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石砚弦乱，
酒满衫。
月挂河左，疏影印墙南。
墨未干，音未断，是愁言。
怕画了万古长卷仍不完。
——《相见欢》
白市驿机场
蒋家王朝倾覆，国民政府瓦解，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重庆。就在重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一批69箱的河南博物院文物的命运，等待着被改写。
此时的杭立武已经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文物迁运工作并不在他的权力范畴之内。这一天，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先生，带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省官员找到杭立武。说河南博物院的文物69箱，现留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里，希望能运出去。
河南博物馆，1927年6月在冯玉祥将军的倡议下正式成立，地址位于开封市三圣庙。抗战爆发后，博物馆精心挑选了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分装69箱运往汉口法国租界，后又循陇海铁路西行宝鸡，再由汽车运抵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这69箱文物计有陶器23箱、铜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织锦1箱、图书6箱、档案卷宗1箱。河南博物馆的藏品多来自于安阳、新郑、洛阳、辉县，都是殷商时期的繁华胜地，其出土的文物价值之高，丝毫不让于故宫和中央博物院。当时有学者对河南博物馆有这样的评价：“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杭立武想把这批重要文物运到台湾，可是自己能力又不能及。当时重庆的一切交通运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要想把这批文物运走，一定要得到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已经飞去台湾的蒋介石。恰巧当时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15天前乘坐“美龄号”从台北飞来重庆督战。杭立武详尽地写了一份报告，恳请蒋经国带回台北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过杭立武的报告，知道了这批文物的历史价值，很担忧落入共产党的手里。当时的海路交通已经中断，文物只能空运。蒋介石电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不惜一切代价抢运这批文物，同时命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做直接负责人。朱家骅分身无术，又把任务分配到杭立武的头上，杭立武一心想着文物，欣然接受了。
文物要从中央大学运到白市驿机场，再乘飞机飞往台湾。69箱文物，从柏溪运到白市驿需要足够的人力、船只和车辆。杭立武四下奔波联系，凡事尽力而为。杭立武准备车船，提取文物的事情由总务司司长班镇中、社教司司长程行可、专员何九思三个人亲为。
1949年12月28日清晨，两架编号为306和233的飞机飞抵白市驿机场。此时的机场，凌乱不堪，萧瑟清静，并没有一架其他飞机。这两架飞机是周至柔费尽心思才派出来的，虽然不能全数运走69箱文物，可也是当时情势下的最大努力了。文物不能全数运走，杭立武最终决定放弃部分文物，改运38箱去台。这38箱文物，包括陶器17箱、铜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织锦2箱、图书5箱以及档案卷宗1箱。
28日清晨，杭立武一行人等在白市驿机场，一直到中午，还不见运送文物的卡车。原来三位赶去柏溪接洽的人员，12月27日才到。情况紧急，于是通宵达旦地筛选文物装船，28日中午文物运到重庆的成渝码头。此刻的重庆已经陷入一片无序的混乱之中，大街上拥堵成疾，三辆运输文物的卡车夹在人群里一动都动不了，刚刚到岸的运输文物的船只也因为岸上的形势不敢靠岸。见情况杭立武火速电告第五军区司令部，希望飞机能延期起飞，可是司令部回电说“29日再不走一切都晚了”。
杭立武等工作人员，等候着三辆运送文物的卡车到来。下午4点半的时候第一辆卡车由张来福押运终于到了，车上文物一共13箱。5点50分第二辆也到了，由一位陈姓的工友押运，车上文物一共12箱。第三辆车迟迟不到，大家都急坏了，一直挨到午夜的12点，正当大家决定放弃的时候，第三辆车到了，远方攻城的炮火声已经清晰可辨，最后一辆由陶怀中押运，车上共有文物13箱。
文物全部卸放在白市驿机场的停机坪上，杭立武赫然发现，这一批文物的封装箱子上都是没有封条，而且其中的两件已经破损，里面隐约可见的是书籍的封面。按照故宫的惯例，文物运送要在双方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一清点并当面办理交接手续的。现在等不见河南博物院的负责人，炮火将近，再不飞恐怕前面的准备就要付诸东流了，杭立武果断下令装机。大家一点未歇地干到凌晨3点，38箱河南故宫博物院文物全部装机成功。
第二天也就是11月29日上午9时30分，两架飞机喷着气烟艰难起飞，忽而凌空于万物之上了。当时负责押运的是郭莲峰、易价、秦铭新三位先生。233号飞机载运了21箱文物，于下午4时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文物卸机后暂时存放在国立编译馆里。306号飞机载运了文物17箱，刚起飞不久出了机械故障，当时重庆犹如濒火的油桶随时可能爆炸，飞行员不敢降落，只好飞到昆明去，在那里进行整修。12月1日，整修好的306号飞机，由海口飞抵台北的松山机场，文物卸机后会同此前的21箱，全部运往台中糖厂仓库，时间是12月2日中午。
