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实施严格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已经过了20多年。通过限制一对城市夫妇只准生1个小孩，绝大多数农村夫妇最多只准生2个小孩，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开始逐渐降低人口增速，然而当前政府必须找到方法来解决计划生育所带来的副作用--巨大的性别失衡，有破坏稳定的潜在力量。统计局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发布的结果表明：整个国家新生婴儿男女比例是117:110。性别比例的失衡在某些地区更严重，比如南部的海南省已经超过135:100。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不难理解。当夫妇们都能自由生5、6个孩子的时候，男女性别比例就是自然产生的；当限制到1个或2个时，他们就会钻体制的空子来生男孩。一对夫妇如果生了女孩也许不会注册，寄希望于下次能生个男孩，这种情况还算是好的，让人焦虑的是广泛使用的性别选择性流产。目前借助廉价且有效的超声波设备得知胎儿性别在整个中国很普遍--尽管这种行为是违法的，知道性别后随之产生的流产是很容易进行的而且在中国没有相关禁令。
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担心没有足够数量的女性，社会要如何正常运转。鉴于中国未来将会产生大量单身男性，美国杨伯翰大学的教授瓦莱丽赫德森表示担忧不已。在即将发表在哈佛大学学术期刊《国际安全》上的一项调查中，她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未婚男性就可能导致更多的犯罪、动乱和暴力事件。赫德森女士认同性别失衡只是引起暴力犯罪事件数量的其中一个因素，她指出到2020年中国不满的未婚男性可能会达到三千万，而他们可能会成为“国内政治革命的导火索”。她说：“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有影响。政府可能决定采取武装冒险主义把这些多余的男性当作武器，而且积极的希望看到他们为追求国家利益牺牲生命。”这事实上是个很可怕的想法。
女儿和儿子都是宝贝，请手下留情！
【标签】印度人为干预性别选择性别比例改变观念
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出炉，几乎各项指标都令人满意。文化程度有所提高，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延长，家庭规模趋于稳定，但还有一个情况严峻的例外：2011年，印度六岁及六岁以下男女儿童的比例为1000:914。
如果没有人为干预，男孩只会略多于女孩。如果将实际出生的女婴数量与性别比例正常时应该出生的女婴数作个比较的话，那么印度每年少存活了60万女婴。中国的性别比例更加失调，但目前已稳定下来，而印度的性别比例在过去几十年、甚至现在也依然在不断变大，性别选择正渗入印度过去并没有这种做法的部分地区。
印度的性别比例表明，性别灭绝并不只是独裁和贫困地区的特征。印度和中国不一样，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可以归咎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部分地区很穷，但单是贫困并不能解释印度人对生儿子的偏好。性别比例最失调的几个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都属于最富裕的地区，这说明失调的性别比例不会仅仅因为财富或政府政策而恢复正常，但它确实是可以调整的。
父母选择堕掉女胎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或是不爱女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要生儿子（一般是由于社会原因），他们还希望家庭人口不要太多，那么就要有所牺牲了。超声波技术确保了被牺牲掉的是一代未出生的女儿们，因为它能告诉父母胎儿的性别，于是性别选择就随人们教育和收入的改善而愈加严重，更富裕、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更可能想少要几个孩子，也更有能力承担超声波扫描的费用。
虽然单个家庭进行性别选择可以理解，但这对一个国家来说却是灾难。这是对女儿不如儿子值钱这种观念的极端体现--这种信念对女性和下一代来说都很具杀伤力，因为更健康、受过更好教育的母亲会培养出更健康、受更好教育的孩子。
如果性别比例保持稳定，2011年消失的60万女婴意味着，18年后印度将缺少1千多万新娘。如果一个社会有大批年轻的单身汉，抢劫、强奸、贩卖新娘等不法现象将会愈演愈烈，而且，因为在中国和印度，社会阶层较高的男子比之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男子更容易娶到妻子，单身汉这个社会问题在最贫穷的人群和（印度）最低种姓阶层中将会像淤泥一样逐渐堆积，这不但不公平，而且极具破坏性。
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假以时日，该问题可能会自动修正。该国20世纪90年代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现在却趋于正常。在印度，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女性识文断字、改善总体健康状况、提高女性就业率（正）逐渐重新定义母亲的角色，从过去只是生养孩子变成抚养孩子。2011人口普查结果可能表明，印度已经开始反思。”在最重男轻女的地区，性别比例失调状况也有所改善，但政府需要加快这种进度。
值得称赞的是，印度和中国正努力这么做。例如，印度禁止仅以鉴定胎儿性别为目的的超声波扫描，有性别选择的堕胎在印度是非法行为，但单靠强制性法律并不能减少性别灭绝的现象。在中等收入地区，超声波扫描正成为基本的产前检查环节，政府不可能禁止父母了解自己孩子的性别，如果政府严打合法流产，这些家庭会去做非法流产手术--不顾这位母亲的生命安全，同时要牺牲掉她未出生的女儿。
