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联合只能以它们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出发，主要国际联合，实行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是国际性的，它们的解放条件是国际性的，所以，它们必须实行国际主义原则，如果不实行国际联合，它们要取得最后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不认为国际主义是以否认各国的民族独立为前提的，也从不否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因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62、270页）各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各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胜利，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首先应当取得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在乌托邦中进行的，而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它不能脱离开本国、本民族的舞台奢谈什么世界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所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第一国际的过程中一直十分尊重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和自主，对其内部事务几乎从来都不干涉，而尊重各国党在不违背国际总原则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事务。1869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一文中指出：“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82、283页）总委员会在国际存在期间，实际上很少使用甚至几乎没有使用过否决权，它对各国支部作出的决议也没有行政命令的性质，而是充分尊重各国支部的独立自主权利。
在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与各国工人党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尊重各国党在处理内部事务上的独立自主。在处理处在革命中心的工人政党和其他工人党的关系上，他们也要求处在革命中心的政党也要尊重其他工人党的独立自主，不要干涉他国工人党的内政，不要以“领导党”自居，各国工人党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过德国党、比利时党，批评最多的是法国党，告诫他们要有平等协商精神，要尊重别国党的独立自主，不要以领导者自居。恩格斯指出：“千万不要事先不同别人商量就独自公开提出倡议，这样就把事情搞坏了”，“如果某一个国家公开提出倡议，然后要别的国家跟着它走，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89、185-186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尊重各国党在处理本国事务上的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党的内部事务的思想，对于保证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好相互之间的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也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二）列宁斯大林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论述
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俄国的革命和建设中，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俄国的实际，提出了新的时代理论和外交战略理论，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理论、坚持和平外交的思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思想。
1.关于时代的理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如何认识这个时代，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只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才能制定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为了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批驳考茨基在时代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列宁从大战一开始就着手收集材料，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之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于1916年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书。在本书中，列宁科学地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本质、特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创立了科学的时代观。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垄断，垄断是由自由竞争发展起来的，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733页）帝国主义的战争不是矛盾的解决，而是加剧了各种矛盾，从而导致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恐惧、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开始。”（《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738-739页）这也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和社会主义时代的“世界性交替的开始”。（《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208页）2.关于和平外交的思想基于对时代的看法，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外交政策首先是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恢复俄国经济，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其次要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这本身就是对帝国主义的牵制，也是对苏维埃俄国的支持。
列宁一贯强调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二天，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和平法令》，向世界发出和平的呼吁，并宣布和一切交战国停战媾和。同时，列宁也阐述了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使自己能在苏维埃制度基础上把生产、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纳入轨道。”（《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64页）在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之后，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某种均势，也就是列宁说的，出现了两个阵营并存的局面。在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只能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当时的俄国经过战争的破坏，也急需在和平的环境下搞建设，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列宁进一步提出了和平的外交政策，他说：“现在我们要向全俄工农代表大会，向俄国全体千百万工农群众说明，我们将用一切力量来维护今后的和平，我们要把和平保卫住，即使要作很大的让步和牺牲也在所不惜。”“决不允许破坏我们的和平工作。”（《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22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列宁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方面。
列宁又说：“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毫无例外地支持（用宣传、同情和物质来支持）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和这种路线。”（《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52-53页）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历来就是相互支持的，反对民族歧视，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又是维护世界和平、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在处理与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列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坚持各个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老沙皇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
列宁在《立法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指出：“我们既然是国际主义者，所以第一，我们应该特别坚决反对’俄罗斯‘共产党人的大俄罗斯帝国主义思想和沙文主义思想的残余（有时是不自觉的）；……”（《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239页）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就根据列宁的指示，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加给东方各国的不平等条约。只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这些建议并未真正实施。继列宁之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外交思想，主张裁军和完全取消常备军，并与资本主义国家订立公约。1927年9月9日，斯大林在和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和资产阶级国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奉行和平政策，我们愿意签定关于裁减军备以至完全取消常备军的协定……”（《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09页）仅仅签定公约、协定还是不够的，为了维护和平，还必须不断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他指出：“我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以和平思想为基础的。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揭穿为准备新战争而采取的一切步骤，揭穿用和平主义幌子来掩盖事实上准备战争的那些步骤，——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主张和平，我们主张揭穿一切准备战争的步骤，不管这些步骤是用哪种和平主义幌子掩盖起来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244-245页）为了发展和巩固和平，斯大林主张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联系，把和平政策和贸易政策看得同等重要，双方的互相需要是这种贸易联系的基础。在20年代，苏联就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强了贸易联系。这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经济合作，对于发展苏联经济和巩固世界和平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在联共（布）十四大（1925年12月18日）上，斯大林在强调了苏联的对外政策的第一项任务是反对新战争、维护和平并保持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正常关系之后强调指出：“第二项任务就是：在对外贸易垄断的基础上扩大我国和外界的贸易。”（同上，第244-245页）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930年6月27日）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1月26日）上的报告中也强调了同样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主张和平并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联系的政策。……今后我们还要用一切力量、用一切方法继续执行这个和平政策。别人的土地我们一寸也不要，自己的土地呢，自己的土地一寸也不给任何人。（鼓掌）”（《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227页）支持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也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
斯大林继列宁之后，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继续给予支持。
在1925年12月18日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把“联合附属国及殖民地”当成“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在1927年12月2-19日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把“同那些受帝国主义统治国压迫和剥削的所谓’弱小的‘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建立密切联系”当成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1939年，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重新强调了苏联方面的对外政策，其中第3个方面就是“支援遭受侵略和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其中就包括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
二、毛泽东和中央文献
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论述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也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这些思想包括以下内容：
（一）战争与革命是世界的主要倾向
毛泽东继承了斯大林对时代问题的看法，认为当今时代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相互关系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将制止战争。不过，在60年代前，我国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苏联东欧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就是和苏联“结盟”，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1950年2月14日中苏在莫斯科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宣布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坚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时，毛泽东强调的是和平力量只要发展，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种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是基于毛泽东的“两个阵营”和“中间地带”的思想。早在1946年，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美国要进攻苏联的言论就甚嚣尘上，毛泽东当时就指出，这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掩盖矛盾而放的一种烟幕。他说：“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
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89页）在中间地带存在的情况下，美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世界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的日益发展壮大也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力量。
根据这样的基本判断，我国政府为争取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这个时期由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共同制定的，我国同时也改善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毛泽东改变了对战争与革命的看法。从1957.
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从1960年到1966年，中苏进行了一系列的论战，互相谩骂、争吵，导致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最终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中断，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在东面和南面有美’国的遏制，在北面和西北面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大军压境。在国际上美苏争霸，核武器谈判和外层空间的谈判也看不出有什么进展，使战争这根弦一下子绷紧了，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