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上的是一所优秀的民办中学，叫做玄武外校。作业不多，校风极正，走在校园里，连声南京话都听不到。南京有个特别奇怪的想象，就是越是希望孩子追求上进的父母，越不愿意让孩子说南京话。他们给的理由是：南京话太难听。所以判断一个小孩儿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和他说话。你给他一颗糖，然后问他，小朋友，好不好吃啊？目光炯炯，字正腔圆的说“好吃，谢谢。”的，一定是重点学校高材生；瞪大眼睛，伸出拇指说“不要烦唠，**的一米哎！”的，一定是不写作业的小混混。直到我上了大学，听到大江南北的同学们往家里打电话时纷纷骄傲亲切的说着家乡话，才觉得我们的教育有问题，连自家的方言都不会说，南京的文化怎么在我们身上传承？但是小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异议，甚至潜意识里对说不好普通话的同学同样心存鄙视。究其原因，我想是因为南京话确实太难听。
南京话版本众多，一代一种理解，现在往老城南走，听倒痰盂的南京老杆子们说话，对我们来说不比雅思听力简单多少。不过我们这代说的叫新南京话，基本上就是普通话换了个婉转飘扬的声调，除去平翘舌不辩，n、l不分，和普通话差别也不多，绝对是江苏地区最好理解的语言。南京话的难听一在于快，二在于狠，三在于脏字满天飞。初来南京的大学同学，最受不了的物种之一就是公交车上的大妈，她们如娇花般柔弱，稍有碰擦便会身心收到巨大伤害，继而立刻变脸，张开血盆大口，挺起虎背熊腰，喷出以**开头，以逼结尾的大段说辞，抑扬顿挫，语速惊人，高速起伏的胸腔可以震开奶罩，连骂十分钟，绝对不带重样。很多同学甚至产生了阴影，谈恋爱都不敢找南京姑娘，生怕她们有朝一日基因突变，变成牙尖嘴厉的大妈状怪物。就这样，一个人的方言水平和一人的素质挂上了钩，而且彼此成反比。我们虽觉得无奈，但也确不冤枉。玄外身为高素质民办学校的翘楚，进来的学生都有为国家之崛起而读书之信念，与低俗文化斗争到底的决心，自然不愿自降身份，说自家方言。
初中里考试如同吃饭，发试卷时却象便秘，一名老师站在讲台上，喊道，第一名，张三。张三就赶紧迎上去，接过试卷。老师先不愿意给他，还得用红笔在试卷的左上角写个大大的一，画个大大的圈，才能交到张三手里。我慧根深厚，而且写作业，所以初一的时候圈子里的分数一直是1、2、3。后来学习平面几何，我总是把各式各样的平行四边形理解成姑娘蜷缩的躯体，心有杂念，所以学的不好，但是圈子里的分数也总是个位数。我在班级里拉帮结伙，满嘴喷粪，在保证自己成绩的前提下，大肆搅乱班级秩序，带坏了无数愚蠢而上进的有为青年，简直是老师们最为痛恨的一种学生。他们一致渴望抓到我的小辫子，狠狠的给我一个处分，让我知道老师的厉害，以后不要再祸害学不好的人。
所以我不能总是打完架才回学校。我的宿管阿姨恨我入骨。她每天早上都用同一张专辑里的歌曲喊我们起床，歌手是个嗓音清亮可怖的女人，叫做周鹏。我很难听懂她唱的是什么，多年下来只记得一句充满童话色彩“冬巴啦，冬巴冬巴冬巴啦”和另一句充满****色彩的“你愿意我愿意，愿意就可以。”很多年后这个青年女歌手终于幡然悔悟，皈依佛门，再也不唱让人面红耳赤的靡靡之音，开始用歌声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她改名叫了撒顶顶。
宿管阿姨恨我的原因就是有一天早晨我趁她在厕所便秘，偷走并毁掉了那张周鹏的磁带，换成了周杰伦的双节棍。如果我总是夜不归宿，她一定会告诉我的班主任，顺便给我个破坏公共财务，宣传暴力武术的罪名。我虽然行为乖张，态度顽劣，但是我不希望被处分。我的妈妈希望我是一个好学生，这样她就可以在单位里卖弄夸耀，博得那些愚蠢而上进的学生的家长们的羡慕嫉妒恨。我不想让我妈没有面子。
潘然说，这个也容易，在我们有活动的那些岁月里，你就和班主任说你回家补习，和你妈说你在学校自习，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嘈。我当时一腔热血，精虫入脑，竟然觉得这么形同放屁的计划天衣无缝，就奉为真理照做起来。
入夜之前我们一般都聚在龙少爷吃龙虾打麻将，入夜之后则去一个叫做1912的时尚街区跳舞喝酒。这里酒吧繁多，美女林立，摇晃的****和摇晃的屁股满街都是，给我的视觉和心灵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灵魂。夜店的种类也有讲就。苏荷名声在外，酒价地道，聚集的都是都市白领和商务妓女；苏菲玛索震耳欲聋，没有最低消费，适合偶尔来见见市面的雏儿，红吧和小乱鱼龙混杂，假酒猖獗，但是有巨大无比的舞池，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一代。小乱的鼓点非常醉人。每每一段音乐结束，鼓声骤停，双腿就处在节奏强烈的惯性和徒然而来的虚无里，有一种失重的快感，要赶紧跟上下一段旋律。在林林总总的大腿间，灯光流转，发迹闪耀，身体燥热无比，舞池里的人早就只剩内衣，却越来越没有心思用眼神亵渎那些红彤彤和绿油油的肉体，只愿意入定在眼前飞散的黑发里。渴望许久，终于把手搭上对方的奶罩，随着剧烈的节奏颤动，得道成仙。