更为有效的办法是说服这些父母：女儿和儿子一样宝贝。政府很难改变社会观念，但保证女孩享有公平的教育，保证女性享有公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那是孩子，不是垃圾！
--重男轻女，世上有那么多男人的后果
【标签】重男轻女弃婴性别选择残杀女胎
1978年，医学院毕业的普尼特·拜迪开始工作的第一天，他走进德里LokNayakJayaprakashNarayan医院的产科病房，看见一只猫蹦跳着从他面前跑过，“嘴里衔着一团带血的东西”，“那团东西湿乎乎、乱糟糟的，上面满是血，像我的拳头那般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他陷入了对往事的沉思，没多久，他便看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在床边一个平时用来盛放待处理废弃医疗器具的盘子里，躺着一个5、6个月大的胎儿，身下是一滩血。他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一位护士，接着又告诉给一位医生，但当班的医护人员似乎对此无动于衷。《科学》杂志作家MaraHvistendahl十分关注此事，一方面，为什么要草率地堕胎？另一方面，他们为什么不能把胎儿更认真地处理一下呢？还是护士一句冷冷的回答道破天机：谁让她是个女孩呢。
因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是世界上一种最严重的、但又最难引起人们注意的灾难。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但在其他国家（不论穷国、富国）以及各大宗教（如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社会中都有这样的做法。因为男性在幼年时代更易受到疾病的侵袭，所以自然的男女性别比为105：100，等他们到了婚嫁的年龄，男女比例就大致相当了，然而，中国目前的男女比例为120：100，而印度为109：100。
东亚和南亚“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常普遍。家庭需要一个男孩来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养老送终。Hvistendahl女士对此说法颇不为然，她认为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一些最富裕、最开放的地区的男女性别比率最高，按照她的说法，性别选择的技术先是由西方人发明并用作人口控制手段的，后来由西方捐助者和美国军官传到了东亚。
辨别胎儿性别的超声波和其他技术一开始被用于诊断设备，帮助那些因患有血友病等与性别相关疾病的人们能怀上健康的孩子，1960年这种方法在美国大受欢迎。“超生设备，了解孕情不再靠猜想”上了一家报纸的头条，“控制生命：大胆实验，生命有望再增几十年”成了另一家报纸的头条。
但二十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越来越感到担忧（甚至是歇斯底里）。政策制定者、人口学家以及军事人员都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对于人类是唯一的最大威胁，立竿见影的解决之道就是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保罗·埃尔利希，他的《人口爆炸》上了1968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书中，埃尔利希先生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父母们在得到朝思暮想的儿子之前生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孩。他认为，要是能够保证这些父母们能尽快地生出儿子，前面的几个女孩就没有必要生，那么人口增长的速度就会慢下来。于是，性别选择变成了阻止“人中过剩”这场战斗中的有力武器。
但西方决策者的痴迷想法怎么变成了蔓延亚洲国家残杀女胎的屠刀？Hvistendahl女士认为，跨国援助是一部分原因。二十世纪60年代，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全印医疗科学研究会300多万美元，帮助他们在亚洲率先进行羊膜穿刺实验。一开始是为了发现基因异常，后来变成了胎儿性别鉴定。当时，印度是世界银行的最大客户，世界银行以人口控制为条件向印度提供健康项目贷款。
另一原因也很重要，在40~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韩国这样一些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亚洲国家，美国军官把堕胎看成是人口控制的精选武器。美国援助机构（USAID）为移动诊所提供吉普车，四处为韩国人做堕胎手术。韩国一度将其健康预算的四分之一用于人口控制，1977年首尔的堕胎手术创历史纪录，堕胎与婴儿出生的比例达2.75：1。“如果不是政府允许这样随意堕胎的行为，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一位社会学家发出质问，“我认为性别选择性堕胎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Hvistendahl女士关于西方帮助亚洲国家创造条件开始性别选择等鲜为人知的故事是可信的，但她过于强调西方的作用，不能确定这种做法在中国、印度如此普遍的原因。中国带有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是1970年末开始实施的，当时正值中国文革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刚刚起步。这一阶段，中国还很孤立，并且开放的程度不大。中国对于西方的建议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很难获得当时的资料，于是也就很难确定西方对中国性别选择的影响有多大，但西方对于中国“一孩政策”的影响似乎也不大。西方在印度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最终印度有些人用它来反对、而不是支持性别选择。来自印度医学科学院的一名支持性别选择性堕胎的博士承认“这可能是西方人不能接受的”。