这批文物运到糖厂不久，河南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不请自来了，要接管这批文物，成立“河南文物监管委员会”。行政院鉴于这批文物在糖厂仓库管理不便，所以就答应了。这批文物并没有清册，有些文物已经有部分损毁，这些善后的工作就由新成立的河南文物监管委员会负责。这批文物抗战时仓促转运，大多数未得到妥善的保管，文物破损严重，书籍档案也发霉了不少，最可惜的是一批甲骨文，因为当时许多龟壳兽骨上的蜡板并没有取下来，时间太久，蜡板霉变已经波及到了甲骨。
“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成立后代为管理了这批文物。直到1956年3月“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经多方磋商以及在台河南籍人士的同意，38箱原河南博物院文物移交到该馆。如今台湾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38箱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过境迁，如今大陆的河南历史博物馆也已经成立，鉴于流落到台湾的诸多文物，两岸双方曾多次会谈，并合作出书，共同致力于中国文物的研究。
最后的飞离
时间：1949年12月9日。
地点：成都新津机场。
人物：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政务委员陈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外加著名画家张大千。
事件：国民党当局一批政府官员，即将从这里撤离大陆，前往台湾。
成都新津机场，一架飞机，静静地候着一帮来头不小的人物。一个瘪着嘴、头发稀疏的老人，愁眉不展地坐在一个箱子上。
相隔不远处朱家骅和陈立夫错身站在那儿，紧蹙着眉。
“百川也是，为什么非要带那两箱东西呢？”朱家骅说。
陈立夫回答：“他是土皇帝当惯了，生出这么个嗜癖来！”
“他这晋绥一带的大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何必呢？为这两箱劳什子，害得大家都没得走。”朱家骅略有愤怒地说。
“呵——看样子大家就在这候着自己的薄命吧！”陈立夫说，“他阎锡山脑袋就值这几个钱吗？”
飞机正待起飞，机身微震，噪音轰鸣。一帮人在飞机旁，正为着阎锡山带的两箱东西发愁。
杭立武刚到机场，发现大家表情凝重，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又见到阎锡山坐在一个箱子上，依依不舍的样子。朱家骅和陈立夫看到杭立武来了，把他叫到一边，跟他说阎锡山身下的那两箱东西，全都是黄金，飞机超载容不下了，劝他丢掉，他却不肯。知道你素来同阎锡山交情深厚，过去说一说吧，大家的性命要紧。
杭立武也一时没有办法，同阎锡山说：“百川兄，你看这样，我同朱家骅、陈立夫三人共同签字给你一封保证信，只要我们能安全抵达台湾，恳请蒋委员长照你箱内的原数补给你。”
在场的人多不太同意这个意见，不要说我们能不能安全抵达，即便是到了蒋委员长也未必肯补发他这批黄金，到时候大家闹个不开心，你杭立武以后还怎么做事，一语道破，杭立武也觉得有些荒唐了。
事情还没说完，一辆车子又慌慌张张地开到了停机坪上。一个飘须的精瘦男人，车还没停稳，就匆匆地跳下车来。大家定眼一看正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先生。
张大千径直走到杭立武的面前，直白地说：“我带了78张敦煌临摹壁画，能不能一同登机？”
听说有敦煌的临摹壁画，杭立武有些迟疑。其他人觉得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七十多张的壁画可不是几张纸轻飘飘的重量，外加上你这个大活人，飞机已经超载了，这样如何飞得了。
因为这批壁画的价值远在那两箱黄金之上，最后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阎锡山这样的人，杭立武心里也清楚，自从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以来，长期统治着晋绥一带，人称“山西土皇帝”，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真是痴人说梦。而且现在的时局，台湾也未必安生，这样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太没人情味了，万一台湾不好过活，留人话柄，于心难安。
求人不如求己，杭立武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丢下来，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张大千没犹豫就答应了。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随身掏出一张名片来，当场在名片的背面写上：今后将敦煌临摹壁画捐给故宫博物院。
飞机起飞的时候，奇迹般地存在上面的是这些，6个人、78幅画、2箱黄金。飞机抵台湾，78幅敦煌临摹壁画，经杭立武的手，交由“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保管，整理的时候发现其中只有62幅画是敦煌的临摹壁画，其他16幅是张大千的个人收藏，全系古画。
这些画在张大千心里，捐给故宫博物院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事，可是君子坦荡，已经立下字据就不好再要回去。后来张大千带过这批画到印度去展览，展览后又把这些画带到巴西，直到1969年才托人带回台湾。
