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期间，列宁和俄罗斯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矛盾，一方面采取了恢复和利用商品经济的措施，另一方面确保消灭商品货币、产品交换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这种矛盾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观点和现实经济生活发生撞击的一种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共产党于1921年3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社会生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容许外国企业在苏联投资等措施。
列宁认识到，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立即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流通。他说，“货币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38页）他看到否定商品货币关系不能适应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4页）1921年7月，列宁在一份最高国民经济主席团决议草案上为这样一句话加了着重点：“除了在有利的条件下实行实物形态的商品交换之外，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向货币形态的交换过渡。”（《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10页）列宁根据苏联的实践，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还必须保留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是否还有利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利用价值规律，列宁没有作出进一步的阐述。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还要不要继续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界进行多次讨论。一直到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的出版，在理论认识上才前进了一步。斯大林认为，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种形式的供应，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必然要保留有限度的商品市场。国家供应给居民的生活消费仅消费品要通过市场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只起一定的影响作用。消费品是商品，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存在着有限度的商品生产，这种有限度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不仅生产资料不再通过市场流通，即使生活消费品通过市场流通，它的价格不是按商品的价格，也不随供求变化，而是由国家统一订价。
“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以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的，是被确认为是受苏维埃国家的委任，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中。”（《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形态作了重大突破，他具体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种公有制经济之间保持商品货币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陈述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因此，斯大林确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且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商品严格区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很不彻底，他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全民所有制经济各企业间的产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也不承认价值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具有调节作用，认为价值规律只调节商品流通，并把计划调节看成是限制商品生产范围和价值规律作用领域的重要手段。斯大林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模式，形成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在实践中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后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的改革，就是对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的结果。
二、中共中央文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的全面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城乡物资交流比较活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计划经济的弊端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因为在当时经济结构简单、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利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把有限的资金、物力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保证了重点建设。在加强集中统一和计划管理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采取了大集中、小分散，大计划、小自由的政策措施。在运用计划手段调节经济的同时，也注意到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发挥了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在生产和流通中的调节作用。这种体制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主要是管得过死，工业、物资过多的集权于中央，市场范围太小、统得太死，地方和企业缺少积极性，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是苏联体制的主要弊端。
“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页）在这里，毛泽东在经济体制上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应当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生产单位和个人关系上，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毛泽东也提到要适当关心群众生活，使工人、农民在增产的基础上增加收入。
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当时中央过多地集权的现象，提出改进体制的决议草案。决议提出调整现有企业的隶属关系，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地方在物资方面的分配权，扩大地方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权限，对价格实行分级管理，扩大地方和企业的人事管理权限。这次主要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1956年9月，陈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提出了要防止社会主义改造走过了头，把经济统得过死，明确提出要对已经过时的办法和左倾错误进行纠正，在工商业购销关系、市场管理、价格政策和计划管理方法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和措施。在此基础上，陈云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总方向，主张建立“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社会主义经济实体。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重要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他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个构想包括了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式、市场构成三个方面，是从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三个重要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出的富有创见的构想。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管理方式的研究，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也曾经提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同时期，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国史学习资料，清样本》上册，第39页）这些认识和改革，尽管还是非常初步的，但毕竟有了一个开端。
因此，薄一波说，“对体制的各项改革，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不能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相比较，但是，对于当时那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高度集中、纯而又纯、政企不分方特征的苏联传统体制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提出“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继续发挥中央各经济部门的积极性，又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须纠正地方经济事业中盲目发展的偏向，又须纠正对地方经济注意不够和限制过多的偏向。”如果说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有所改革的话，也仅仅是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有些许放权的举措，与商品经济建设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总体上说，我们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排斥市场机制，否定企业的相对独立地位，单纯依靠行政机制来组织、管理经济，在资源配置方式、信息传递机制和动力驱动机制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在组织机构上，传统体制按照行政系统来组织、管理经济，人为隔断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分工协作体系，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在决策机制上，把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集中在政府行政机构，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没有经营权力和责任制度；在信息机制上，信息严重不对称，产销、供销不能衔接，社会调控系统被各种条块分割；在动力机制上，国家统收统支、大包大揽，企业吃大锅饭，职工拿铁饭碗，整个社会陷入平均主义，国家的效率被窒息，而且政府能力严重僵化，没有调控职能和组织职能，缺乏调控手段和组织手段。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说法，这一提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会公报指出，为了发展经济，除了恢复和坚持长时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还应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3月8日，陈云在一份当时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提纲中专门阐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主张“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二）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指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页）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属性的樊篱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光达教授等人。他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整个概念，邓小平完整地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
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236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理论的提出，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且从原则上指明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是我国经济体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在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改革开放实践中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客观规律，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给予初步的制定和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是第一次，社会主义也可以靠市场经济，突破了市场经济必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还会排斥市场经济的固定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新的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采取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式，最有利于生产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对发展生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有效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7年，邓小平再次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目标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