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毛泽东对庄子是情有独钟的，庄子的浪漫和智慧非常切合毛泽东的气质和天赋。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庄子》非常熟悉，常引其文以抒己见。在《体育之研究》（1917年）一文中，毛泽东大加阐发体育之重要，并引庄子所谓“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论证养生之道，指出体育锻炼“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胳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说明毛泽东对体育解剖学的重视。在1917年为同学萧子升所写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及庄子，并说：“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写下大量批语，并引庄子之语来点明著书立说之境界。青年毛泽东挥毫写道：“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癯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①①参见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下册第925—92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上述第一则评论，系青年毛泽东读《庄子·逍遥游》时所发出的感慨。他认为合肥李氏（即李鸿章）属于浅薄之流，因为他早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所至有功，只是杯水芥舟。后来身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却拙于处理国家大事，是由于水浅而舟大也。因此，一个人若想成就大业，必须厚积薄发。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读书不倦，想必本乎于此。建国之后，毛泽东在致女儿李讷信中，教育孩子们不要学《庄子·秋水》中的河伯，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是高干子弟就翘尾巴，要永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形象，对毛泽东有莫大的吸引力。毛泽东把人民军队喻为鲲鹏，含有解放全中国、革命必胜的寓意。当然，毛泽东也以鲲鹏自喻，从早年“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到中年“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念奴娇·昆仑》）以及“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沁园春·雪》），直至晚年“久有凌云志……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不都是鲲鹏激越雄伟的形象、至大至美的豪情、挑战世界的气度吗？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鲲鹏展翅、气势磅礴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他的书法词章，都可以鲲鹏寓意，加以诠释。
据传，建国后国画大师齐白石曾送给毛泽东一幅画，作为祝寿礼物，上画一只雄鹰。想必毛泽东定能心领神会，视为珍品吧。毛泽东还直接将庄子的鲲鹏写入诗词，以宣泄万丈豪情：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念奴娇·鸟儿问答》）
一位现代的革命领袖与一位古典的富有浪漫情趣的哲学家就这样在古典的格式（词）里，在想象与现实的二元空间里，在逍遥自适的寓言故事与残酷严峻的政治斗争的巧妙结合处，相知相契。
这便是文人毛泽东的特色与魅力所在。毛泽东是古为今用的大师。
那么，庄子的特色与魅力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诗人哲学家。《庄子》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据称，内篇乃庄子手笔，其他为庄子后学所作，但无确证。庄子是语言大师、文学大师，他以寓言讲哲学，实际上把哲学带回到了它的本真状态，这是后世所谓以艰涩著称的哲学家们和哲学教授们所望尘莫及的。庄子的文风直接熏染了魏晋风骨，直接影响了鲁迅、闻一多等现代文坛巨匠。庄子是抗议异化的先知，庄子的影响将在知识信息化的后现代社会愈益张扬。
道，是庄子从老子那里传承下来的观念，但与之有区别。老子之道，是高悬于宇宙万物之上的，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类似基督教的上帝。庄子之道，是高于一切又融于一切的，它是永恒的、超拔的，又是现世的、人格的。但是，庄子的带有多神论色彩的宇宙论并不是其关注的焦点。他所谓的“道”既是自然的本体，也是人的本体，因此，庄子更关注人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又是与庄子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批判现实主义和审美自由主义才是庄子的本质所在。
庄子式的批判现实主义是与特定的时代氛围分不开的。改天换地般的社会变革，利益集团的重组，权力的倾轧，战争的惨烈，贫富的分化，投机者的攀升，生命的短暂……这一切都刺激着、警示着庄子的思想。他厌恶人性的丑恶和世道的黑暗，他盼望回归生命的自然。孔子也对现实不满，却希望回归“周礼”；庄子比孔子更决绝，他连周礼连孔子都摒弃了，他强烈呼吁回到人之初，回到混沌未开的渺茫世界。偏激往往意味着深刻，庄子彻底否定现实社会，彻底否定人为物役，彻底否定独立人格被现存的制度、物欲、功利所羁绊。正因为庄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所以他是彻底的批判现实主义者。他立志不与权贵为伍，不与丧失独立人格的游士为伍，始终是一名超凡的隐士，是一名思想自由的知识贵族。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超过了老子，而法家韩非等人以及历代封建君主却偏爱阴柔的老子之所在。庄子一生穷困潦倒，却唾弃唾手可得的相位、厚币，以保持思想自由和独立人格为志向，以诗意人生为自娱，以“真人”、“神人”、“至人”、“大宗师”为追求目标，这正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
许多学人都指出庄子的逍遥是一种消极颓废的人生态度，抨击多于分析。诚然，庄子式的逍遥有其消极面，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了庄子式的审美自由主义。齐生死、物我，超功利、现实，富浪漫、激情，写真我、大我，这正是浪漫主义的美学底蕴，庄子最早也最深刻地体现了它们。有人说庄子与斯宾诺莎相仿，因为他们都反对有人格神的宗教迷信，主张神即自然的泛神论，而且两人都自食其力（庄子编草鞋、斯氏磨眼镜）。有人说庄子与卢梭相仿，因为他们都贬弃社会的黑暗，追求古朴的真善美，强调回归自然，反对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异化。有人说庄子是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都言之有理，但都不确切。
庄子对现实的抗议和控诉是基于“超越”命题之上的。这一命题在庄子那里有三层含义：一是精神的超越，即追求自由的诗化人生，不受现实的世俗观念和制度框架所羁绊；二是肉体的超越，即泯灭生死之界，打通生死之关，养性保生，颐养天年；三是技术的超越，即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由反对异化而走向极致，否定一切文化和文明，否定一切技术和智力。庄子的命题是矛盾的，庄子的内心深处是痛苦的。因为庄子式的“超越”只有在现世、死灭、异化的历史语境中，才有震撼人心的哲理和美感，否则，超越便失去了追求的价值和价值的参照系。
真正的哲学，是向死而生的达观。庄子敏感地体悟了时间、宇宙、知识的不可穷尽。这种没有边界的广袤和壮美在庄子心中激起的不仅仅是惊栗，而且还有赞美和感动。庄子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转瞬即逝，因此他格外珍视生命的可贵，珍视自由的可贵，积极思索生之价值，热情讴歌生生不息的自然节律。庄子聆听天籁，然后在天籁中永生。
（杜七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