至此，从1948年12月21日中鼎轮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从大陆到台湾，共运出多少文物呢？
海运：中鼎轮、海沪轮、昆仑舰在64天的时间里，从南京共运出分属六个机构的文物和档案552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筹备处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中研院史语所976箱、北平图书馆18箱以及外交部60箱。数量虽远不及抗战期间南迁的文物，却占到了当时全国精华文物中的95%。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批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空运：白市驿机场运出河南博物馆文物38箱，新津机场运出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
此外，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政府从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将其在中国境内疯狂掠夺的部分珍贵文物分装109箱，分7批陆续归还中国。第一批4箱由昆仑舰运至台湾，其余105箱则从日本直接运往高雄港，再转运台中糖厂。
如此算来，除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外，直接间接运往台湾的珍贵文物一共有5606箱。这5606箱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图书馆的，都相继归还，河南博物馆的文物送到了台湾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后来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剩下的3879箱25万多件文物属中博筹备处和故宫所有。
小札——一个西瓜与若干芝麻
国民党逃亡台湾，岛内面积颇狭，大量人口涌入，对原有居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最成问题的就是大量军队和官员家属无处居住。当时有一种现象，台湾的人口集中地，都有成块的以简易搭建房为主的居住区。生活在里面的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大陆客”。这一道独有的风景线，以后成了台湾文化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时至今日，台湾文化的核心，仍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汇和沟通的结晶。
到台后的国民党政府，上至行政院下至各机关，一片混乱。故宫博物院就在这个过程中，接受了调整。
从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12月9日前后经历三次海运，两次空运，原北平故宫及其他院馆文物5606箱运往台湾。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故宫国宝经历了逃难、栖身、再转移的重大命运。第三批文物到台时，国内的形势，共产党已经占了主导位置。蒋介石拨款800万，预计5批的文物运输计划，只能被迫中止。在第三批到台的文物中，属于中央研究院的全部留在了杨梅，其他的运到了糖厂仓库。不久后，外交部的案卷被提走，留在台中糖厂仓库的文物只剩下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四个机构的，他们的文物箱数细列如下：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央博物院852箱、中央图书馆644箱、北平图书馆18箱，总计4486箱。
为了应对台中糖厂文物的管理，最初参与文物运输的五个机构：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合并着成立一个“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在杨梅，所以它没有参与，其余的四个机构组织了上述的保管处。保管处做糖厂文物的清理、整合、安保的工作。没过多久外交部的文卷被调走，外交部也随之撤出，但教育部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电器教材却又运进来一批，所以保管处的机构还是四个。
民国三十八年7月31日，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当时台湾的环境，节省人力和物力，决定改组“中央文物联合保管处”，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四个机构合并为一个临时机构“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这个名字既长且拗口的机构，是文物迁台后的第一个正式管理机构。机构成立委员会，由杭立武先生亲自担任主任委员的职务，其他各个院馆分别改成“组”的形式。原隶属于中央行政院的故宫博物院，暂隶属教育部。
民国三十八年8月23日，联合管理处正式成立。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定了“联合管理处组织章程”，当天就处理了一桩事情。原由故宫博物院代为运输的北平图书馆文物18箱，按照章程规定，移交到中央博物院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