在荷尔蒙运动没有那么剧烈的晚上，我们还会去另外一个叫做古堡的演绎吧。这里的特色是时常有非著名或非主流的地下乐队倾情献唱，纵情演绎，燃烧他们的摇滚梦想。如果在地下圈子比较有名气，当晚的演出还要售票。不过这里的好几个服务员是燕子的老乡，燕子朴素大方，皮白肉嫩，身上常年飘散出阵阵奶香，非常性感。老乡们都喜欢她，我们也永远可以听免费的演唱会。
在一个月黑风高而活闹鬼们还没有出洞的夜晚，我们四个男人在成堆的龙虾壳边搓麻将，炮桐软软的靠在罗平身上，燕子则安静的坐在谢军旁边，偷偷的给罗平报牌。这个时候电话声响起。那个时候手机是个非常稀罕的东西，我们这群人里罗平财大气粗，有一支诺基亚，还给燕子配了一支爱立信。炮桐家底厚实，有一个三星的滑盖。其他人只有眼馋的份。可能是由于曾经的渴望，我至今认为十六和弦的双小节循环是最美妙的手机铃声，最能激发人掏出手机，揭开电话的欲望，最能撩起等待电话那头一个姑娘发声的心慌。
燕子按下通话键，听了那头的几句话，脸上喜不自胜。然后从板凳上把屁股挪开，跑到另一个房间去，抱来一把电吉他，放在罗平怀里，说，古堡的经理答应啦，这个周末去试演，通过了就可以先试点试唱。燕子说完，全桌一阵欢呼。
罗平和我说，每一个摇滚的灵魂，都有一个摇滚的梦想。这群人刚出道的时候特别有理想，求上进，拜了一个叫忘不了的地下乐队为师，想要组乐队，搞摇滚。后来忘不了乐队实在太穷，队里的两个姑娘为了生存，就地当了小姐。其他三个男人也金盆洗手，偶尔来古堡喝喝酒，和曾经的战友姑娘调调情——也仅限于调情而已，他们给不起出台费。老师们做鸟兽散，没有出师的罗平几人也只能作罢。不过据说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这个摇滚梦，偶尔还会一起练习，静候有朝一日可以一炮打响，杀出江湖。他们连乐队名字都起好了，还叫忘不了。
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街头活闹鬼的势力很难渗透进酒吧街，这些开的起酒吧的老板对我们来说家财万贯，手眼通天，跟卖粉的大哥喝过茶，同人民的警察泡过脚。曾经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杆子来找苏荷的麻烦，他们也不砸不抢，就喊了几十号人，晚上8点就进场，每人坐一张桌子，点一瓶啤酒，有顾客问就说这桌有人了。坐到凌晨5点离开，非常礼貌，就是不让人家做生意。闹了两天，老板实在来气，第三天就把几十人全部送进了局子，好几天才放出来。罗平不但没本事在这里耍横，连走个后门都难，自己的乐队水平不行，就是没有人要。古堡的经理最后松口，也是因为他是燕子的粉丝，看在姑娘的面子上，给罗平一伙一个机会。
拜师时，罗平觉得吉他手是一个乐队的灵魂，就学了吉他。谢军觉得贝斯手是一个乐队的灵魂，就学了贝斯。燕子从小就梦想当一个弹弹琴说说爱的大家闺秀，就学了键盘。炮桐家底厚实，从小就学了爵士鼓。潘然什么都会，什么都玩不好，属于万能候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说，老子什么都不会，老子当观众行不行。罗平说，那不行，你是军师，你是我们罗平组的领导核心之一，你一定要进乐队。这样，你随便哼个调子给我听。我闭上眼镜，脑海里浮现出魂斗罗第五关的壮烈场景：苍茫的大雪原，破旧的冲锋枪，呼号的寒风，满坡的敌人。拉上枪栓，跃过河流，把一梭梭子弹射入对手的躯体，看见他们爆炸成夜空的红星。然后唱着摇滚的军歌，用凯旋的步伐前进。我就不自觉的哼出个一个调子，罗平听完，又摆出一张刘备的脸，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这是主唱啊，你还得负责写歌。我说我不识谱啊。炮桐说我可以教你，我手把手教你。
我们有很多梦想，摇滚梦想只是其中之一。罗平还想从占领销售终端入手，顺疼摸瓜，控制销售渠道，进而控制全南京的小龙虾产业，成为秦淮河上的龙虾三太子，娶一堆小老婆给燕子捏肩捶腿。潘然想入驻主流黑社会圈子，成为全南京最凶狠最凌厉的那个黑帮老大身边最凶狠最凌厉的那个马仔，杀富济贫，仗剑江湖。谢军信奉流氓有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想当个诗人，办本杂志，最后还要进入作家协会，将流氓文学发扬光大。很多年过去之后，我们兄弟再聚首，潘然的地板生意刚刚起步，谢军还未从学校毕业，罗平依然音信全无。就如同那个彻夜高歌的晚上，我们的梦想在放手一搏后被经理淡淡的摇了摇头，打退千里，然后小心翼翼的重整旗鼓，往不知道是准还是不准的道路上，呈离散状向前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