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高当晚喝多了,秘书来把他接走了。若小安从董方那里得了一方端溪青蛙砚,准备回去送给杜天青。目的达成,她便也告辞了。
但是,那一晚的所见所闻,对若小安触动之大,实难想象。
难得董方不见外,在陈维高走后,跟若小安聊了很多陈年旧事,都是关于他和陈的。
改革开放初期,董方被抽调到省经济开发协作办去帮忙。那个机构是由省里几个部门和院校科研等单位派员组成的。他分在省科委的科技组,临时与陈维高,以及一个叫赵挺的文员一起办公。陈当时是副处长,和他们在同一间办公室,他的办公桌跟赵挺面对面,一侧加了董方的案头,三人围坐。办公室简陋狭小,窗外一堵璧岩,光线昏暗,三个正值盛年的青年却常常笑得阳光灿烂。
那时,国家百废待兴,社会风气尚属朴素。陈维高是省委书记的儿子,赵挺是山区农家子弟,而董方的父亲则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臭老九”,他们三人却意气相投。
董方告诉若小安,当时他对赵挺的印象是厚道,对陈维高的印象则是朴素。陈的个头是三人中最高的,总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一单一双,看人时总是很平和,喜欢肩背军用书包,穿黑布鞋和洗得发白的立领蓝制服。
当时,董方最佩服陈维高的一点,就是他的一口标准普通话,董方自己说不好,一张嘴就有江南口音。
赵挺的个子虽然比不上陈维高,脸却长得最英俊,深陷的黑眼窝,鼻梁笔挺。董方感叹,他这辈子,就只交了这两个挚友。赵挺寡言谦和,陈维高活泼好动,又善于发表见解,知识面广博,虽然年纪最小,但私下里也是三个人的头儿。
董方和赵挺同是文革老三届的老高三,而陈维高是新三届末代知青,大学时他们是前辈工农兵学员,而进了职场,陈维高成了他们的领导。
遥想当年,董方说,真感觉现在是换了人间。那时,他每天准时上班,常在走廊里看见“陈处长”已经拎着热水瓶去打水了。他们喝的上等好茶,也都是陈维高私人供应的。这就是他们的领导和大哥。
但办公室相处的同事,无论有多么合拍默契,总有一种公务式的面具和礼貌的距离。董方走近陈维高,真正与之成为君子之交的机缘,是一次公务出差。
那年冬天,副省长带领专题考察团,从北京回东州时,除了副省长和几个厅长有软卧,其余都只有硬座了。那个年代运力严重不足,乘火车就像逃难,超载嘈杂乱糟糟。列车员的脸比手握“生杀大权”的高官的脸,还要冰冷。北京到东州,特快也要一整个昼夜。
列车到天津时,陈维高一个人磕磕磕碰碰挤出去了,然后团里的其他专家和年长者都相继被换到了硬卧。陈维高回来对董方他们两个人说:“实在没办法了,还少三张卧票。我没事,你们可以吗?”
董方估计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陈父,起了很大作用,才解决了他们这个大团那么多的卧铺票。
董方他们自然也说没事,陈维高就又掉头通过拥挤不堪的过道出去了,挤在过道上的人都对他怒目粗口。火车开动了,还不见他的影子,他们两个人正着急,却见陈维高手里举着一个口袋,腾挪转移着过来了,他不停地向过道上的人致歉:“对不起、请让让、对不起……”
到了跟前,他开心地把两瓶东西递给两个哥们儿。哇,酸奶!
