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娘走进来，坐在床边说：“治国，跟娘说实话，为啥突然想起来要把档案拿回来了？”我说：“我不都跟您说了嘛，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人，要活得像个人样，要活得有尊严。”娘说：“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你这么做，是不是跟巧儿有关？”我说：“您都知道了？是二姐跟您说的吗？”娘说：“你二姐没跟我说，是人家跟我说的，你去巧儿家，有多少双眼睛没看见啊！”我说：“我就喜欢巧儿，除了巧儿我谁都不喜欢了。”娘说：“那人家郑淑华哩，你把郑淑华往哪儿搁呀？你要是早存了这份心，就不该留郑淑华在家里住！事到如今，想回头都难了！”我说：“我又没留她，是她自个赖着不走！”娘一瞪眼说：“你这孩子，说出这样伤人心的话，你这书是白念了！这事儿没得商量，只要郑淑华不说啥，你也不准说半个不字！”说完，又坐了一会儿，摇头叹气的走了。
翌日，我推车去县城。父亲拦住把我一顿大骂。我想，一定是娘跟父亲说了巧儿的事儿，父亲才这么恼怒了。二姐埋怨我太实诚，不该跟娘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应该一步一步的来。我问二姐该咋样一步一步的来。二姐说现在说啥都晚了，再另想其他办法吧。问题是这其他办法实在难以想出来，父亲往那儿一站，当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
我或许是积郁过度了，突然间头疼得厉害，就好像有一把如锯齿状的钝刀在里面不停地来回拉动，吱吱啦啦一阵紧似一阵的作疼，慌得父母、二姐和医生走马灯似的围在我的床前，打针吃药具不见效。娘就慌了神，流着泪让父亲把我送到县医院里检查。父亲起身去找大篷车，娘就唠叨说：“叫你买你不买，说一到庄稼季儿净人给咱拉，现在不还得去求人家！”父亲心中也是不顺，说：“你嘟囔个啥！”刚要抬腿走，电话响了。父亲走过去拿起话筒，却是乡办公室主任老杨，让父亲立时三刻到乡里参加抗旱保收的会议。自入夏一来，就没有下过雨，庄稼苗都旱得快不行了，老百姓想浇水，却在地里找不到一口井，沟里也是干涸的，有几个小水舀，也搁不住几只水泵的抽。
父亲面露难色，嘟囔着：“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抗旱！”娘立时就明白了，说：“让申有财去吧，咱赶紧去县医院。”父亲说：“中，我去告诉申有财，你去赵坤家借大篷车。”娘说：“申有财家不是有吗。”父亲苦笑着摇了一下头说：“你看我一急啥都忘了。”忙着去找申有财。忽又站住说：“申有财去开会了谁开大篷车呀，你还是去找赵坤吧，让他开。”娘说：“就是。”随后走出家门去找赵坤。走到老宅子的拐角处，冷不丁蹿出一个人，唬了一跳，定眼一看，见是一个乞丐，蓬头垢面衣不遮体，似人非人似鬼非鬼，却并不向她乞讨，而是有腔有调的哼着“巧了巧了，事事皆巧了”，径直往东而去。娘望着他离去，心想：“却原来是个疯子，真是可怜。”见他忽然一个拐弯不见了，这才一面叹息一面急匆匆的去找赵坤。忽然，就听有人问：“大娘，您这火烧火燎的干啥去？”忙抬头，却是巧儿笑吟吟的立在面前，就说：“是巧儿啊，我去找赵坤，你治国哥害头疼病都两天了，打针吃药总不见好。”没说完，巧儿早已边说“那大娘您快点去吧”，边一路小跑来到我家，进了院子又故作镇静的扬声问：“有人吗？”心中暗自祷告老天爷没有让一个人看见她刚才那失魂落魄的样子，要不然人家准以为她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如爹爹直挺挺的在那儿压着气儿呢。
二姐闻声忙从西屋里走出来，见是巧儿，倒觉得稀罕，她是很少踏进这个家门的，一年没有那么一两次。又想，你不来，也打算把你拉扯进来哩，真是巧儿了。遂堆满了笑容在脸上，开玩笑说：“哟，这不是巧儿吗，真是个大美人，就是拿到月亮上那美艳都晃得我眼疼哩！”巧儿笑道：“我晃得你眼疼，你还晃得我头晕哩！对了二姐，你咋从西屋里出来？治国哥不在吗？”二姐说：“在哩，就是得了一种怪病，光头疼，其它毛病没有，这会儿躺在床上打滚哩。”巧儿收敛了笑容说：“是吗？疼得有多厉害，还打滚？”径直走进西屋，二姐随后跟进来。
我恍惚听说巧儿来了，心中一阵狂喜，感觉不到了头疼，只觉得身轻如燕，骨碌一下就坐起来，展眼一看真是巧儿，便一把抓住她的手说：“这些日子你都跑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找！”说着竟然是泪如泉涌。巧儿先是不自然的红了脸，局促不安，及至见了我这般，刚刚平息的情感一下子涌上心头，鼻头一酸，一对凤眼里便窝了两汪清泉，柔声说：“俺表姐出嫁，我去她家里帮忙去了。回来一听说你病了，这不就来了么。”我说：“你骗人，这三伏天，谁家嫁闺女娶媳妇。”巧儿说：“有的，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人看中了这一天是好日子，就有人看中了那一天是好日子，不一定的！”我一时没了词儿，可仍握着她的小手。
二姐便轻咳着说：“治国你真是病糊涂了，巧儿这双手哪里是你握得的，要是被人家看见了，岂不是玷污了巧儿的清白！要是淑华妹妹知道了，又该咋想哩！”我无理的说：“我不管！”巧儿说：“要是握着我的手这病就好了，我情愿他你握着。就算郑淑华知道了，也该感谢我哩！”二姐说：“就是，你握着她的手这病不还是好不了，还是快松了吧。”我说：“你咋知道好不了，好了，头不疼了。”二姐说：“又说胡话了。”一语未了，赵坤开着大篷车载着娘回来，随后父亲也回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把我架到大篷车上送到县医院，做了脑电图又做CT，愣是没有检查出病来，那医生就说：“到省城去看看吧。”父亲就要把我往省城送。我好说歹说，又做了各种动作来证明我的头的确不疼了。
父亲和娘将信将疑的拉我回家，细心观察了几日，见我精神清爽面色红润不像是头疼的样子，遂放了心，暗中揣摩我的头疼病来的蹊跷，去的也怪。娘想起那乞丐哼的歌，就学给父亲听，说：“难道说治国这孩子真和巧儿是前定的因缘？要是这样，倒也不错，巧儿那孩子打小我就挺喜欢的。”父亲说：“一个疯子的话你也信！哪儿有什么前定的因缘！病来病去是多正常的事！眼看淑华和治国就成了，你别无事生非！”娘就不言语了。
一晃又过去了几日，太阳仍是毒辣辣的，偶尔飘来一团黑云，也只是匆匆过客，并不留下一点痕迹。父亲指挥着村民配合乡里派下来的打井队日夜在田间地头打井。沟里也来了水，有地靠近沟的村民争抢着浇地。就有几家有大篷车和灌溉器具的村民在浇了自家的地后以浇地为名敛财，且凭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出三六九等来，偏有爱钻牛角尖心肠耿直眼里不容沙子之人心存不忿，当面质问：“凭啥都是一亩地你收他十块钱却给我要三十？”机主就说：“凭啥？就凭这一套是我的！别说我要他十块钱，就是倒贴十块钱，我乐意，你管得着嘛！”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就面红脖子粗粗门大嗓的争吵起来，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