醒的头脑，认定鲍罗廷是自己的“拉斐德”（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法国顾问）。从此，孙中山同鲍罗廷建立了亲密的联系。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政治总顾问），12月13日，鲍罗廷被任命为国民党顾问。孙中山向国民党党员宣布这一决定时说：“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报极有经验，望各同志……学他的方法”。
此期间，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认识党和工农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同国民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多次商谈，花费了很大精力来说服国民党的领袖们同意进行改组。国民党的改组计划是鲍罗廷参与制定的，他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建议：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研究和审议党的纲领，使之易于为群众所理解；制定党的章程；在广州、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建立国民党的坚强的团结核心，等等。这些意见都为孙中山所接受，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并为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举展示了鲍罗廷出色的组织和外交才能。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鲍罗廷为孙中山起草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他充分发挥首席政治顾问的作用，坚决支持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会议后期，迫于国民党右派的压力，孙中山收回大会的宣言草案，用另一个包含乌托邦思想的纲领来代替。鲍罗廷立即与孙中山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使孙中山决定通过大会宣言，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合作。孙中山高度评价了鲍罗廷在改组国民党以及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所作的工作。1924年2月16日，孙中山致函斯大林：“我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做出贡献的鲍罗廷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意义深远的事情。”
鲍罗廷在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同时，还帮助中国建立了革命的武装。1923年11月26日，在有鲍罗廷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决定成立国民党革命军军官学校。
国民党一大后，鲍罗廷与孙中山指定的蒋介石一起筹组黄埔军校。鲍罗廷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提请国民党领导人注意对国民革命军未来军官的组织和政治教育原则。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观点，并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从而为在短期内创建一支能抗击军阀军队的实力雄厚的革命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4年5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官学校于广州建立。鲍罗廷不仅是苏联政府派驻国民党的代表，同时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所以，他一方面虽被聘为国民党的顾问，帮助国民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还要指示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
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以国民党训练员身份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谢持、张继进行了会谈。孙科担任翻译，双方就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924年9月商团叛乱后，鲍罗廷竭力依靠群众，依靠革命的武装力量，坚决予以主张镇压，从而改变了孙中山一度想避免冲突的主张，促使孙中山发动了对商团要塞的攻击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在镇压商团叛乱事件中，鲍罗廷表现了对蒋介石完全信任的态度。同年10月10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孙中山任会长。13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革命委员会顾问，规定其“遇本会长拟定制度时得有表决权”。11月，鲍罗廷以顾问身份随同孙中山北上，当孙中山因病卧床北京、生命垂危之际，鲍罗廷一直守护在孙中山的病榻之侧，并据孙中山口授写成著名的《致苏联遗书》。孙中山逝世前，要求鲍罗廷向莫斯科转达他的遗言和给苏联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