那时酸奶可是稀罕物,白底蓝花瓶形状古朴。于是,三个人在“断水断粮”的恶劣硬座环境中,靠着这瓶酸奶的能量,彻夜无眠坐回了东州。董方说,尽管以后他一直很注意搜罗各种青花瓷,但再也没见过那样美的瓶、那样好喝的酸奶了。
火车上的那个无眠的夜,董方回忆说,并没感觉漫长和疲惫,或许正是由于陈维高给他们讲的一个又一个故事:停课大革命大串联和老子牛棚儿造反,插队黑龙江伐木打猎偷鸡爬火车,珍宝岛战事和“四五”天安门诗抄——那代人相同的经历,在他的叙述中却显得与众不同,杂糅、神秘、吊诡……
事实上,陈维高早年曾因卷入一桩所谓的“总理遗言案”而被四人帮关押。当时,一个远离京城的东州青年蛐蛐儿,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模仿总理的口气写出了一篇“遗言”。有意思的是,当蛐蛐儿告诉这帮朋友,这份遗言是总理亲笔写的,他只是从别人那里抄录而来时,竟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每一个都在快速抄录,然后疯狂传播,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
陈维高就是蛐蛐儿的朋友之一,也是传抄者。当革命理想主义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崇高的人生准则时,青春与革命的相遇,总是会产生许多难以言说的英雄主义激情。它有些荒谬,但荒谬中又浸透了神圣和庄严;它有些天真,但天真里又沉淀了许多智慧;它有些忧愤,但忧愤里又镕铸了太多的爱和热血。
陈维高身上烙着那一代人的精神气质。在个人与历史之间,他们总是渴望将自己插入历史最前沿的部位,以旗手的身姿走过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可以轻松地将一场闹剧上演成一曲神圣而庄严的正剧。
但历史并不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而是伴随着种种难以预测的潜流。事件发生后,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指示: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于是,围绕着蛐蛐儿,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随即在全国展开,七个家庭卷入其中,也包括陈维高一家,他们以“保护性审查”的名义,被秘密逮捕。
这场灾难的结果是,所有卷入其中的家庭都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所有被审讯者都经受了一次生死炼狱——大耳朵自杀未遂,手腕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蛐蛐儿前女友的父亲因为越狱被哨兵的尖刀刺中,离心脏只有两厘米;瓜子变得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而蛐蛐儿本人则因为服用安眠酮成瘾,开始出现行为失控……即便亲近如董方,也未从陈维高口中探得关于其在狱中亲身经历的点滴。他谁也不肯说,烂在心里了。
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不久四人帮垮台,蛐蛐儿也因此被树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同时被列入接班的第三梯队,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但不幸的是他身体出了问题,据说是在狱中被打坏了脑子,最终在福利院里度过余生。
那晚在列车上,陈维高从个体亲历引发对中国、东欧、西方、政党、人物、历史和战争的评述,披露了一串铁幕后的事件。都是董方和赵挺闻所未闻的,他俩听得目瞪口呆,心跳加快。陈维高压低声音说着各种内部消息,关于机密档案、三年饥荒、伟人龌龊、政坛阴谋、厚黑手段……董方说,那一夜,几乎改变了他整个人生观和世界观,半晌缓不过神来,如亚瑟发现被神父出卖的崩溃感。
那晚过后不久,陈维高便频繁调动,步步高升,跻身高层,浸染其中。而董方则选择离开官场,成了一个倒卖“历史”的古董商人。他们三人中,只有赵挺仍坚守最初的信念。
赵挺在老家定的娃娃亲,上大学前结婚了。无论在大学还是机关,他的英俊和品行,得不少佳丽青睐。有一高干女任性地非他不嫁,赶去赵挺老家求其妻放手。妻子愿意给赵挺自由,但他最终还是选了糟糠之妻,拒绝了“皇帝的女儿”。
后来,僵硬的户口制度让赵挺一家生活拮据、负担沉重,妻儿户口迟迟不能解决。赵挺当了十九年处长,握有项目资金大权,捞点钱和转户口,在许多人看来不是难事。但他规矩得“不合时宜”,以更多的奉献去换取组织的恩典。赵挺报名下放挂职,在义乌呕心沥血。期满不久,又申请去援藏,因政策明确了回报:家属可以农转非户口进东州。他在西藏海拔最高的市任科委主任,最后累死。
董方说,陈维高和赵挺共事一场,颇有情谊。在陈维高任东州父母官期间,赵挺去开会遇见他,陈维高还埋怨对方忘了自己,竟许久不联系。但赵挺清高,后来陈更官至高层,他便愈发不想麻烦对方,以免无端遭人非议和揣测。
这是属于陈维高、董方和赵挺三人的故事,但是若小安听来惊心动魄,历史可以映照现实,而这所谓的“历史”,就活生生站在自己面前,他还在,不曾入土。
这也让她再度想起很久之前从书上看到的一段话:“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就不拿它当悲剧了。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开始在瓦砾中搭建自己的小窝儿,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期盼。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坦途通向未来,但我们还是摸索着蹒跚前行,不管天塌下几重,我们还得活下去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