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潜力成为世界名记的郝惟锁，经过为期三天的培训，信心满满地正式上岗，成为报社的一名见习记者。以前没有做记者的时候，特别羡慕记者到近乎于崇拜。
学生时代，我闭门造车，也能写几首歪诗，整几篇酸溜溜的散文，隔三差五在校报上发表几篇涂鸦之作，便觉得做记者还真不是多难的事情。等到真的入了行，才发现记者这职业其实不简单。
报社里有几个记者整天像个浪荡子似的，出去晃悠一圈，回来后对着电脑噼里啪啦敲一会，就整出来几篇稿子，然后又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知道晃悠到哪里消遣去了。
望着这几个二流子般的记者，我们几个新来的又是羡慕又是佩服，太神了，这几哥们真是太神了。这种崇拜感，一直等到过了很多年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做记者的，采访、约稿那是基本要求，如果不能出去晃悠几篇稿子回来，也就大可不必干记者这行了。真正的记者应该非常严谨，所以二流子样的记者，水平也就永远不会高于二流。
羡慕归羡慕，我们几个初来乍到，依葫芦画瓢，试着出去采访，结果什么线索也找不到，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晃悠几圈后，自觉心里发虚，只得低着头溜回报社干瞪眼。晃悠了几天后，我们干脆龟缩在报社哪里也不去，这样好歹还能有一点存在感。
我空虚寂寞地在报社坐了几天枯禅，忽然灵机一动，寻思做记者的需要主动出击。既然社会存在不少的阴暗面，我决定行使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做一系列的披露报道。我把系列报道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做“灰色地带 城市调查”，并且毫不犹豫地将报道首站定在健康人医院。
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想到就去做。我准备好录音笔，把它藏在口袋里，走进了健康人医院。我无视导医小姐别有用心的微笑，轻车熟路地来到男性科。来之前，我特意改了发型、换了服装。胖老太太果然如我所愿，完全不记得我了。她依然语气斩绝地命令我脱裤子。尽管早有准备，我依然惊得全身一抖。当我一狠心再次脱下裤子，等着老太太的手来扒拉的时候，她看着我那玩意，忽然犹豫了一下。
我吃了一惊，莫非这老太太虽然不认得我的脸，却对我那儿印象深刻？胖老太太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我的脸，但是却仔细研究过我这个可能患病的部位。她真要从此处认出我来，倒也并不奇怪。不过，幸好男人那玩意再有特征，也只是大同小异，不足以区别身份。胖老太太虽然略显犹豫，却没放在心上。
之后的程序与之前如出一辙，交钱、检查、开处方。我一边心疼我交的检查费，一边耐着性子与胖老太太周旋。等到我认为获得了所有该获得的信息时，我头也不回地离开健康人的男性科，一溜烟杀回报社，开始整理稿子。
我把何平在学校小超市说过的话处理成为某读者的投诉，然后把我的亲身经历处理成记者暗访。
几个小时下来，一篇有理有据、文情并茂的稿子宣告成型。这时候，我的老师刚好回到报社。尽管组织上给我安排了一个老记者做老师，不过他从来没有和我交流过半句经验心得。话虽如此，我的稿子还是必须得交给老师把关。于是，我得意洋洋地把稿子上传到稿库里，请老师帮我看一看，提提宝贵意见。我貌似谦虚地请老师斧正，内心却不无得意地想，这下你该对我刮目相看了吧？
没有想到，老师只看了导语的几个字，就浑身一哆嗦，连稿子也不看了，转头告诉我这篇稿子肯定不能发。
我愣神了一会，心里有点恼火：这人人品只怕有问题。平日不指点我不说，现在看到我自力更生，采写了这么高质量的稿件，居然还想变着法让我发不成稿。这是什么居心？我的脸色和语气显得有点不耐烦：“为什么不能发呢？”
我的好老师注意到了我的脸色，就弱弱地问了一句：“你知道健康人每年在我们报社投多少广告吗？”
我一听，更加火冒三丈，语气就变得强硬了：“新闻媒体不是有舆论监督的权利吗？健康人医院这样变着法子坑患者的钱，它就是投再多的广告，我们也应该予以曝光，提醒市民不要上当，不是吗？”
老师被我唬得一愣一愣的，他沉默了半晌，告诉我：“这篇稿子我看不了，你还是直接交给主任，请他帮你看看吧。”
综合部主任名叫王永，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是个斯斯文文、貌不惊人的中年人。我把稿件传到他稿库不久，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跟我探讨起新闻业务来：“郝惟锁，你到报社上班有几天了吧，感觉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